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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山南水北_韩少功-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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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奈之下,蒋子丹把我和妻子召去,千言万语培育我们的爱犬之心,甚至说到了托尔斯泰和昆德拉的狗,其目的不言自明。

    我倒没什么,养条狗就养条狗吧。虽说出外遛狗时稍有犯罪感,好像自己已经穿戴着小礼帽和长马褂,成了呼鹰走马蓄鸡斗虫的纨绔一类,但硬着头皮,顶一顶也就过去了。“受人之托”和“组织摊派”之类的废话,后来也用不着再说。但我妻子从小就怕狗,更有酷爱整洁的毛病,卫生专制主义之下,几无三毛的活路。她闻到三毛的气味时要说三道四,扫到三毛的毛发时也要说三道四,见三毛跳上沙发或者床铺,更似天塌了一般,怒不可遏,声色俱厉,一心要消除这个置全家于万劫不复的乱源。最后,她逼着我联系了另一家,一定要把三毛送走。

    送走之前得把三毛洗刷一番。蒋子丹来给它洗澡,洗着洗着叭嗒一声,眼泪就掉到了澡盆里。我妻子吓了一跳,不看僧面看佛面,等三毛洗完了澡,不再提送走一事,任我含含糊糊地把小狗窝藏下来,算是不了了之。

    我一直相信三毛可以听懂人语。我们后来到乡下,一说到老鼠,它就去看老鼠洞;一说到鸡,它就往鸡埘里跑。所以我相信它一直听懂了我妻子的数落,听懂了妻子对我人犬不分同流合污的的各种谴责。每到这时候,它就缩头缩脑,下巴紧贴前爪,一付等着挨骂的呆样。要是郁闷升级,就夹着尾巴钻到木柜下,赖在一道夹缝里久久不出来。

    妻子说,它挑食的毛病是我惯出来的,跳上椅子和沙发的毛病也是我惯出来的,一见主人出门就要跟脚的习惯更是我溺爱的恶果——只差没有说它对母狗耍流氓也是有人教唆了。为了不让它跟脚,我后来出门时总要扛一把锄头,以示这次出门没什么美事,不过是上地干活,流臭汗,受大累,一点也不爽,这才让它半信半疑放我一马——虽然我一拐弯就把锄头弃在路边,道具用过了就扔。

    妻子觉得这种哄骗更是可笑无比,说不准跟就是不准跟,玩这一套把戏做什么?你对女儿也没有这样惯过!

    “隔辈亲么!”

    “你胡说什么!”

    “我胡说什么了?”

    “你说了什么,你自己知道!”她的意思是,她被迫当了一回狗娘也就算了,但决不能当狗外婆,不能把女儿也扯到这臭哄哄的关系里来。

    好几年过去了,妻子渐渐接受了三毛,虽然还有一脸严肃的原则性,镇得三毛不敢乱说乱动。但她说到它的时候也经常冒出“我们家三毛……”一类口白。

    这一天,我们走在山路上,惊动了前面一只野鸡,扑拉拉从草丛里飞出来。三毛全身一震,撒腿狂追,拉成一道白线飞射而去,但射到那里就没有下文,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们赶上前去一看,发现刚才它是一步扑空,不知草叶下伏有危险,竟坠落到高高的陡壁下去了,正在那里哀嚎。那里是密密的杂林,山势既陡,又没有路,一旦它乱钻,那么不是滚到山坡下,就会迷失在密林里,最终成为猛兽的美餐。

    我命令它不要动,不要动。大概我的声音太急迫,反使它更慌张,急急地四处试探出路,眼看就要误入绝途。

    我抓住一束茅草,准备把自己放下去。妻子说,你这么重,等一下哪个能把你拖上来?我到哪里去给你找起重机?这一想,只好换上她。她平时最厌恶狗的肮脏,但关键时刻演出了三娘救子的勇敢一幕。她在那一刻既不怕蛇,也不怕虫,更不怕摔,钻进叶片锋利的茅草丛,顺着一条暴出土的树根溜下去,一把将慌慌的小狗抱在自己胸口。

    在我的印象中,狗它娘的挺身而出不止这一次。第二次则是在冬天。我们乘飞机去海口,把三毛装进狗笼,交付民航货运,价格倒也不贵。我们抵达海口已是夜晚,到货运处等了好一阵,发现领货的人都走光了,三毛却没有在预定的航班上。妻子有点急,要货运处人员查查,但对方打了好几个电话,还是找不到三毛的下落。这就是说,现在不知它上了哪架飞机,也不知它去了哈尔滨还是乌鲁木齐。“什么货运,你们骗钱!你们白吃饭!……”妻子勃然大怒,把柜台拍得叭叭响,像只冲出牢笼的母大虫,一点风度也没有了,一点思想品德也不讲了,差一点就要跳到柜台里去拼命。“它会渴死的!它四五个钟头没喝水了!受得了吗?你们答应了随机到达,现在倒好,一问三不知,算怎么回事?告诉你,今天不找到三毛,我跟你们没完!没完!……”

    我平生第一次看她发这么大的火。

    幸好柜台那边的男士也养过狗——这是他事后告诉我的。他没有计较女客户的急躁和粗暴,又打出了几个电话,最后长吁了一口气,说好了,找到了,狗就在下一个飞来海口的航班上,半个钟头以后降落!

    妻子这才嘟嘟哝哝,不再口出恶言。

    三毛最终是死在海口。没有查出什么病,它就是不进食,一天天消瘦下去,直到油尽灯枯。因为是一只捡来的狗,我们不知它的确切年龄。兽医摸过它的牙齿,说它至少有十一岁,也就是说活到高寿了。作为一条曾经流浪过的狗,作为一条没有什么名贵身份的也不是特别聪明能干的狗,它大体落了个善终。

    面对它目光深处最后的期待,我没有能力相救。

    它死前的最后一个动作,是卧伏在我的一只布鞋上,发出沉重的喘息声。它是要最后抱住主人鞋上的体温和气息?还是想随着这只鞋子继续旅行?我不得而知。我一直抚摸着它,直到它的目光完全凝定,渐渐熄灭。

    我把它葬在一棵老榕树下,把它的照片扩印了几张,一张留在海口的家里,另一张带回了乡下,置于一个朝向窗外的书柜。我相信,它那双直楞楞的大眼睛,一直在寻找熟悉的花草,蝴蝶,飞鸟以及大黑牛,还有它曾经朝夕相处的咪咪。它是更喜欢山中生活的。这从它每次随我进山时的欢天喜地可以看出来。它下车前就东张西望跃动不安,一旦下车就撒腿狂奔热情万丈,看到牛或者马一类新奇活物更是摇尾不已大呼小叫——虽然有一次大黑牛飞起一脚,把它踢成了一道空中的抛物线,最后落在水塘里。

    我总觉得它的尾巴又快活地摇动起来——在相框之外。

    我相信,我将来到另一个世界去的时候,这家伙也会摇着尾巴,直楞楞地认出我,在那个世界的门口迎接我,结束我们短暂的分手。想到这一点,想到前面的迎候者不但有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还有这样一对熟悉的眼睛,我就觉得那一天没什么可怕。那一天甚至是快活的时光,最终执手相聚的日子。不是吗?

    蒋子丹正在写一本关于动物的书,其中也写到了三毛。第二年的一天,她到我家蹭饭,大概因为写得兴奋,便兴冲冲介绍她笔下情节,关于三毛如何游泳,如何抓老鼠,如何被乡下的大黑牛狠踢了一脚。在这个谈话的过程中,妻子一直在厨房里做菜,好像没有听见。等到上菜,盛饭,开吃,她还是一声不吭,好像桌上的话题与她完全无关。到最后,当蒋子丹说到三毛差一点在机场丢失,妻子突然忍不住大声打断:“求求你们不要再讲——”

    我吃了一惊,回头看她,发现她后半句哽在半张开的嘴里,脸已经扭曲变形,眼里闪动着泪水。她放下筷子,捂住嘴夺路而去,扑进了卧房。

    我们一时手足无措。

    等她擦干了泪水,重新回到饭桌,我们默默地吃饭,不再说那个小小生命。我们开始说陈凯歌和张艺谋的新电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山南水北感激

    将来有一天,我在弥留之际回想起这一辈子,会有一些感激的话涌在喉头。

    我首先会感谢那些猪——作为一个中国南方人,我这一辈子吃猪肉太多了,为了保证自己身体所需要的脂肪和蛋白质,我享受了人们对猪群的屠杀,忍看它们血淋淋地陈尸千万,悬挂在肉类加工厂里或者碎裂在菜市场的摊档上。

    我还得深深地感谢那些牛——在农业机械化实现以前,它们一直承受着人类粮食生产中最沉重的一份辛劳,在泥水里累得四肢颤抖,口吐白沫,目光凄凉,但仍在鞭影飞舞之下埋头拉犁向前。

    我不会忘记鸡和鸭。它们生下白花花的宝贝蛋时,怀着生儿育女的美丽梦想,面红耳赤地大声歌唱,怎么也不会想到无情的人类会把它们的梦想一批批劫夺而去,送进油锅里或煎或炒,不容母亲们任何委屈和悲伤的申辩。

    ……我还会想起很多我伤害过的生命,包括一只老鼠,一条蛀虫,一只蚊子。它们就没有活下去的权利么?如果人类有权吞食其它动物和植物,为什么它们就命中注定地没有?是谁粗暴而横蛮地制定了这种不平等规则,然后还要把它们毫不过分的需求描写成一种阴险、恶毒、卑劣的行径然后说得人们心惊肉跳?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自己一种富足、舒适、安全的生存,我与我的同类一直像冷血暴君,用毒药或者利器消灭着它们,并且用谎言使自己心安理得。换句话说,它们因为弱小就被迫把生命空间让给了我们。

    如果要说“原罪”,这可能就是我们的原罪。

    我们欠下了它们太多。

    我当然还得感谢人,这些与我同类和同种的生命体。说实话,我是一个不大喜欢人类的人道主义者。我不喜欢人类的贪婪、虚妄、装模作样、贵贱等级分明、有那么多国界、武器以及擅长假笑的大人物和小人物,但我一直受益于人类的智慧与同情——如果没有这么多人与我相伴度过此生,如果没有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创造,我至少不会读书和写作,眼下更不会懂得自省和感激。我在这个世界上将是一具没心肝的行尸走肉。

    现在好了,有一个偿还欠债的机会了——如果我们以前错过了很多机会的话。大自然是公正的,最终赐给我们以死亡,让我们能够完全终止索取和侵夺,能够把心中的无限感激多少变成一些回报世界的实际行动。这样,我们将会变成腐泥,肥沃我们广袤的大地。我们将会变成蒸汽,滋润我们辽阔的天空。我们将偷偷潜入某一条根系,某一片绿叶,某一颗果实,尽量长得饱满肥壮和味道可口,让一切曾经为我们作出过牺牲的物种有机会大吃大喝,让它们在阳光下健康和快乐。哪怕是一只老鼠,一条蛀虫,一只蚊子,也将乐滋滋享受我们的骨血皮肉,咀嚼出吱吱嘎嘎的声响。

    它们最终知道人类并不是忘恩负义的家伙,总有一天还能将功补过,把迟到的爱注入它们的躯体。

    死亡是另一个过程的开始,是另一个光荣而高贵的过程的开始。想想看吧,如果没有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将是一次多么不光彩的欠债不还。



 窗前一轴山水

    李陀、刘禾夫妇从美国回来,在清华大学主持讲习班,抽空来南方乡下走走。闲聊时,李陀说起了一个布拉格的故事。

    他们当时被小偷窃了钱物,幸好把小偷抓了个正着。他们本以为人赃俱在,案子可很快了结。出人意料的是,他们一到警察局,发现那里像闹哄哄的菜市场,更是一迷宫。好容易找到了管事的警察。警察发现小偷不会说捷语,称法律对此有规定,警察无权审问,只能放人,其它事以后再说。接下来,警察放走施害者却不放走受害者,称法律对此另有规定,他们作为报案人必须留下笔录。再下来,笔录和身份验证好歹都完了,他们离开时却无法物归原主。警察说,钱物是你们的,你们有权领走,但据法律规定,警察只管抓人办案,无权退还财物——这事由另一个部门管,你们得去找他们。可怜李陀夫妇是旅游者,在布拉格停留时间有限,哪经得起菜市场里的这么多折腾?其实这事还没完。因为他们后来总算找到那个摊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对方告诉他们,你们找对了地方,但你们得明白,物与钱分属不同部门管理,据法律规定,他们今天只能领走物品。至于钱,对不起,你们下一次……李陀差一点晕了过去。“你到了布拉格,就会明白卡夫卡了,就明白什么是荒诞了。”他摇着头说。

    捷克是个管制苛严的国家,不幸经过历史上奥、匈、德等多个外来占领当局以后,旧法杂糅新法,法律体系变得既繁复又古怪,闹出很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并不在情理之外。随便录上一二,大概都可成为卡夫卡和克里玛笔下的荒诞,或是哈谢克《好兵帅克》里的滑稽。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捷克作家不也就是实话实说吗?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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