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合集-第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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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富民政策
【原文】
子适①卫，冉有仆②。
子曰：“庶③矣哉！”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注释】
①适：到，往。②仆：驾车。③庶：众多，这里指人口多。
【译文】
孔子到卫国，冉有给他驾车。
孔子说：“好多的人啊！”冉有问：“人多该怎么办呢了？”孔子 说：“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呢？”孔 子说：“教育他们。”
【读解】
《管子·治国》说：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畏罪，所以比较好治理。民 贫则危乡轻家，犯上作乱，所以难于治理。
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总是首先想方设法地让人民富裕起来。
这就是富民政策。
《管子》表达的思想正是孔子在这里所表达的思想。
其实，奔小康也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好，也都是这种思想。
这种思想并不是不要精神文明建设，不讲政治，而是首先抓 经济基础建设，在此基础上“教之”，建设精神文明的大厦。所以， 这又叫做“先富后教”。
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这样截然分明的先后顺序，而 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一句话，就是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 不过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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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兴邦，一言丧邦
【原文】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 是其几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 不几②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 ‘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 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 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注释】
①几：期，期望。②几：近。
【译文】
鲁定公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旺，有这样的话吗？”孔 子回答说：“话不可以这样说啊。不过，人们说：‘做国君很艰难， 做臣下也不易。’如果真能知道做国君的艰难，不就近于一句话可 以使国家兴旺了吗？”鲁定公又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灭亡，有 这样的话吗？”孔子回答说：“话不可以这样说啊。不过，人们说 ‘我做国君没有别的快乐，只是我说什么话都没有人敢违抗我。’如 果说的话正确而没有人违抗，不也很好吗？如果说的话不正确而 没有人违抗，不就近于一句话可以使国家灭亡了吗？
【读解】
一言兴邦，一言丧邦。
乍一听很有些危言耸听，哪有这样厉害的一句话呢？
仔细想一想，尤其是联系到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发展来进行 思考，“一方兴邦，一言丧邦”的说法其实也并非危言耸听，反倒 还很有些深刻性在其中哩。
以孔子在这里举出的两句话来看，“为君难，为臣不易”，用 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领导人难，做中层干部也不易。没有一定的 行政工作经验，是难以体会得到这句话的深度和分量的。相反，一 旦能深刻体会到“为君难”，也就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尽心于 国事，做到了这一点，国家也就会兴旺起来。总而言之，这句话 类似于唐太宗时的名言：“创业难，守成也不易。”很有些沉重而 深刻的分量。
另一句话是说到权力的绝对性问题。如果当一个国家领导人 只是想到自己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且以此为乐，以权力为享受。 就像安徒生著名童话《皇帝的新衣》里所讽刺的皇帝那样，放个 屁都是香的，那也就离亡国不远了。
可见，虽然语言不是原子弹，不可能一下子炸毁一个国家；反 过来也一样，没有哪一句话可以像“芝麻开门”那样神奇，一下 子就兴旺一个国家。但是，语言支配思想，思想决定大政方针和 政策，所以，有时候，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可以起到兴国亡国的作 用。以我们所经历的时代来看，“抓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是不是搞乱了党，搞乱了军队，搞乱了国家呢？而“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白猫黑猫， 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才是硬道理”等待，每一句话是不是 都起到了兴邦的重大作用呢？
回过头来看，一方兴邦，一方丧邦，的确还是危言耸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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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者悦，远者来
【原文】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
【译文】
叶公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让国内的喜悦，让国外的人 来投奔。”
【读解】
近者悦，远者来。
内政外交，一语囊括。
近者悦是因为国力强盛，人民安居乐业，生活蒸蒸日上；远 者来是因为声名远扬，外交辉煌。
朱熹说得好：“被其泽则悦，闻其风则来。然必近者悦，而后 远者来也。”（《论语集注）卷七）
所以，首先是要为人民谋幸福，增强国力，使“近者悦”。不 然的话，“远者来”是要来，但不是来投奔，而是如“八国联军” 一般来侵略了。
国耻未忘。
能不使“近者悦”而后“远者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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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速则不达
【原文】
子夏为莒父①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 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注释】
①莒父：鲁国邑名。《山东通志》认为在今山东高密县东南。 阳文】 子夏做了莒父邑的长官，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不要图 快，不要贪小便宜。图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小便宜就办不成大 事。”
【译文】
子夏做了莒父邑的长官，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不要图 快，不要贪小便宜。图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小便宜就办不成大事。
【读解】
孔子反对急功近利。
公元前658年，晋国人以宝马美玉献给虞公，要求借道讨伐 虢国。宫之奇以唇亡齿寒的道理劝谏虞公不要答应晋国的借道要 求，但虞公贪图宝马美玉而不听劝谏。结果，晋国人灭虢国后在 返回的途中又顺手灭了虞国。这是贪小便宜而坏大事的典型。
公元1958年，中国人以火箭般的“大跃进”速度赶超英美， 结果是经济大倒退。这是“欲速则不达”的典型。
国家大事如此，个人事务也是一样。所谓“风物长宜放眼 量”也就是这样的意思。但面对现实，谁又没有“近视”而急功 近利的时候呢？既然如此，就请把圣人的话铭诸座右，时常提醒 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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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也有讲究
【原文】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①，其父攘羊②，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 中矣。”
【注释】
①直躬者：直率坦白的人。②攘羊：攘，偷。③证之：告发他。 证，告发。
【译文】
叶公对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一个直率坦白的人，他父亲偷了 羊，他便告发父亲。”孔子说：“我的家乡直率坦白的人与你所说 的不同：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直率坦白就在 这里面了。”
【读解】
按照孔子的看法，一个人不能一味地直率坦白。换句话说，直 率坦白也有一定的讲究。比如说在父子关系上，有一个孝与慈的 问题。所以，父亲有什么问题，从孝的角度出发，做儿子的就应 该替他隐瞒，而不应当告发他。反过来也是一样，儿子犯下了什 么过错，从慈的角度出发，做父亲的也应该替他隐瞒，而不应当 告发他。
这样说来，也就不应当大义灭亲了。甚至，在法律面前，父 子之间也就可以作伪证而相互包庇了。圣人的思想显然不合于法 治的精神，而是从伦理道德的礼法角度思考问题的。这也就是他 在《泰伯》篇里所说的“直而无礼则绞”。直率而不符合礼就会尖 刻伤人。所以，一切都要以礼作为规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儿子告发父亲虽然直率坦白， 但因为不符合孝的礼制，因此仍然是错误的。反过来说，父亲为 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虽然都不直率坦白，但却符合慈与 孝的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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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标准
【原文】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 方，不辱君命，可谓上矣。”
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①然小人哉！抑 亦可以为次矣。”
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②，何足算也？”
【注释】
①硁硁（keng）：浅薄固执的样子。②斗筲（shao）之人：”指器量狭 小的人。斗，古代量名；筲，竹筐，容量不大；斗、筲喻度量的狭小。
【译文】
子贡问道：“怎样才可以称得上是士？”孔子说：“做事有羞耻 之心，出使外国能很好地完成国君的使命。这样的人可以称得上 是士了。”
子贡说：“敢问次一等的。”孔子说：“宗族称赞他孝顺父母， 乡亲们称赞他尊敬兄长。”
子贡说：“敢问再次一等的。”孔子说：“说话一定守信，做事 一定有结果，这是浅薄固执的小人啊！或许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 的士吧。”
子贡又说：“现在执政的那些人怎么样？”孔子说：“唉！这些 器量狭小的人怎么能算得上呢？”
【读解】
“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与近代文化中的知 识分子相近。在商周时代，士属于贵族中的下层，到春秋时代，则 成了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一个特殊阶层。孔子生活在这个时代， 他本人也是这个阶层中的一页。所以，他和他的学生们对士有过 各种论述。比较著名的如《里仁》篇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 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又如《泰伯》篇曾子说：“士不可以不 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 乎？”这些论述，都近似于我们今天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一样， 对“士”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赋予了社会历史的重任。在本篇中， 孔子又与子贡讨论了不同层次的士的标准。
子贡与孔子讨论的第一个层次的士是参与国家大事的“入 仕”的士，或者说是“用之则行”，“达则兼善天下”的士。子贡 与孔子讨论的第二个层次的士是在乡赋闲，没有在朝廷做官的士， 或者说是“舍之则藏”，“穷则独善其身”的士。子贡与孔子讨论 的第三个层次的士是拘泥固执，不知通权达变的“任任然小人 哉”的士，这种士是勉强可以称得上的，实际上不太够格的士。这 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言必信，行必果”的品质。不少格言、 座右铭一类的书籍都把“言必信，行必果”作为孔子的格言而加 以传播推广，可孔子却明明说这种“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是 “硁硁然小人哉！”孟子说得更为清楚：“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 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孔孟的论述一反一正而现 点却一脉相承，都是反对一味地“言必信，行必果”，要求“惟义 所在”，一切用“义”来衡量。只要合乎“义”，也就‘唁不必信， 行不必果”了。这种通权达变的思想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方 面，孔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孟子也说 这：“君子不亮（通“谅”，即信）。恶乎执？”（《孟子·告子下》） 君子不讲信用，怎么能有操守？孔子、孟子对“信”的论述都是 很多的。但另一方面，又的确不能拘泥固执于“信”上而不知变 通。这正如孔子与叶公谈论关于“直”的问题一样。叶公认为父 亲偷羊儿子告发是“直”，孔子却认为应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这才是“直”。这是用孝、慈的礼数来变通。同样的，在“信”的 问题上也一样，应不应该“言必信，行必果”，要用“义”来变通。 比如说你对你的敌人也讲信用，那岂不是太书呆子气了吗？
所以，我们既要讲信用，又要根据实际情况，用“义”的原 则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