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此后，还有许多共产党人来会晤孙中山和国民党其他重要人物，有时来的人多了，屋子里容纳不下，他们就到屋前草坪上谈话。
宋庆龄想要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曾写信给在北京的李大钊，请他寄一本他认为较好的版本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英文版。李选寄了一本。这是他在1927年因为自己的政治信仰而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送上绞刑架之前所做的最后几件事之一。这位杰出的学者和革命家牺牲时才38岁。同李一样，瞿秋白是在1935年由蒋介石下令杀害的。张太雷则是1927年在国民党右翼镇压著名的“广州公社”时战死的。
到莫里哀路孙宅书房里去的不止是政治领袖人物。有一篇回忆录说，1923年孙中山在这里会见北京大学学生代表、四个“热血青年”。他们汇报了北大学生抗议北洋军阀政府委派他们的小爪牙、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当教育总长，这是“侮辱教育界”。孙劝告他们要把眼光看到这个可恶的总长的主子——军阀，以及这个主子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列强”。“你们的斗争，也不是北京一个地方的事，而是全国人民的斗争。”
他们谈话时，庆龄也在场。她“不是以大人物的夫人的面貌出现，而是在一旁娴静地谛听着孙先生同我们的谈话，然后熟练地用打字机打下来。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小伙子，第一次见到有这样不平凡的女性，真不愧为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侣，使我们肃然起敬。”
孙永远是一个组织者，他告诉学生们会环龙路44号（孙氏夫妇旧居）的国民党机关，履行参加国民党的手续。这篇回忆录的作者说，“这对我一生所走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①
①孙中山两信的日期分别是1922年8月27日和同年12月20日，发自上海莫里哀路寓所。信都是用英文写的，文字流利，可能经过宋庆龄的校核。两信的英文打字文本是最近在中国中央档案馆收藏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中发现的。这不是两国党内的信件，不可能通过中共代
孙中山在1923年2月中旬再度离沪赴穗，庆龄约在3个月后才去。军阀陈炯明曾逐出孙中山，现在轮到他自已被华南其他省份的将军们所驱逐了。后者虽然只贪这个富庶城市的税收，但需要借重孙中山的声望来为自己镀层金，所以特地请孙中山回来，并且毫不吝惜地给他奉上了“大元帅”的称号，因为他自己手下并没有军队，所以不用担心。
但使他们大起恐慌的是，孙到广州不久就号召解散所有“编余军队”（化兵为工）、禁赌、整顿官员作风——这些都是不堪骚扰的市民们所希望做的事情。接着他组成了1917年以来在广州成立的第三个政府，它所宣布的目的之一是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与北方军阀“武力统一”的企图针锋相对，他还提议全国实行裁军）。
这引来了几起搞军事政变的图谋，原来请孙中山南下的那些人，现在又来反对他了。这并不出于意外，因为那些将军和政客们得到权力、赌税、贿赂和其他不义之财，靠的就是他们手下的军队。此外，还有一些下级士兵因为缺饷或不愿交出掳掠的民间财物而起来闹事。所有这些捣乱的活动——上层的或下层的、偶发的或有组织的——都被孙中山用各种办法（在敌对派系间搞平衡、劝说、运用策略）压服或平息下去了。另一方面，对于学生们要求进步的游行示威，他不但不制止，还加以鼓励。
在政治上，在国民党内部，孙中山努力获得对他的新方针——联俄、联共——的支持。在共产党人中间，在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上也存在着疑虑。这些疑虑到1923年6月12—20日中共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就消释了。这次大会投票通过了共产国际早在1月间提出的、在中国实行“各民主阶级联合”的方针。由张国杰等人在会上发表的相反的观点被批评为“左倾”。但大会也拒绝了由党的领导人（大会主席）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所发表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大会通过决议，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已倡了先例），帮助国民党改组成为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陈独秀再次当选为共产党的领袖。新的中央委员会中有李大钊等人（其中有毛泽东）。出席大会的代表30人，代表全国420个党员（有人说还不到这个数字，因为在这之前的几个月中争辩激烈，党员数字变动很大）。但在即将来临的、十分重要的新时期中，共产党发展很快，不但由于它本身的原因，也由于它在国民党内起了促使焕发青春的作用。孙中山看到这种作用而欢迎这个发展过程，特别是他看清是哪些人在吵嚷反对并出于何种动机时，就更乐观其成了。
宋庆龄后来回忆道：
“在1924年，当国共合作问题正进行讨论时，我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有新血液。’他所说的‘堕落’是什么意思？他指的是，国民党员缺乏革命精神、士气与勇气，大家忘记了建立国民党的目的是为了革命，因此产生了个人利益开始支配党员行动这种不幸的后果。对于他周围所见的一切感到厌恶和失望，他不止一次向我说：‘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清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①
①王昆仑着《宋庆龄——毕生为新中国奋斗的忠诚战士》，载《宋庆龄纪念集》，第96页。
当宋庆龄5月初到达广州时，那里最突出的是军事问题：第一，如何保持广州这一基地；第二，最为重要，即如何实现孙中山建设一支军队（在苏联帮助下）的新的决策，这支军队是属于革命的，不像过去曾附从过孙中山的那些军队那样，不是以革命的“保护人”自居，就是要别人讨好与贿赂。
几天后，宋庆龄就同孙中山一道去城内各医院慰问伤兵，这些伤兵是在附近各县正进行的各派部队间的冲突中受伤的。他们还一道到英德前线视察，以鼓舞士气，确保广州的北边门户。
到了夏天，7月间，孙中山与宋庆龄又一道去视察广州飞机场。孙中山新建立的一支很小的飞行部队的负责人、航空局局长兼飞机制造厂厂长杨仙逸刚制成了一架飞机——据说是中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它的机身是三夹板的、机舱有两个座位，没有舱盖。那一天，这架飞机要进行试飞。试飞后，庆龄坐在机舱内摄影留念，孙建议将这架飞机命名为“洛士文”号（这是庆龄的英文名字）。这张照片对许多中国青年女性发生了极大的激励作用，使她们深信妇女可以同样地攀登到任何高度。这也为孙中山“航空救国”的口号增添了一段佳话。①
①《儒教与现代中国》（1937年4月纽约《亚细亚》杂志），载《为新中国奋斗》，第87页。
8月14日，在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孙氏夫妇蒙难一周年的日子，他们重登“永丰”舰。一年前他们相继脱险后就是在这条军舰上重逢的。他们在舰上摄影留念。这张照片在许多书刊上都可见到：在前甲板上，他们同站得笔挺、穿着白色海军服的军官和水手们在一起，他们穿着朴素的常服，毫无架子，不认识的人一定看不出他们是这次活动的中心人物。
10月，他们视察广州飞机制造厂后乘炮艇去珠江口的虎门要塞。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中国军民曾在这里对英国入侵者进行了英勇抵抗，不幸失败。鸦片战争后，中国就开始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他们在虎门看了炮兵的演练。很显然，孙中山正从保卫革命的新的角度注意国防事业的发展，因为只有革命成功才能使国家摆脱屈辱的处境。
在这方面，关于苏联提供援助的探索性会谈已在进行。8月中旬，一个由蒋介石为首、成员中包括共产党人张太雷的“孙逸仙博士的代表团”被派往莫斯科。
庆龄的经常出席军事检阅显示，她对于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的重要性的认识同孙中山是完全一致的。除了对国家全局的考虑之外，她还有许多从个人的亲身经历所引出的教训，包括她和她的家庭在袁世凯统治下所受的困苦以及她和孙中山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九死一生的脱险。
（三）促进同中共和苏联的合作
1923年10月充满了许多显示孙中山和宋庆龄新动向的事件。
在政党政治方面，孙中山向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发去一个密讯，请他来参加一个改组国民党的委员会。经孙同意，共产党的总部和机关报《向导》周刊从上海迁到广州。
在国事方面，孙接受了公众的一项请求，把他的广州军政府改组为在全国享有统治权的政府。这是对北京演出曹锟贿选闹剧的反应。直系军阀曹锟用5000银圆一票的价格收买残存的国会议员，使他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些议员后来被称为“猪仔议员”。）在此之前，孙中山曾呼吁议员们拒受贿赂、勿怕恫吓，但无济于事。后来，他又向外国呼吁，要它们不承认这个用金钱买来的政权，等待一个纯正的政府出现，但同样不起作用。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孙中山才搁下用了很久的“护法”（1912年《临时约法》）口号，也不再理会根据这部约法所产生的国会。“约法”和国会在被废弃和蒙羞的情况下都结束了，需要有一些新的事物。
在同苏联的关系方面，应孙中山的邀请，列宁派鲍罗廷任国民党的顾问。鲍10月间到达广州，立即帮助国民党重新改组，使之成为民族和社会革命者的团体，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这些因素被孙中山认为是苏共力量之所在，也是它取得胜利的奥秘。鲍罗廷当时39岁，是很有魅力的人物。“他身材魁梧，脸盘宽大，审慎而又善交际……好开玩笑……他招人喜欢，而且给人以深刻印象”，他的一位苏联同时代人这样描写他。①他活泼好动而又多才多艺，喜欢骑马，棋下得很好，读书很多而且懂多种语文，一个美国记者曾见他在读当时新出版的刘易斯的小说《埃尔默·甘特利》②，作为消遣。
①参见《宋庆龄年谱》，第42页。过去都认为宋庆龄曾乘机飞行，据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马庆忠发表论文指出，经查当时广州的报章记载，只说宋曾坐在机舱内留影。
②辛克莱·刘易斯（1885…1951）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小说家。抨击不法教士恶行的小说《埃尔默·甘特利》系1927年出版，此处美记者所述当有误。——译者
鲍罗廷是“东方”和“西方”相结合的国际革命运动的产物。在本世纪初，当他还是一个十几岁孩子的时候，就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遇见了列宁并在列宁手下工作。在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之间的十多年里，他作为从沙皇暴政下出亡的政治移民住在美国（大部分时间在芝加哥），加入了美国社会党，并结识了许多自由派和进步人士，包括著名的社会改良家、“赫尔大厦”创办人简·亚当斯①。他的英语很流利，在家里也常用英语，因为他的妻子是美国公民，两个孩子也是在美国出生的。有了这个语言条件，他可以直接同孙中山交谈。他在来华前的几年里曾在英国、墨西哥和西班牙任共产国际特使，对土耳其的民族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都打过一些交道，同印度独立运动中的左翼分子也有接触。他的这些经历使孙中山很感兴趣。
①简·亚当斯（1860…1935），女，美国社会改良家及和平主义者，1931年与N．M．巴特勒共得诺贝尔和平奖金；“赫尔大厦”在芝加哥，是北美第一批在贫民区进行福利工作的社会改革团体之一。——译者
孙很信任鲍罗廷。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曾问孙，是否知道鲍的真实姓名。孙回答说，“他的名字是拉斐特！①”这可以说明孙是怎样看待这位新来客人的作用的。（在他们频繁的接触中，孙一定知道鲍罗廷的身世和真实姓名。他出生在一个犹太人家庭，初住白俄罗斯，后迁居拉脱维亚，他的真名是米哈依尔·格鲁申贝格，在芝加哥时人们简称他为“迈克·伯格”。）
①拉斐特（1757…183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早年曾参加北美独立战争。——译者
庆龄常去鲍罗廷家。她觉得同这家人在一起很愉快，因为大家都说英语并且都在美国住过。鲍氏夫妇用她能够理解的辞汇向她介绍俄国及国际革命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大大扩大了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