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出现象学之维-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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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意识到自己学说中哲学和科学的“张力”？
先来看看“纵向”的方面。《徐文》把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德法年鉴》以前坚持“哲学—知识”观阶段，《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前（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的“过渡阶段”，以及此后的“科学—知识”观阶段。但这种划分是否站得住脚？徐先生在第一阶段举了《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博士论文》中的一些赞扬哲学的话，以表明马克思这时对哲学“一直是信任的，相信哲学能够提供真理和知识”，如主张“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说法所体现的。但徐先生似乎忘记了，即使在“第一阶段”中，马克思对哲学也并不是一味地“颂扬”，而是指出了哲学本身的自相矛盾性，这种自相矛盾性必将导致“消灭哲学”。如《博士论文》中在说到“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这是《徐文》作为马克思在“第一阶段”“颂扬”哲学的证据之一提出来的）之后，紧接着就说：“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其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陷”＇1＇；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则提出：“你们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2＇。据查，这里所用的“消灭”一词实际上就是德文的aufheben，中文一般译作“扬弃”＇3＇。由此可见，马克思对哲学本身的限度一开始就是意识到了的，但他仍然对哲学作了高度的“颂扬”，这反过来证明，马克思这时的颂扬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对哲学的这种自相矛盾性、自我否定性的激赏，哲学的这种“缺陷”恰好蕴含着哲学否定自身而投身于外部世界的动力，它使自己成为了烧向外部世界的“火焰”。青年马克思这样一种带有吊诡性质的态度，如果不紧贴黑格尔“否定的辩证法”的内在精神，而只从外在的用语和概念辨析上作知性的解读，是无法把握到位的。马克思在具体的哲学观点上前后当然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但在对哲学的这种看法上，我认为他是前后一贯的，没有什么“三阶段”。
　　　　如果是这样，则《徐文》所设定的马克思的第二阶段即“过渡阶段”也就失去根据了（没有“落差”，也就谈不上“过渡”）。《徐文》说：“马克思开始改变对哲学本身的看法，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并从中引证马克思的话：“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1）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经过思考加以阐述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从而，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2）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以说明马克思这个时候已明显地将哲学与科学对立起来（而不是将一种哲学跟另一种哲学对立起来），“从习惯了的哲学思辨转而从事实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但这种结论是很难得出来的。其实马克思在表扬费尔巴哈时，他内心里始终有一个真正的目标，就是黑格尔，他表扬的是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中从根本上推翻了旧的辩证法和哲学”＇4＇。因此在读这段引文时也应结合被“推翻”的黑格尔哲学来理解，即黑格尔在其“绝对精神”三阶段（艺术、宗教、哲学）中，把哲学（即他自己的思辨哲学）看作宗教异化的扬弃和克服，而费尔巴哈则指出黑格尔的哲学“不过是”理性的宗教，仍然是另一种形式的异化，从而和宗教“同样”应当受到谴责，以便建立起新的《未来哲学原理》。这并不是赞扬费尔巴哈对一般哲学的“谴责”，而只是赞扬他对“旧哲学”的谴责，不是赞扬他抛弃了哲学而创立了科学，而是赞扬他抛弃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而创立了科学的唯物主义哲学。这才能顺理成章地理解《徐文》中所引用的马克思1844年致费尔巴哈的信中称赞他“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的话，而不会像徐先生那样把这句话（和其他一些肯定哲学的话）视为向否定哲学的立场的一种“并非一蹴而就”的（似乎是在反复摇摆中的）“过渡”。
　　　　其实，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还有更明确的说法。如马克思说，“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理论的对立”只有通过“实践的方式”才能解决，“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5＇言下之意，问题不在于否定哲学，而在于哲学必须转过来从实践上理解这一任务。接下来马克思就谈到现实的实践即“工业的历史”，认为迄今人们没有把工业看作内容丰富的“真正的科学”，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心理学”，而只是理解为满足“一般需要”的、“有用的”和“异己”的科学，即通常的“自然科学”。所以马克思接着说：“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但是哲学对自然科学仍然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仍然是疏远的一样。以往那种暂时的结合只是一种不真实的错觉。那时有结合的意志，但缺乏这样做的能力。”＇6＇但现在，自然科学通过现代工业以“异化”的形式从实践上强行介入了人的多方面的生活，它由于使人陷入痛苦的片面化、异化，而迫使人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应当有全面丰富的基础，从而“为人的解放作准备”。这样，“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　——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现实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7＇。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提出了“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的著名命题，即提出了把“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又称“心理学”）通过感性统一为“一门科学”的伟大设想。当然，这时马克思还没有明确将自己的感性（感性活动、实践）与费尔巴哈的感性（感性直观）区别开来，这种区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才作出的。但必须建立一门融合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感性科学则是明确的，这门科学显然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真正的结合。
　　　　至于“第三阶段”即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的阶段，在徐先生的先入之见的描述下也成了马克思离开哲学而转入“实证科学”的“新的知识观的基点”。但按照徐先生在这里的所有引文，马克思所抛弃的只是“思辨哲学”、“独立哲学”、打引号的“哲学”、“旧的哲学良心”、德国著作家们“自己的哲学观点”和“自己的哲学辞令”、“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等等，而并没有直接否定一般的哲学。《徐文》凭借马克思所说的“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句话就得出：“马克思……清算了自己对‘哲学’的信仰”，这至少有偷换概念之嫌。至于《徐文》把马克思的实证科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科学）与培根的归纳法、分析哲学的“综合命题”拉到一起（从而与现代实证主义挂起勾来），这更是容易导致对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的误解。徐先生在这里引了马克思的一句话：“费尔巴哈……还是一位理论家和哲学家”，以表明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而“对‘科学’的经验性、实证性有了新的理解，所用的标准更加接近于政治经济学等实证学科的标准”。但根据马克思这句话的上下文，完全不是徐先生所说的这个意思。马克思的原文是：“他＇费尔巴哈＇希望加强对这一事实＇指人与人之间的互相需要＇的理解，也就是说，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不过，我们完全承认，费尔巴哈在力图理解这一事实的时候，达到了理论家一般可能达到的地步，但他还是一位理论家和哲学家。”＇8＇显然，马克思在这里不满意费尔巴哈的，正是这种仅仅力求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的被动的、静观的“理论”态度，这种态度也正是现代实证主义所标榜的　“科学的经验性、实证性”的态度，即“自然科学”的态度；这同样也是以往的哲学家们的态度，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谓“解释世界”的态度；但却不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这种“实证科学”（而非“实证学科”）的态度。后面这种态度必须把“推翻现存东西”、“改变世界”这种实践的和“人的科学”的标准纳入到自身中来才称得上是“真正科学”的。这倒是印证了柯尔施的观点，即马克思的哲学与旧哲学的区别在于它的实践性和革命性。徐先生在这里却没有分清两种不同的哲学（费尔巴哈的仅仅理论上的哲学和马克思的实践性的哲学）和两种不同的实证科学（费尔巴哈及现代实证主义的实证科学和马克思的实践意义上的实证科学）。

　　　（二）马克思的科学与哲学是否有“显性与隐性”的关联？

　　　　当然，徐先生也承认马克思从思辨（或“哲学”）中得来的观点“在马克思后来‘科学’地研究问题的时期并没有被抛弃，而是被整合进了‘科学’的理论体系之中”。但在徐先生看来这就构成了马克思后期思想中的“横向的”矛盾，即一方面承认“理论的客观性”，这种辩证法就“应是从经验中归纳出来的”；另方面又要保证“理论的革命性”，这种辩证法又必须是“一种主观的认识框架”，即一种思辨哲学或“一种先验概念关系的系统”。徐先生认为对于这两方面究竟如何区分，　“马克思并没有提供具体的操作办法”。这就是徐先生所说的马克思学说在“横向结构”中的“显性科学与隐性哲学的关联”，是一个“一直缠绕着他的理论思考”　而未获解决的问题。我很奇怪徐先生在这里怎么会忽略了马克思（包括恩格斯）非常强调和看重的“逻辑和历史相一致”这一著名的辩证方法论原理。徐先生只提到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综合法”，并对此质疑道：“若无本体（ousia；　substance）观念的支撑，许多规定性如何刚好综合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多个整体呢？这种综合的背后是否已然假定了这些规定性都是同属一个整体的呢？”显然，徐先生不是从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层次来理解“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因此他会把“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到康德、黑格尔以至当代哲学都在讨论”的思辨性的“本体论问题”，以及现代科学哲学中的实证性的“休谟问题”（“归纳的科学性问题”），都放进马克思这一原则中来，构成所谓马克思的“悖论式的说法”。但在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理解下，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成其为问题。因为马克思的“本体论”并非抽象的概念本体论，而是作为“对本质＇自然＇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的“人的感觉、情欲等等”，是“通过发达的工业”而形成的“人的情欲的本体论的本质”＇9＇，因而并不是躲在什么东西的“背后”，而是本身直接显现为感性的、经验的和“实证的”；马克思的“科学规律”也不是脱离人的自然规律，不是通过被动归纳现有事实而总结出来的规律，而是人的自由行动及其异化的规律，因而本身就是人学本体论的规律。
　　　　在这里，参考一下恩格斯对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精辟而又清晰的解释是有好处的。他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指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有两种，即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前者看起来比较明确，“因为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用徐先生的话说就是具有“科学的实证性”），“但是实际上这种形式至多只是比较通俗而已。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使工作漫无止境”，这就相当于徐先生所谓的　“归纳”，它势必陷入“休谟问题”。于是恩格斯抛开了这种方式，认为“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他又认为，“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这种方法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10＇所以，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意味着，真正逻辑的方法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