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9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踔亮退箍酥髡欧掷朐硕淖杂傻常庵志哂星苛颐褡逯饕迳实耐盘寮�60年代的标准产物，也宣称自己与马克思有些瓜葛。而另一方面，也因为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个世界真正成了一个国际性的社会——至少在那些高谈阔论思想意识的学生圈里，世界的确是一家了。同样的书刊，纷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罗马、汉堡各地的书店出现，而且几乎同时出现——1968年时，马尔库塞的著作，更是这些书店架上必备的一本——同样的一群革命者，穿过大陆，横渡大洋，从巴黎到哈瓦那、到圣保罗、到玻利维亚。60年代末期的学生，是将快速廉价的电传视为理所当然的第一代人。索邦（sorbonne）、伯克利（berkeley）、布拉格，无论何地有事，学生群都能毫无困难地立刻体会，因为这是同一个地球村发生的同一事件的一部分。而根据加拿大大师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60年代的又一时髦人物）的指示，我们都生活在这同一个地球村中啊！
然而这一场仿佛像是的革命，却不是1917年那一代革命者所认识的世界革命。它只是一个已逝的春梦，梦想的事物其实早已不存在了。其中的所作所为，只是一种自欺的假象，好像只要我们假装战斗的壁垒已经筑起，它就真的筑起，在共鸣的魔力下自动筑起。难怪那位保守派的才子阿龙（raymond aron），会将巴黎的“1968年5月事件”打趣成一出街头大戏，或是一场心理实验剧罢了（psychodrama）。
再没有人指望西方世界会真的爆发社会革命了。多数的革命者，甚至不认为工人阶级——那被马克思誉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一群——在根本上属于革命的同路人；只有那些对正统教条依然忠心的人，才会抱着这个说法不放。在西半球，无论是拉丁美洲坚守理论的极左派，还是北美学生的实际行动派，旧有的“无产阶级大众”甚至被他们嗤之以鼻，被视为激进主义的大敌。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无产阶级”也者，如今若不是享有优惠的劳工贵族，就是爱国心迷的越战拥护者。革命的前途，现在只在第三世界（人口正在迅速减少之中的）农民手里了。然而这些小农百姓，必须靠远处而来的武装福音使徒——在卡斯特罗、格瓦拉们的率领之下——才能觉醒，才能将他们从过去的被动服从中摇撼出来。这个事实，却显示旧有的信念似乎已露疲惫：所谓“地上被咀咒的一群”（damned of the earth）——那被《国际歌》颂扬的一群——必将“全靠我们自己”挣开他们的锁链的说法，这种历史必然性的推论，显然不大说得通了。
更有甚者，即使在革命已经成为事实，或极可能发生的地方，它还真能保有它的世界性吗？60年代革命者希望所寄的各种运动，事实上根本与传统革命的普遍性背道而驰。越南、巴勒斯坦，以及各式殖民地的游击解放运动，其关心焦点，都只集中在本国本民。它们之所以与外面较大的天地有所关联，只是因为其领导人或是共产党之故。而只有共产党人，才有较为世界性的任务在身。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由于冷战世界体系之下的两极结构，自动将它们归位——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旧有的普遍取向，如今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从中国即可明证。而目标超越国界的革命，只在某些区域性的行动中保存下来，如泛非、泛阿拉伯，尤其是泛拉丁美洲等冲过水的稀薄运动。这一类运动，倒也拥有某种普遍程度的真实性，至少对于讲同一种语言、并能在各国之间自由游走的好战派知识分子是如此（如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如那些流亡者及叛变行动的策划人。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之中某些人的确具有国际性的色彩——尤以卡斯特罗一路为最。格瓦拉本人，使曾在刚果作战；而古巴也曾于70年代，派军队往非洲合恩角及安哥拉协助当地的革命政权。但是出了拉丁美洲左派的大门，到底有多少人真心期待社会主义的解放，能获得一场全非洲或全阿拉伯的胜利？由埃及、叙利亚，加上附带的也门，三角组成的短命“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nited arab republic，1958－1961），不久即解体。叙利亚和伊拉克，虽由同样主张“泛阿拉伯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执政，两国间却时起摩擦。岂不恰恰证明，超国家的革命主张的脆弱，及其在政治现实上的不实际吗？
世界革命已然褪色，最戏剧性的证据，却正来自致力于世界革命的国际运动的解体。1956年后，苏联，以及在它领导之下的国际运动，开始失去独家控制，不再能一手掌握革命目标，及其目标背后具有团结效力的理论意识。如今已有许多不同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几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甚至连那少数于1956年后，依然在旗帜上保留斯大林肖像的共产党，也有了两三种的不同模式＇中国、阿尔巴尼亚，以及与正统印度共产党分家的印度共产党（马列）＇。
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际共运，在1956－1968年间瓦解。1958－1960年间，中共与苏联正式决裂，并呼吁其他各国效法，退出苏联集团，另行组织共产党派与之较劲（不过成果甚微）。而其他共产党派（以西方为主），则在意大利领头之下，公开表示与莫斯科保持距离。甚至连最初的1947年“社会主义阵营”，如今也开始分裂成对苏联效忠程度不一的各种队伍，从全面效忠的保加利亚起，一直到完全自己当家作主的南斯拉夫。1968年苏联军队侵入捷克，其目的在于以另外一套政策，取代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实行的新政策。苏联此举，最终断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从此之后，甚至连执行莫斯科路线的共产党派，也开始公开批评苏联，并采取与莫斯科意见相左的政策——如“欧洲共产主义”（euromunism）。种种唱反调的现象，便成为正常状况。国际共运的落幕，也是其他任何一种主张国际路线的社会主义或社会革命的尾声，因为这些异议分子与反莫斯科人士，除了各成宗派之外，再也无法组成有效力的国际组织。唯一尚能模糊唤起全世界解放传统印象的机构，只剩下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 1951）。这个组织，如今代表的却是已经正式放弃任何一种革命路线的政府和党派，其中多数在西方；更有甚者，多数甚至连对马克思思想的信仰也完全放弃了。
？？
第十五章 第三世界与革命 4
4
1917年10月的社会革命传统早已丧失——有人甚至认为，连革命的老祖宗，1793年法国雅各宾党一脉的传统也已完全失传——促成革命爆发的社会政治动荡却始终存在，社会不安的火山依然活跃。7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告终，新的革命浪潮，开始席卷世界大部分地区。紧接着进入80年代，西方共产党集团发生危机，最终导致它们在1989年间破产。
70年代的革命事件，虽然大多数发生在第三世界，但事实上其地理分布及政治体制的牵涉范围极广。令人惊奇的是，序幕的揭起却首先发生于欧洲：1974年4月，欧洲大陆寿命最长的右派政权，葡萄牙先被推翻；不久，相比之下极为短命的希腊极右翼军事独裁也宣告倒闭。1975年，佛朗哥元帅总算尽享其天命谢世，西班牙政权在和平转移下由权威统治走上国会政治，这个南欧国家回归宪政民主的漫长之旅至此终于完成。以上这些转变，其实都可以看成法西斯主义与二战时代在欧洲留下的未了之账的最后清算。
葡萄牙革命政变中的激进军官，是在葡萄牙与非洲殖民地解放游击部队的多年作战之下，徒劳无功的挫败感中产生。葡萄牙军队从60年代初期开始，就在那里征战不休，虽然葡军并未有重大战局，可是在小小的殖民地几内亚比绍，却碰上了恐怕名列非洲解放领袖能干之最的卡布拉尔（amilcarcabral）。60年代末期，竟能打成了两军对峙、僵持不下的局面。刚果冲突之后，又有南非当局为加强“种族隔离政策”（apartheid）火上加油——划出一块黑人“家园”限其居住；以及沙佩维尔（sharpeville）大屠杀等——非洲游击运动在60年代遂迅速繁衍。不过一般而言却不甚见成效，加以部落互斗，中苏对抗，其势更形衰颓。进入70年代初期，苏方的援助大增，游击战又再度死灰复燃——中国当时却开始忙着在自家发疯：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可是，最后还是由于葡萄牙本国起了革命，各殖民地才于1975年获得独立。莫桑比克与安哥拉却马上投入了一场更为血腥残暴的内战，起因又是由于南非与美国从中介入之故。
正当葡萄牙帝国崩溃之际，另一个非洲独立资格最久的古老国家，也同时爆发重大革命。为饥荒所苦的埃塞俄比亚，老皇帝于1974年被赶下宝座，政权最终为一个与苏联密切合作的左派军人集团所把持。苏联因此也将它在这一地区的支持对象，由索马里的巴雷军事独裁政权身上转开，当时，后者正热情地对马列主义心向往之。而埃塞俄比亚的新政权在国内一直有人挑战，终于也在1991年被推翻，取而代之者，则是同样走马克思路线的地区性解放或分离运动。
这一类变化，为投效社会主义（至少在纸面上投效）的政权创造了新的流行。达荷美（dahomey）宣布自己是一个“人民共和国”，虽然它还是在军人统治之下，同时也已将国名改为贝宁。同样在1975年，马达加斯加——即乌拉加西（malagasy）——在司空见惯的军事政变之后，宣布致力于社会主义。军人当政的刚果，更强调自己作为一个“人民共和国”的特色——此小刚果非彼大刚果。后者是前者的巨大强邻，现已改名扎伊尔的比属刚果，执政者是贪婪出名的亲美军人蒙博托（mobutu）。而南方的罗得西亚——即今津巴布韦（zimbabwe）——白人移民企图在此建立一个由白人统治的独立政权，11年尝试未果之后，终在两大游击运动日增的压力下于1976年画上句号。但是两股游击势力，则因部落认同及政治倾向有异而分裂不合（一方亲俄，一方亲中）。1980年津巴布韦在其中一名游击首领的统治之下宣告独立。
在纸面上，这些运动都属于1917年革命世家的一员；在事实上，它们却是截然不同的一支异类。这种变调是无可避免的后果，尤其因为当初马列精心研究设计的社会，与今日撒哈拉沙漠以南后殖民世界的非洲国家之间，有着极大的分野。唯一符合他们分析条件的非洲国家，只有那个由移民建立的资本主义国度，经济发达、工业发达的南非。于是一股跨越部落种族界限的真正群众解放运动——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在南非出现；为其助一臂之力者，有当地另一股真正的群众工会运动，以及效能极高的共产党。到冷战结束，甚至连坚持种族隔离的政权也不得不向其低头。但是即使在此地，革命的运动力也非普遍存在，某些部落对革命的使命感特强，有些却相形甚弱——如祖鲁族（zulus）——这种状况，自然也为种族隔离政权从中利用，并发挥了某些效用。至于非洲其他地区，除了一小群受过教育及西方化的都市知识分子之外，一般建立于所谓“国家民族”或别种因素之上的动员目标，根本上，其实只是基于向本部落效忠或部落之间的联合而已。于是愈发给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机，鼓励其他部落向新政权发出挑战——安哥拉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像这一类国家，若与马列思想有任何关联，充其量也只是借用它的秘方，以组成训练有素的干部党团及权威体制罢了。
美国从中南半岛的撤退，更加强了共产主义的挺进。越南全境，如今已经在共产党政府独一无二的完全统治之下，类似政权也在老挝与柬埔寨出现。
70年代末期，则见革命的大浪直接扑向美国。中美洲及加勒比海一带，原是华盛顿铁腕独断的禁育，如今却似乎迤逦向左驰去。1979年的尼加拉瓜革命，推翻了这个小共和国内的首脑人物索摩查家族（somoza）；萨尔瓦多的游击队势力日益猖獗；坐镇在巴拿马运河旁的托里霍斯将军（torrijos），更是一个问题人物。可是这些状况，对美方在此地的独霸其实都没有造成严重威胁，至少绝不比当年古巴革命的冲击为大。至于1983年发生在小岛格林纳达（grenada）让里根总统动员全军一击的革命事件，更微不足道。但是这些成功的革命事例，却与60年代的失败恰成强烈对照，因此，一时之间，确让华盛顿在里根总统的年代（1980…1988年），兴起了一小阵歇斯底里的恐慌。这些事件都属革命，自是毋庸置疑，不过其中却带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