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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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的例外之外，也非寻求刺激的冒险家；这一群人都是怀着一个理想，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而战。
对于生活在30年代的自由分子与左派来说，西班牙内战到底意义何在，当年的印象如今已经很难说得清了。但是对我们这些年事已高，早已活过《圣经》为我们命定的70寿数的时代生还者而言，这是唯一一件至今动机依然纯正，理由依然迫切的政治目标。当年如此，今日回顾依然如此。回想起来，它恍如一场史前旧事；即使在西班牙本地，也属于一场前尘旧梦。可是在当时奋力反抗法西斯的人士心中，这却是他们奋斗的最中心，战斗的最前线。因为只有在这场战斗里，抗争的行动得以不断，一连持续了两年半以上之久。只有在这场战斗里，他们得以以个人的身份参与；即使不能穿着军服正式直接上战场，也可以借着募集款项、救助难民，发起活动向那些胆小如鼠的政府不断施压，而以间接的方式参与。然而佛朗哥率领的国民政府日占上风，形势显然无法逆转，共和国的败局已定，大限就在眼前。危急之势，更令众人感到刻不容缓，务必凝聚力量，携手共抗法西斯气焰在世界各地的猖獗不可。
至于西班牙共和国呢，虽然有各方同情（事实上极为不足的）及协助，从一开始，却只能打一场被动的防守战而已。现在回头考察，其中症结显然出在它本身力量的微弱。根据20世纪人民战争的标准来看，1936－1939年共和战争的后果不论输赢，英勇事迹尽管可泣，论其表现实在不佳。究其原因，部分出于它不会充分发挥游击战术——说也奇怪，这项对付传统军队的最佳的非正规战术，其名称来历虽然出自西班牙，却在西班牙这场战争中不见踪影。佛朗哥领导的国民政府，政令军令统一；共和部队却政见分歧，而且——虽有共产党的协助——军事目标和行动也杂乱不一。待觉悟之际，为时已晚。共和国的最好表现则在守势，幸亏它不断抵挡住对方的致命攻击，战事方才得以延续。否则早在1936年11月马德里陷落之际，内战就可以结束了。
那时，西班牙内战毫无预示未来法西斯溃败的兆头。就国际观点而言，此战只是一场小型欧洲战争，由法西斯和共产党国家交手。而后者在态度上比较谨慎，意志上也没有前者坚定。至于西方民主国家，除了不干预政策之外，其他什么也不敢肯定。就西班牙国内而言，这场战争则证明了右派总动员的效率，远比左派的大集合为显著。最后左派全面溃败，数十万人丧失了性命，数十万难民流落他乡，辗转于几个愿意收留他们的国家。西班牙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除了绝无仅有的少数例外，在内战中都与共和国同一阵线。此时他们侥幸烽火余生，很多人也沦为浪迹他乡的难民。而共产国际也倾其所有，动员旗下每一位最能干的人才前来相助。日后成为南斯拉夫解放元帅和政权首领的铁托、此时也从巴黎招募组织一批又一批的志愿兵，送往援西的国际志愿旅中。缺乏经验的西班牙共产党当时事实上由意大利共产领袖陶里亚蒂一手领导；陶里亚蒂且是1939年最后一批逃离西班牙的人。在这一仗中，西班牙共产党失败了，并且也知道自己难逃一败。苏联虽曾派遣本国最出色的将领前往西班牙助战，最后也同遭失败命运——这批苏联军事人才，包括日后俄国多名元帅；有科涅夫（konev）、马利诺夫斯基（malinovky）、沃罗诺夫（voronov）、罗科索夫斯基（rokossovsky），以及日后苏联海军司令库兹涅佐夫上将（kuznetsov）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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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共御强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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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未来那股在佛朗哥获胜不数年间即将击败法西斯势力的力量，却因西班牙内战而略具雏型。从中我们也预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组合：各国联合战线，从爱国保守人士开始，一直到社会革命分子，共同作战，以求击退国家的共同敌人，同时也促成社会的再生。对二战胜利的一方来说——甚至包括英美两国在内——此战不仅只求军事上的胜利，同时也为了替人类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众人急欲返回1913年的世界；可是二战中人却没有一人梦想回返1939年——甚或1928、1918的年代。大战中在丘吉尔领导下的英国政府，虽然处于紧急的战局，同时也全力推动社会福利及全面就业的政策。主张这项政策的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编注：即《社会保险及联合服务报告》，是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安全制度）问世于英国仍处于大战黑暗时期的1942年，却也并非偶然。在美国对战后草拟的政策里，对于如何防止希特勒式的人物的再起，也只是附带提上一笔。致力于战后计划的美方人员，他们关注的重点主要投注于如何从大萧条及30年代中取得教训，使这类悲剧不再重演。至于被轴心国占领的国家，在地下抵抗运动人士中，解放与社会革命更是密不可分，至少也该有重大变革。更有甚者，从东到西，战时被德国占领的所有欧洲国家，胜利后新起的政府都属于同一性质：它们不带任何特殊意识倾向，却属于集合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国民结合。有史以来，欧洲政坛之上头一次出现了共产党员与保守人士、自由分子、社会民主人士，并肩共同组阁执政的情况。但是这种状况，自然难以持久。
罗斯福与斯大林，丘吉尔与英国社会主义者，戴高乐与法国共产党，这些人当然是因面对共同威胁方才携手。但是十月革命的支持者与其死敌之间，彼此的敌意及疑心若未减低，势必无法达到这种难能可贵的共事程度。西班牙的内战，即为日后的合作预先铺了路。在自由派总统及总理领导之下的西班牙政府，面对将领叛变，不得不向外求援，但是在宪法上及道德上，它毕竟是西班牙合法的政府。此事甚至连反革命的政府也不能否认；而连那些为保全自己而背叛西班牙政府的民主人士，也不免有愧于心。西班牙政府坚称——甚至连对其影响力日深的共产党也如此表示——社会革命其实非其目的。而共和政府在其能力范围以内，的确也会尽力控制并扭转革命造成的结果——此事实在大出革命狂热分子所料。共和政府与共产党都坚称，内战的症结问题不在革命，而是如何维护民生。
有趣的是，这种立场并非仅仅出于机会主义，也不是如极左派所指控的那样是一种对革命的背叛。它反映了一种微妙转变的心态，由起事作乱，过渡为渐进主义；由对立冲突，过渡为谈判调停；甚至经由国会选举，达到掌权之路。看看西班牙人民对政变的反应——显然多是倾向革命——共产党发现了一项新的防卫策略。这项策略，本来是在希特勒掌权之后，因对付共产党运动而采取的应急措施，现在却因此为革命大业创造了新办法。即在战时政治及经济的特殊情况之下，反而促成一种“新型民主”的产生。支持叛军的地主和资本家们，在战争中失去了他们的产业，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却是因为他们叛国。经济结构既然发生变化，政府便得进行规划，必要时加以接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缘故，却是由于战时经济的必要。照此发展下去，最后若获胜利，如此这般的“新型民主，势必成为保守精神的死对头……为西班牙工人群众在未来的政治经济夺权上提供莫大的保证。”（ibid，p．176）
因此在1936年10月间共产国际颁发的小册子中，对于1939－1945年间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政治面貌有相当正确的描述。这将是一场欧洲大战，由各界“人民”、“国家阵线”政府、地下抗敌联盟共同发起，并将在国家主导的经济活动之下进行。战争结束之际，由于资本家的产业均被征用——被征用的理由，不是因为他们作为资本家的身份，而是因为他们是德国人或通敌的缘故——被占领区的群众力量势将获得极大进展。事实发展，果不其然。在中欧和东欧的好几个国家里面，战争之路果然由反法西斯直通“新型民主”的大道，共产党更在新型民主里当家作主。不过在事实上，一直到冷战爆发之际，这些战后新政权并没有立即脱胎换骨向社会主义制度大转弯，或以全面消灭政治多元及私有制为目标。至于在西方国家里，多年的战争及最后的胜利虽然也为社会及经济带来类似的冲击，但是政治气候则截然不同。西方国家于二战后进行社会经济改革，并非出于民众的压力（这一点与上一次战后不同），而是因为政府本身在原则上认为应该进行改革——这些政府，部分是由原来的改革派人士当家，如美国的民主党、英国的工党。部分则是由各派反法西斯地下抗敌运动发展而成的改革派，及国家复兴党派组成。简言之，对抗法西斯之战，最终都归向左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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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共御强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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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936年，甚至到了1939年时，西班牙战争背后的真正意义不但仍然十分遥远，甚至不甚真切。共产国际的反法西斯联合路线，在白费了10年的努力之后，终于被斯大林从他的日程表上抹去——至少一时仿佛如此。他不但一转与希特勒交好（虽然双方都知道难以持久），甚至还指示共产国际运动放弃反法西斯的策略。这项决定愚不可及，也许只能用一个理由解释，就是斯大林向来以不愿意冒任何风险闻名。但是到了1941年，共产国际总算找到一个名正言顺反对法西斯的理由。这一年，德国入侵苏联，美国因而参战——简单地说，对抗法西斯之战终于演变成一场国际性的大战——从此，这场战争不但具有军事性，同时也带有高度的政治意义。美国的资本主义与苏联的共产主义在国际上携手合作。欧洲境内每一个国家——不过不包括当时尚仰西方帝国主义鼻息的依附国家在内——但凡有志之士，不分政治意识，从左到右，只要愿意起来抵抗德国或意大利，现在都因大战而有合作之机。更何况欧洲各参战国家除英国以外，都已落入轴心势力手中，因此这场抗敌志士之战，基本上便属于一场平民之战，或可说由前述平民组成的武装之战。
欧洲各国地下抗敌运动的历史真相，至今多数依然如神话般成谜。因为战后各国政权的合法地位，主要是建立于战时抗敌的记录。法国的例子尤其极端，因为胜利之后的法国政府，和1940年与德求和并合作的政府毫无任何真实的传承延续。而法国地下抗德组织的力量，一直到1944年依然很弱，其武装力量更差，民众的支持并不普遍。战后的法国，是由戴高乐将军一手重建。戴高乐立国的根基其实是基于一个神话：那就是永恒不朽的真正法国从来不曾接受过战败的事实。他本人便曾说过：“地下抗敌活动，不过是侥幸得胜的纸老虎。”（gillois，1973，p．164）时至今日，法国纪念二战的原则依然不变：只有那些地下抗敌志士，以及加入戴高乐自由法国部队者，才算是大战的勇士。事实上建立于地下抗敌神话兴起的欧洲政权，并不止法国一国。
对于欧洲的地下抗敌运动，在此必须先做两点阐明。首先，一直到1943年意大利退出大战之前，地下活动的军事力量很弱，除了在巴尔干部分地区以外，也不具任何决定性的作用，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在政治及道德层面。法西斯势力在意大利泛滥二十余年，极受欢迎，甚至连知识分子也予以支持。现在却在1943…1945年间各地普遍动员的地下抗敌运动风潮之下，意大利的群众生活发生重大转变。意大利的中部及北部，便曾兴起一股武装党派运动，10万民众加入战斗，其中45000名不幸阵亡（bocca，1966，pp．297…302，385…389，569－570，pavone，1991，p．413）。有了这类运动的光荣记录，意大利人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将墨索里尼的记忆丢在脑后。可是德国民众却没有这么轻松，无法将自己与1933－1945年间的纳粹活动划清界限，因为他们始终团结在他们的政府身边，一路支持到底。德国内部的抵抗人士，主要是一小群共产党人、普鲁士军方保守人士，以及一批稀稀落落的宗教及自由派人士，这些人不是早已于战火中死去，便是陷身于集中营。相反地，一帮法西斯同路人以及被占领国的通敌者，自1945年后便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了一段时间。一直到对抗共产主义的冷战揭幕，这类人才又重新活跃于西方国家的军事及情报行业，在地下秘密活动中大显身手。
其次——除了波兰是一大例外之外——欧洲地下抵抗运动的政治路线多向左倾，其中理由十分明显。各国的法西斯分子、极右派、保守人士，这些当地的有钱有势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