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9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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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阿根廷军人间歇执政，因为一方面庇隆派的群众运动始终难以摧毁，另一方面却再也没有稳定的文人政府起而代之。1973年庇隆自外流亡返国，这一回，则有当地许多左派抓着他的裤脚助阵。庇隆之归，再度显示其支持者的实力。于是军队又一次发动流血行动，标榜爱国而夺回大权，一直到他们输掉了那场短暂、无谓、却具有决定性的福克兰之战（1982年），被赶下台为止。
巴西军方在1964年接管政权，赶走的也是类似敌人。巴西伟大的民粹领袖瓦加斯（1883－1954年），他的传人在60年代初期开始左转，提倡民主化及土地改革，并对美国政策提出质疑。其实出现于60年代末期的小规模游击活动，对军政权根本不具威胁，却成为后者大肆无情镇压的借口。不过70年代初期以后，当局的铁腕渐有放松之势，到1985年，并将政权交还文人，这一点不可不提。至于智利军方的大敌，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其他进步派人士的左翼联盟——即欧洲人（对此智利亦不例外）称的“人民阵线”（见第五章）。这个联合阵线，早于30年代便曾在智利赢得选举，当时华盛顿对此没有如今紧张，智利也被一般公认为文人执政的宪政体制。联合阵线的首脑，社会主义人士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于1970年当选总统，但是政权不稳，随即于1973年为一场背后有美国支持（恐怕是美方主谋）的军事政变推翻。智利从此又是1970年军政权的当家行为盛行——处决、屠杀（官方或半官方式），有系统地折磨虐待监狱犯人，政治反对人士相继大批流亡。军方首脑皮诺切特将军执政17年里，在经济上却执行极端的自由主义。因此再度证明，别的不论，政治的自由民主，与经济的自由主义，在现实上并非绝对的天生伙伴。
1964年后，玻利维亚的革命政权被军方推翻，此事也许和美国担心古巴在玻利维亚的影响日盛有关。当年浪子英雄格瓦拉，便在一场时机不成熟的游击行动里于玻利维亚不幸身亡。可是玻利维亚这个国家，不管其统治者多么残忍，却不是一个能让任何当地军人长久统治的地方。于是在一连串将军上台下台更替执政之间，在他们对毒品贸易的暴利越来越眼红心动之际，玻利维亚军政权于15年后结束。至于乌拉圭的军队，则利用当地一场极为高明的“都市游击”运动为借口，进行司空见惯的残杀，可是最后在1972年造成军方夺权的最大原因，却是“广义左派”（broad left）人民共同阵线的兴起，直接与该国传统的两党政治相抗衡。但是这个可称为南美唯一民主政治最为悠久的国家，总算保住其一定的传统，最终毕竟否决了军事统治者赐予他们的那部带着手铐脚镣的残缺宪法，并于1985年重由文人执政。
在拉丁美洲、在亚洲、在非洲，游击战术堪称成就非凡，并且有可能再上层楼。但是若将战场移到发达国家，游击之路则无甚意义。不过在第三世界农村与都市游击战双管齐下之下，第一世界年轻的叛逆者和革命者——或只是文化上的持不同政见者——受到的激励日广，自是无足惊讶。有关摇滚乐的报导，便将当年伍德斯托克（woodstock）的音乐节（1969年），比作“一支和平的游击队”（chapple and garofalo，1977，p。144）。格瓦拉的画像，则被巴黎东京的示威学生当作偶像般举来抬去；他那头戴贝雷帽、满脸络腮胡、显然充满男性气息的模样，挑动了每一颗心，甚至连“反文化”圈中最不具政治色彩的心灵，也因此为之跳跃不已。虽然第一世界的左派在实际示威活动之中，较常吟唱的口号往往是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名字（“嗨唷！嗨唷！胡志明！”），但是全球“新左派”在1968年曾有过一场极为完备的调查，格瓦拉的大名却是最常被提起的一个——仅次于哲学家马尔库塞（marcuse）。于是在对第三世界游击队的支持之下，以及1965年后，美国青年反抗被政府送去与第三世界游击队作战的抗议声中，左派因此产生了大联合的声浪；唯一能与这两股凝聚力相媲美者，只有反核一事。《地上的可怜人》（the wretched of theq earth）一书的作者，原是加勒比海地区一名心理学者，曾参与阿根廷的解放战争。书中讴歌暴力，认为它是被压迫者的一种精神解放形式。知识圈中的某些行动派阅此深受震撼，此书随之便成了他们的重要经典，影响日大。
简而言之，身穿迷彩服出没热带丛林的游击形象，成为60年代第一世界激进派的中心印象，甚至是他们最主要的灵感。“第三世界论”者相信，世界的解放，将由周边穷苦的农业地带发动完成，这些被剥削、被压榨、被众多文献称为“世界体系”里的“核心国家”所迫、沦于“依赖地位”的广大地区，却要回头来解放全世界。这个理论，抓住了第一世界左派理论家的心。如果说，根据“世界体系”说，世上的烦恼之源，不是出于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却在于第三世界于16世纪陷于欧洲殖民主义之手，那么，只要在20世纪，将历史的过程反转过来，第一世界感到束手无策的革命人士，便能有突破之路，冲出这个无能为力的困境了。难怪有关这方面最有力的言论，往往来自美国的马克思派，因为想要靠美国的内部力量，产生赢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希望，实在太渺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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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第三世界与革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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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在繁荣兴旺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度里，若以叛乱骚动，以及群众运动的古典模式引发社会革命，这种可能性如今根本没有人认真考虑了。然而就在西方繁荣的最巅峰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核心内，各国政府却忽然意外地——刚开始甚至甚感不解地——发现自己竟面对着一种仿佛类似旧式革命的现象。此中现象，透露了貌似稳固、却实有漏洞的政权的弱点。1968－1969年间，一股反叛狂飙，吹遍了三大世界（至少其中的一大部分）。暴动的浪头，为一股新生的社会力量——各地学生——送往各个角落。此时甚至在中型的西方国家里，学生人数也已经以数十万计，不久更要高达以百万计（见第十章）。更有甚者，学生除了人数众多，更有三项政治特征助其威风，愈增其政治要求的效力。其一，他们全部聚集在硕大无朋的知识工厂中，动员容易，比起社会真实大工厂里的工人，空间时间绰绰有余。其二，他们通常都在各国首都大城之内，随时在政客的眼目及媒体的照相机紧盯之下。其三，身为受教育的阶级，经常也是殷实的中产阶级之后，而且更是供本国社会擢取统治新秀的来源（举世皆然，尤以第三世界为最），当局对他们自然多有容忍，不会像对付下等阶级般轻易开枪扫射。在欧洲，不论东西，甚至在1968年5月的巴黎，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暴乱及街头格斗当中，学生都不曾遭到严重的伤亡。有关当局小心谨慎，全力避免造成烈士。至于在确有重大屠杀事件发生的地方，如1968年的墨西哥城——在军队驱散一次公共集会的骚乱中，根据官方统计，共有28人死亡，200人受伤（gonzalez casanova，1975，vol．ii，p．564）——墨西哥政治日后的轨道，因此而永久地改变了。
学生人数的比例虽然不高，但是由于以上缘故却极有影响。尤其在1968年的法国，以及1969年“炎秋”的意大利，学生暴动引发了巨大的工人罢工浪潮，甚至造成全国经济暂时瘫痪。然而，它们毕竟不是真的革命，也不可能发展成真正革命。对工人来说，他们加入这些行列，只是从中发现一个机会，原来自己在工业中具有讨价还价的能力；而这个讲价实力，他们已经默默积聚了20年而不自觉。工人，不是革命者。至于第一世界的学生骄子，他们对推翻政府、夺取权力这类锱铢小事，更不看在眼里。不过1968年5月法国的一场学生大乱，却也差点使戴高乐将军跌下宝座；事实上，也的确缩短了他的统治生涯（戴高乐于一年后告老退休）。而同一年美国学生的反战示威，则将约翰逊总统（l．b．johnson）拉下台来（第三世界的学生，对权力的现实面看得比较清楚；至于第二世界的学生，则深知自己对权位最好敬而远之）。西方学生的叛乱行动，文化革命的色彩较浓，是一种抗拒的表现，排斥社会上由“中产阶级父母”价值观所代表的一切事物，其中细节已在第十章和十一章内有所讨论。
尽管如此，这一代反叛学生里面，毕竟有相当数目之人因而开始注意政治，他们自然都接受了激进革命及全面社会转型的教导，以他们的精神领袖为导师——即非斯大林派的十月革命偶像马克思以及毛泽东。自从反法西斯的时代以来，马克思思想第一次走出家门，不再限于莫斯科正统理论的禁锢，吸引了西方大批年轻的知识群众（对于第三世界来说，马克思思想的魅力自然从来没有停息）。这是一个奇怪的马克思学说现象，不以行动为战场，却在讨论会中、学术场上喋喋不休，再加上当时学术界流行的各类思潮，有时还凑上其他形形色色的意识思想、国家主义、宗教学说。这一片花花世界的声音，完全从课堂上进发而出，而非工人生活的实际体验。事实上，这些思想、讨论，与这一群马克思新门徒的实际政治行为毫不相干。他们大声疾呼，主张进行激进的战斗手段，而这种战斗行为，其实根本不需要任何研究分析。当初的乌托邦理想如泡沫散灭之后，许多人又回到——或可说转向——左派的老路上去（如法国的社会党，即在此时重整，意大利共产党是另外一例），而如今的左翼党派，在年轻新鲜血液的注入后，也颇有部分振兴的气象。这既是一场知识分子的运动，自然也有许多成员被拉入学术圈的阵营，在美国的学术界里，便因此造成政治文化激进分子空前地众多。另有部分人，则视自己为继承十月传统的革命者，遂纷纷参加或重建列宁式训练有素的小团体，最好是秘密性质的“先锋”型干部组织为佳，以向大型团体渗透，或以恐怖行动为目标。于是在这方面，西方与第三世界合而为一，后者也有数不尽的非法战将，磨拳擦掌准备以小团体的暴力，补偿前线大规模的败退。70年代的意大利，曾出现各种名目的“红色旅”，可能便属于布尔什维克一系在欧洲最重要的劲旅。于是一个奇特的秘密世界从此冒出，在这里，国家主义的行动团体，与社会革命意识的攻击部队，共同在国际密谋网中相结合。其中有“红军”（一般规模甚小）、有巴勒斯坦人、有西班牙巴斯克叛乱分子、爱尔兰共和军，以及其余形形色色各路人马，并与其他非法地下网络相重叠，同时又为情报组织所渗透，受到阿拉伯与东方国家所保护，必要时甚至予以援助。
这是一个大千世界，是谍报小说恐怖故事作家笔下最好的素材，对后者来说，70年代真不啻黄金时光。这是西方历史上残暴与反恐怖行为并行的最黑暗时期，这也是现代残虐暴行的黑色时代。死亡与绑架者的魔爪伸延，还有那标志不明、使人“神秘失踪”的汽车横行——可是人人都知道那些车辆来自军警、来自特务谍报单位、来自已经脱离政府掌握，更别说民主手段能控制的超级组织。这是一场难以启齿的“肮脏战争”。甚至在拥有深厚宪法程序传统的国家，如大不列颠，也可见到这种不堪手段的运用。北爱尔兰冲突初起的早年，便曾出现过相当严重的状况，引起“大赦国际”（amnestyinternational）关切，纳入其有关虐待状况的报告书中；而最恶劣的例子则出在拉丁美洲。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虽然并没有太多人予以注意，不过它们却并未受到这股邪恶风气的感染，它们的恐怖时代已经抛在背后，国境内也没有恐怖分子活动。只剩下一小群持不同政见者深深知道，在他们的处境之下，笔的力量远胜于剑。或者可以说，打字机的威力（再加上西方公众的抗议支援），远胜过炮弹的破坏力量。
60年代末期学生的反抗运动，是旧式世界革命的最后欢呼。这个运动，从两方面看皆具有革命意义。其一，在于其古老的乌托邦理想追寻，意欲将现有价值观做永久性的翻转，追求一个完美的新社会。其二，在其诉之以行动的实际运作方式：走上街头，登上山头，架起防栅，爆炸袭击。这也是一股国际性的革命运动，一方面因为革命传统的意识思想，从1789－1917年，始终是普遍性国际性的追求——甚至连巴斯克主张分离运动的自由党，这种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团体及60年代的标准产物，也宣称自己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