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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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龄常去鲍罗廷家。她觉得同这家人在一起很愉快，因为大家都说英语并且都在美国住过。鲍氏夫妇用她能够理解的辞汇向她介绍俄国及国际革命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大大扩大了她的视野。
鲍罗廷的妻子法尼短在回忆录中谈到过两家的关系：
“到广州以后不久，我就认识了孙中山和他的夫人——容貌秀美的宋庆龄，我们并且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孙中山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善良的面庞、睿智的双目、全神贯注、强烈的事业心——这一切都表露了他非凡的人格。
“孙中山和鲍罗廷都精通英语，所以他们共事伊始就可以不用翻译。这一点（当然，革命观点的一致性就更不必多说了）极有利于他们的直接交往和友好接触。孙中山有一次竟就此开了一个玩笑，他对鲍罗廷说，殖民主义者使中国蒙受巨大灾难，可是他们的语言倒成了向中国同志传授革命经验挺不错的工具。
“孙中山经常一连几个小时地同鲍罗廷谈话，详细询问俄国革命发展中某些阶段的情况、俄共（布）的历史、1905年革命失败的原因、凯歌高奏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准备的情况等。他对列宁生活的细节也很感兴趣，例如列宁侨居国外时怎样工作（鲍罗廷曾于1904年与列宁一起侨居瑞士）、怎样培养革命者、如何研究多种学科和学习外语、如何出版和编辑《火星报》等许多情况。”
（她在回忆录开始时曾写道，鲍罗廷告诉她，孙“热情地迎接他，长时间地询问列宁的情况，不仅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而且以医生的口吻关注伊里奇的健康。孙称列宁为中国最好的朋友。）
“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对我们家人和各苏联顾问也很真诚、友好，她积极参与丈夫的政治工作。我们与她谈话也不用翻译，因她的英文极好。宋庆龄向我讲述了关于中国妇女的许多有趣的情况，介绍我认识了社会各阶层的一大批妇女代表。……
“孙中山与鲍罗廷的友谊与共同工作一直持续到这位伟大的中国革命者生命的最后时刻。当孙中山因胃癌和肝癌病卧北京、生命垂危之际，宋庆龄和鲍罗廷一直守护在他的病榻之旁，孙把遗嘱和致苏联遗书交给了鲍罗廷。”①
①见前引达林书，第141页。
在防务方面，孙中山在10月间再度视察虎门要塞的加固工程，这次陪同他的除庆龄外还有新来的苏联军事专家。
在这些专家中，最杰出的是瓦西里·勃柳赫尔，他在中国用的名字是“加伦”。后来，西方舆论界对于他作战谋略的高超、他帮助训练出来的官兵素质的良好，很感震惊，因而把一切事情都归功于这个外国人。他们觉得很难设想——一种典型的西方看法——中国人会善于从事这些工作，甚至于俄国人（特别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恐怕也做不好。因此，他们又要找出这个外国人本人的“根”是在西方。一个法国记者促请对法国主要军校的毕业生名册进行一番检查，看有没有一个名叫“加伦”的人。其他记者搜寻出他的本姓“勃柳赫尔”，因此就猜想他一定是一个德国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沙俄军队俘获，然后又被布尔什维克争取过去。受后者雇用。为了使这个故事听起来更象回事，他们还揣测他可能是著名的普鲁士陆军元帅布吕歇尔（他一百年前曾在最后击败拿破仑的滑铁卢战役中起重要作用）的本家，并且喜欢把他的本姓照德国的拼法写。①
①加伦将军本姓的英文拼法是Blyukher（勃柳赫尔），普鲁士元帅布吕歇尔的拼法是Blucher。——译者
事实上，勃柳赫尔是一个纯粹的俄国人，他的祖父是农奴，以主人的姓为姓（这在当时很普通，就如美国南方的黑奴也往往以主人的姓为姓），这家主人是一个有德国血统的地主。他的父亲是一个贫农，他的文化知识主要是靠自学获得的。他青年时期当过工人①，曾因参加罢工被捕。他的军人生涯不是在名牌的军官学校开始，而是因为在第一次大战期间被征召服兵役。他作战英勇，曾三次受奖，并提升为准尉，后因伤退伍。他重回工厂工作，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二月革命后被派到前线士兵中去做宣传鼓动工作，稍后又调到新成立的红军中工作。在内战中，他很快晋升为将军，并最后指挥了两大战役，一次是在黑海的彼列科普地峡，把白军残余逐出苏联欧洲部分；另一次是在靠近太平洋的沃洛恰耶夫卡，把西伯利亚东部的白军歼灭。②
①鲍罗廷娜着《孙中山的顾问》，收入《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论文、回忆录和资料汇编））俄文版，莫斯科1966年出版）。年事已高的鲍罗廷夫人鲍罗廷娜对她的儿子诺曼口述了这篇回忆录，诺曼又将它译成英文。美国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1971年同宋庆龄通信时把这篇篇回忆录的副木寄给了她。本书作者有幸看到这些通信。中文引文据《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66—268页。
②派到中国来的苏联军事顾问并非都是工农出身。加伦将军的前任巴甫洛夫虽然在学生时代曾受左倾思想影响并曾一度被捕，而他是原沙俄一个陆军中将的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在禁卫军的精锐部队服役，对德军作战。十月革命后，他于1919年参加共产党并在内战中辗转各条战线，英勇作战。可见革命的洪流是由许多水流汇聚而成的。
像越飞、鲍罗廷、加伦这样地位和水平很高的人，当时其他国家是不会派到像中国这种半殖民地来的。（这里不妨插叙一下，这些国家的骄傲自大也产生了它们没有料到的、很有讽刺意味的结果。当1924年中国正式的政府最后承认苏联时，苏联在中国设立的是大使馆，而其他国家因为看不起中国都只设公使馆。这样一来，这些国家的使节都不过是公使，只有苏联的使节是唯一的大使，于是这位布尔什维克——L．M．加拉罕大使就成了驻北京各国外交使团的团长。）
（四）动员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
在社会力量的平衡方面，在广东这一南方革命根据地，农会纷纷成立，成为一种新的力量因素。最早的农会是由年轻、瘦弱但充满激情的彭湃（1896—1929）组织的。他虽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在日本留学时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回国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家里的产业分给了农民。他完全像农民一样地穿衣、吃饭、生活，成了当地农民所信赖的、富有战斗精神的领袖。①设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的农民部由共产党人林祖涵（伯渠）任部长，下级组织中的农民工作主要也由共产党人去做，因为其他集团对此不感兴趣，还有怀疑。在广州开办了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最初由彭湃主持，教员都是共产党人。这是一所培训领导骨干的学校，选送来的学员人数不多，但都有实际斗争经验，在这里学习革命理论、农村问题、组织工作和军事知识。1924年8月21日，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上，孙中山讲了话，他强调指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大家到乡村去宣传……先要讲农民本体有什么利益，国家有什么利益，农民负起责任来把国家整顿好了，国家对于农民又有什么利益，然后农民才容易感觉，才有兴味来管国事。”在再次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时，他说，中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②
①关于加伦将军的材料采自前引达林书以及A。I。卡尔图诺娃着《V．K．勃柳赫尔在中国，1924—1927年》（俄文）、A．V．布拉戈达托夫着《中国革命札记，1925—1927年》（俄文）、M．卡扎宁着《中国在二十年代》（俄文。）加伦将军后任苏联远东红军总司令，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38年在苏联进行的“大清洗”中，加伦被无辜处死，直到30年后始获昭雪，恢复名誉。
②彭湃在1929年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中被杀害。
宋庆龄后来曾回忆说，“1924年7月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在广州开会。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必然成为中国新力量的中国人民来参加革命。这些农民来自广东各县，许多人赤着脚走了好些里路来到广州。他们衣衫褴褛，有的还带着箩筐和扁担。我深深地受了感动。孙中山也很受感动。我们回到家里之后，他对我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①
①中文引文见《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554—555页。
但孙中山没有立即实行分田，因为这将使小地主阶层受到震动，而国民党的许多官员和下级军官都是这个阶层出身的。因此，广东农民的实际经济状况没有改变，只有几个地方实行了减租，个别地方没收了土地。但农民协会（简称农会）发展很快，为以后国民革命军在北伐中胜利前进扫清了道路。
毛泽东的重要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3月发表）曾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为第六届学员讲授过，这届学员人数最多并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分（前几届学员都来自广东及毗邻省分）。1927年1月毛泽东在湖南对农民运动作了深入的调研，并在3月间发表了另一重要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①
①中文引文见《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为新中国奋斗》，第6页。
在广东工人中，自1922年共产党组织香港海员大罢工以后，共产党的力量很强。1923年，广州榨油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罢工坚持了8个月，终获胜利。起初，工人同孙中山的新政府间关系并不太好，因为后者仍须依靠一些军阀。但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展，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成为支持孙中山反对外部敌人和制止国民党内右派捣乱的一支力量。
1924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孙中山在廖仲恺主持的一个盛大的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讲，号召工会和其他劳动组织集中力量，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他指出，如果没有民族独立，那末中国、中国劳工大众都不能前进。
1924年7月间，广州工人罢工抗议关于中国人出入沙面岛英法租界均须携带执照的规定（一切外国人则可自由通行），使沙面租界瘫痪五周之久。正如1922年的香港工人大罢工一样，租界里的外国人不得不在没有任何中国工人帮助的情况下过日子，自己做清洁、洗涤等工作（在这些过惯殖民者生活的人心目中，那是可怕的事情）。罢工以取消这项无理规定而结束。
同年晚些时候，工人们以罢工行动和直接参加战斗，协助平定“商团”的叛乱。商团头子陈廉伯是英国汇丰银行广州支行的买办，他得到香港的支持并勾结仍盘踞广东东部的陈炯明和北洋军阀，反对革命政府。10月间，由于陈廉伯利用外轮偷运大批军火被截获，商团发动武装叛乱，终被镇压。
到1925年5月，广州工会会员达到54万人（这个城市当时工业较少，大部分会员是运输工人和小工厂及手工业工人。）
另一方面是动员更多知识分子，参与新的革命高潮。1923年12月，孙中山在庆龄陪同下到广州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岭南大学对学生发表演讲。这里的学生大多出身富裕家庭，但当孙中山勉励他们要立志“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把中华民国重新建设起来，让将来民国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①时，全场报以热烈欢呼。庆龄在美国威斯里安学院上学时，曾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对留美的中国学生发出过类似的号召。但她当时只谈到现代化而没有谈到革命。现在，岭南的学生们看到在革命领袖孙中山身边的是他的年轻美貌而又富有奉献精神的妻子——在年龄和社会背景上都使他们感到新鲜——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观念，即：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的理想应同正在进行的革命相结合。
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无疑是中国革命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此文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均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五）历史性的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第二年，即1924年，是关键性的一年。从某种意义来说，孙和庆龄以往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这一年的发展作准备。元旦，孙中山主持群众大会，庆祝新命名的“国民政府”成立。会上，宋庆龄为一年半前在陈炯明叛变时保卫总统府有功的将士们授勋。人们普遍承认，在那次事变中，是宋庆龄挽救了孙中山的生命、从而挽救了革命，因此，即使是国民党中的保守派现在也不再反对他们的婚事了。从前还有人故意地称她“宋小姐”，现在普遍称她“孙夫人”了。她经常在公开场合与孙中山一同出现，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