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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三国韬略-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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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顺势。刘备对待附属、民众,让人有仁至义尽之感,打着汉王朝的复兴旗帜,很能吸引大众,他所注重的是对社会舆论的顺向追求。曹、刘的壮大,与其实施顺逆韬略有很大关系。曹魏灭蜀汉,东晋灭东吴,势如破竹,不可阻挡,根本原因即在于以顺击逆。

逆取顺守的韬略原则,由庞统在策划夺取益州的战略方案中点破。《三国志》所引《九州春秋》一书记载这样一段史实:

(庞)统说(刘)备日:“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备曰:“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统曰:“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备遂行。

所谓逆取,指违背社会传统规范,以武力夺取。而顺守则按照社会规范,予以善后处置。逆取均为暂时之行,权宜之计,靠顺守加以弥补其本身的缺陷。三国韬略家的逆取顺守韬略应用得均十分巧妙,曹魏代汉,司马氏代魏,刘备入益州,孙权据江东,无不运用这一韬略原则。

至于顺水推舟的韬略原则,运用的广泛程度就更大了。仲长统著《昌言》,已阐明顺势者昌的深刻道理,从理论上总结了顺逆韬略的重要原则。在实践上,小到曹操杀弥衡、司马昭害嵇康,大到曹丕称帝、司马炎登极,均使用这一原则。

逆风行船的韬略原则,不是普通人所能使用。冀州刺史王芬谋废灵帝,为逆时而动、逆风行舟,结果身败名裂。毋丘俭、诸葛诞等反魏,亦属此列,无不一一败亡。但韬略家们几乎无不使用逆风行船原则,并且有取得成功的大量实例,原因在于所逆之风不是时代的旋风、主流,而是个别的困难、厄境。其中最突出的,要数猇亭之战后,诸葛亮对东吴外交关系的恢复。蜀汉国主刘备白帝城之死,系被陆逊战败所致,国人之愤,将帅之怒,可以想见。但诸葛亮从全局出发,忍痛复交,承担着巨大的舆论压力。诸葛亮坚持隆中路线、蜀汉国策,逆风行船,坚定不摇,从而力挽狂澜,改善关系,使蜀政由乱到治,蜀国由弱转强。

实施顺逆韬略,要求决策者本人的素质达到很高的标准。他们必须目光远大,洞若观火。心胸开阔,包容万象,敢于同陈腐之见、个人感情相决裂,敢于开时代的先河和风气。因为顺逆韬略的成功运用,必须有同时代共俯仰、与潮流俱起伏的真知灼见和胆识气度。

划向黑洞的闪电:明暗论

根据三国时代明暗韬略的实践,在理论上可以作三个方面的分类和总结。

首先,明暗韬略中的明,属于公开的、显而易见的活动;暗属于秘密的、隐藏不露的活动。韬略家们运用明暗的原始状态,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这种意义上的明暗韬略,是以明暗的原始状态去服务于军事、政治、外交。三国以前,人们就已总结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明升暗降,明助暗损等原则。三国时期,这些原则被使用得更加广泛、频繁和巧妙。东汉末年,张角发动大规模的反朝廷起义,以太平道来作为掩护,在合法的状态下从事“非法”活动,就是利用明暗韬略的一个绝好范例。统治者以为张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谁知张角使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韬略,瞒天过海,“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 张角一声令下,“天下响应,京师震动。”(《资治通鉴·卷五十八》)刘备、庞统率军进入益州。明处是替刘璋解决北部边防的危机,而暗处则运筹帷幄,夺人地盘。陆逊袭关羽,明处卑躬屈膝、暗地里磨刀擦枪,准备大动干戈。曹操明尊献帝,暗除枝叶,以清君侧,展开颠覆活动。钟会、邓艾攻灭蜀汉后,矛盾尖锐化,司马昭明处派兵协助钟会,暗中却以此军箝制钟会……明暗如同形影相随,声音相和,发挥着极其特殊的作用。对立者稍一不慎,就会有覆舟灭顶之灾。

三国时期,明暗韬略的第二个类型是对于智力的评判。明代表了智慧所达到的—定高度,表现着对于哲理、事理、物理、情理的正确、深入的认识;而暗则相反,昧于道理,拙于见机,反映了识见的平庸,目光的短浅,智力的低下。在这种意义上,以明击暗,百战百胜。三国时代明暗韬略的实施,区别于其他时代的最大特点,在于不是以一人之明,一己之智来克敌制胜,而是重在智囊决策和营造智囊团。

实际上,东汉末至三国,各大政治、军事集团周围均云集着一批高层次的智囊,由于各集团中核心决策者的素质不同,使得这些智囊人才发生聚合分散的变化。这些人才的走向,形成了各派势力的消长变化。原先,董卓控制了朝政,因其无道,使得智囊人才星散,关东联军势力壮大,董卓集团由明转暗,终于变得众叛亲离,身败名裂。袁绍在起初阶段实力雄厚,大可作为,只是他奋一己之智,埋群贤之明,终于成为曹操的手下败将。曹操有自知之明,知人之智,网罗群英,广蓄智囊,以明击暗,势力大盛。然终以未至大明,或失智囊于交臂,或泄私愤逼杀智囊,明中之暗,使其霸业受到了限制。刘备、孙权等人,莫不是得智囊投明弃暗,使霸王之业蒸蒸日上。

三国时期明暗韬略的第三种类型或内涵是,明表示一种表面的、暂时的、虚假的状态,而暗则反映一种深层的、长久的、真实的意向。这种内涵,可概括成韬光养晦、和光混俗等原则。刘备在曹操面前的掩饰、司马懿在曹爽阵营中的伪装,均是运用这一类型的明暗韬略,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明与暗的关系,有着多种不同的形态。可以是对立的、对抗的关系,如以明击暗,弃明投暗。也可以是互动的、依存的关系,如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可以是相互渗透的关系,如明升暗降,明助暗损。也可以是相互转化的关系,如以明为暗,以暗为明,装聋作哑,韬光养晦。

三国形势的变化,历史发展的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抗集团决策者对于明暗韬略的认识和作用。明者以天下人之听为听,以天下人之视为视,兼听则明,虚心则明,故能由弱转强,反败为胜,而暗者则刚愎自用,固执已见。

明暗韬略在三国时代的发展,在于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明察秋毫,洞若观火,才能积极创造条件,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找到接近目标的捷径,夺取胜利。而暗弱无能,纵有铁打江山,也必败无疑。ZEi8。Com电子书

制人而不制于人:先后论

先后韬略的运用,往往与能否迅速达到目标直接相连。正因为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所以三国韬略家们均将其作为重要的致胜手段而加以使用。

三国韬略家注重在三个层次上使用先后韬略。

首先,是运用于对时机的认识。先见为明,后识为暗。先知为哲,后觉为凡。在这一层次上,先为贵,后为贱。著名的韬略家,无不具备远见卓识。董卓之乱后,荀彧弃官归家,对父老乡亲们讲:“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而乡人怀土,犹豫不决,只有荀彧率领宗族到冀州。后来,董卓派遣李傕等将领出兵关东,所过之地,多所虏略,直到颍川、陈留,荀彧乡人当时被杀死的很多。此外,荀彧预见董卓必败,指出:“卓暴虐已甚,必以乱终,无能为也。”作这一断语之际正值董卓威临天下,不可一世之时,此后,果如荀彧所言,董卓身败名裂。荀彧单身见郭贡,分析曹袁优劣的“四胜”之论,寝曹操九州之议,无不识于机先。荀攸发奸吏,和袁谭,贾诩力劝张绣降曹操,刘备识民心,诸葛亮测形势,孙权知虚实,陆逊料兵势……先见致胜、致福、致成之例,不胜枚举。决策者、韬略家思想认识的深度、广度,决定了个人或集团的前途、命运。先识者部署在先,行动在前,往往轻而易举地击败后识者。曹操击袁绍之子,而敢于不顾刘表的釜底抽薪,击刘备而敢于不顾袁绍的长驱直入,刘备取益州而敢于从容部署等重大决策,都是建立在对手的后识、缓识、误识和无识基础上。

其次,是运用于决策程序之中。“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吕氏春秋·先己》) “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兵法·形篇》)三国时期,各大集团在决策程序中,使用先后韬略是极其频繁的。决策者大量搜求智囊,成为三国争霸的一大特征。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均在事先经过多次反复的谋划,而后付诸实施。相反,那些不善于运用先后韬略的决策者,往往临时断决,仓促应付,缺乏周密的磋商,其结果无不失利。即使有少数偶而成功的例子,也帮助不了他们取得最终的胜利。

第三,是运用于行动过程之中。在一般情况下,先发制人原则往往收效更大。曹操、臧洪、郑泰、刘劭、胡质、钟会、张昭、周瑜、庞统等韬略家,在这方面均有成功的实践。先发制人,往往出人意料,夺人先机,争取主动,获得优势,在敌手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已经制他们于被动,甚至于死地。决定先发,需要有第一、二阶段先后韬略的奠基,只有认识超前,谋划超前,才能保证行动上先发的成功,否则,先发之举就可能成为轻举妄动,盲目行事。而与先发制人的情况相反,后发制人则往往更具打击力,因为先发是基于认识与谋划的超前,是与对手抢夺时机等有利条件。后发则基于对敌方薄弱点的制约,更多的是对敌方已有优势或实力的反击。吕蒙、陆逊袭荆州、陆逊败刘备、司马懿制曹爽、司马昭防钟会等,均是很著名的后发制人范例。

先后韬略的三个不同层次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往往是综合、交叉、连续使用的,无论是哪个层次、阶段,这一韬略的核心和目的均在于制人而不制于人。在时机面前,“先即制人,后则为人制。”(《史记·项羽本纪》)在严峻而复杂的形势面前,先思后行,万无一失。在具体的行动过程,先后随时,动静无咎。在三国韬略家眼中,可以采用先下手为强之法,又可用后来居上之计。群雄争霸,三国鼎立,谁也不会输给谁,其全过程,就有先后韬略的重大影响存在。董卓、袁绍先强后弱,曹操、孙权先小后大。刘彰先居益州之地,刘备后来占据其境,…… 先后韬略实际上起着转移空间、掉换主客、改变胜败的非凡作用,因而使得一切行动都能游刃有余。而不致于进入死角,受制于人。

除了在认识、谋划、行动中使韬略主体具备全面的、整体的思维方式之外,三国韬略家还特别注重先后韬略的另外一大侧面,即其思维的内容。军事上,究竟是先攻后守,抑或先守后攻;先声夺人,抑或后发制人。先内后外,还是先虚后实。外交上是先合后分,抑或先交后离,政治上是治道为先,抑或征伐为先;立本为先还是以末为先……一旦将先后韬略的形式与内容巧妙地结合到一起,就能打出一个新天地,就能转危为安,起死回生,就能稳步、迅速地接近既定的目标。

春风化雨:情理论

由于韬略家们的超前意识和深邃见解距离眼前的问题较远、较深、较晦,一般人难以立刻接受,在这种情况下,韬略家们从情感与道理两个方面出发,阐幽释微,打动对方,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计策。三国时代的韬略理论体系中,情理韬略占有较大的比重,是人们经常使用的利器。

情理韬略的核心定理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作为人类所特有的主观体验,情感是各种交往、交流的重要通道,对人的思想和行动起着带有决定意义的指导作用。三国韬略家们发现了这一通道,就从中输送各种信息,改变对方的初衷,使其能按照谋方的意图办事。

情感之所以具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实质上蕴含一个深刻的原因,就是情感一旦表达人类的共同要求、愿望、心理和认识等等,便能够发出强而有力的冲击波,引起对方的共振。正是这一共振所形成的震撼力,唤醒人们的良知,从而改变其思想和行动。

韬略家们在动之以情之际,往往随即晓之以理。这种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的理,具有无限力量,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迷者不知,胡作非为,轻举妄动。一旦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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