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出现象学之维-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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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归还给人并扬弃异化，因此黑格尔在　将现实世界异化为哲学家的抽象思维和逻辑理念之后，也不能不考虑重新恢复感性世界的形相。但他却把整个过程置于哲学思维本身之中，即在异化中来扬弃异化。　这样，“感性、宗教、国家政权等等是精神的本质，因为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而精神的真正的形式则是能思维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　自然界和历史的人类性就成了“抽象精神的产物”〔12〕。所以，逻辑理念要外化出自然界，　也不过是纯思的哲学家以纯思的方式“想到了”自然界，因为他在绝对理念中感到了“无”，感到了“寂寥”和“对内容的眷恋”。但是“当他把自然界从自身释放　出去时，他实际上从自身释放出去的只是这个抽象的自然界，只是名为自然界的抽象物”〔13〕。但他欺骗自己，仿佛这样一来，他就弥补了抽象理念的不足，而　把真正现实感性的自然界克服了、吞并了。其实他只是从字面上、思想上克服了这个本来就是思想物的对象，真正现实的对象则原封未动。
　　　　上述两个错误是“思辨的一切谬想的集大成”〔14〕，即一方面，“意识，也就是作为知识的知识、作为思维的思维，直接地把自己冒充为有　别于自身的他者，冒充为感性、现实、生命”，从而把人和自我意识等同起来；另一方面，他又“重新通过了这个外化了的形态确证了精神世界，把这个世界冒充为　自己的真实存在，恢复这个世界，硬说他在他的异在本身中也就是在他自身。……这里包含着黑格尔的虚假的实证主义亦即他的似是而非的批判主义的根源”　〔15〕。对黑格尔哲学的“秘密”的这一揭示表明，黑格尔首先通过抽象、异化而把现实的人及其感性的对象性置之不理，至多在抽象异化的形式中用逻辑理念冒　充感性现实；真正彻底的批判则要求追溯这种抽象或异化的感性现实的根源，即追溯在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马克思由此发现了人的感性活动（实　践、劳动）的自我异化和自我否定的本质倾向。
　　　　所以马克思指出：“既然《现象学》紧紧抓住人的异化——虽然在现象学中人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的，——那么，在它里面就潜藏着批判的一切　要素，并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具有了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完善的和成熟的形式”〔16〕。例如，他“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　〔17〕。正如国民经济学将异化劳动宣布为人的本质，黑格尔也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而没有看到其消极方面，只知道并承认抽象的精神劳动；但他毕竟以抽象　的方式为马克思理解现实的人及其历史提供了哲学前提。“因此，黑格尔《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辨证法——的伟大之处就在　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创造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真正的因而是现实的　人理解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8〕。换言之，人要实现自己的本质，使自己成为现实的、“类”的存在物，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本质的，类的力量，“而在这首　先仍然只有通过异化这种形式才是可能的”〔19〕。能动的、否定的辩证法——劳动及其对象化和异化——异化的扬弃——人，作为类的现实的人：这些在马克思　和黑格尔那里都同一层次的概念。
　　　　不同的是，黑格尔只在异化范围内扬弃异化。他把劳动仅仅理解为异化劳动，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异化了的人——思辩哲学家，其最高的类的现实　性则是高踞于一切个体之上的绝对精神、上帝。马克思则直接从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出发，通过对现实社会历史的分析看出，人的能动的社会实践不仅具有对象化和　异化的本质倾向，而且具有扬弃异化、真正实现人的类本质或感性本质这一必然前景。马克思由此建立了实践唯物论的基础，即人的现实的、感性的能动活动。这样　活动不是抽象的主体，而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20〕；它建立于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即感性的人）的自然力、生命力之上，但又不止于直接的自然　状态，而是通过“历史”，通过“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产生过程”而使人成为“类的存在物”〔21〕。可见，正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把马克思带到了对人　的直接的对象性活动、感性实践活动即劳动的深入研究，而这一研究（通过费尔巴哈）给他提供了对古典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的基本立足点。

　　　　二、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马克思在“第一手稿”中，以“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三个标题，概述和古典国民经济学家们的重大贡献，并揭示了其中所包含的深　刻的哲学意义，即劳动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异化。这种意义是经济学家们并未明确意识到而只有现象描述的，他们甚至把这种异化视为国民经济学努力追求的最佳理相　状态，尽管同时又承认这是非人的状态。
　　　　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课题大体上可分为三大部分，即工资（劳动者）、资本（资本家）和地租（土地所有者），这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关系正处于　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向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的现状。早期重农学派（从魁奈到亚当？斯密）还立足于地租来为基于农业的资本主义原则作辩护，论证地租与工资、资本　的一致性；到李嘉图等人则倒过来了，即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而将地租作为消溶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一个一般因素和环节来看待了。对土地本位的固执无论带有多　么美好的浪漫主义感伤情调，终将抵挡不住吞噬一切的资本洪流，土地仅仅成了各种资本中的一种，它的自然性质被物化劳动所取代或“换算”，社会经济运动归结　为劳动（工资）和资本的对立。
　　　　但劳动和资本的对立首先是建立在二者同一的基础上的：“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22〕，即物化劳动；但它反过来又使劳动成为自身的一　个手段，成为资本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资本的目的和本质就是要榨取劳动，使劳动非人化，与劳动相对立。但这不光是资本的罪过，也是资本主义劳动本身的罪过。　正是这种劳动自己使自己非人化，自己与自己相对立、相异化。因此劳资对立的根源并不在双方外在的、偶然的关系（例如，并不取决于某个资本家的恶意和歹　毒），而在于劳动本身的内在矛盾性和异化性，亦即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性，它表现在：人的劳动（本来是感性的、活生生的自由的生命活动）成为了国民经济学意　义上的“抽象一般劳动”。正如黑格尔用抽象一般的自我意识冒充人的本质，国民经济学也用抽象劳动取代了人的自由活动，从而得出了“劳动者应当和牛马完全一　样”〔23〕的观点。但抽象劳动或劳动之被抽象毕竟不是某种人为的结果，而正是劳动本身的内在本质的展开，因为劳动本质上是社会的。当一个社会发展到普遍　交往的时代，劳动的这一社会本质便会日益纯粹化，“社会一般必要劳动”便会使“具体劳动”大失光彩，交换价值便会凌驾于使用价值之上，金钱、货币便会成为　一切劳动所追求的共同目标和衡量尺度。
　　　　针对这种现状，马克思提出了两个发人深思的问题：“（1　）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的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24〕国民经济学家没有看出，这将导致人类发展达到其异化的极致，且只有在这一最　彻底的异化中，伴随着人类的巨大痛苦而产生出巨大的生产力，才能为异化的扬弃创造条件。“（2　）……把工资的平等化看作社会革命的目的，这些人究竟犯了什么错误？”〔25〕蒲鲁东等人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主张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搞工资平均　主义，以道德化的批判来解释贫富悬殊的矛盾，这是违背和阻碍历史发展规律的，也是空想和反动的。社会革命的目的只能由资本主义生产的再次自我否定（否定之　否定）来实现，而不能一厢情愿地提出。
　　　　所以关健便在于，分析劳动异化的现状、结构和根源，探讨劳动的异化和抽象化在什么意义上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以及它如何才能得到扬弃。　这是国民经济学所未能做到的。马克思则指出，“现有的经济事实”已证明：“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以之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　种现实化表现为劳动者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为对象所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26〕。其后果便是：“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　就象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一样”〔27〕。劳动是劳动者现实地占有感性自然界（对象）的过程，但他越是劳动，感性的外部世界越不是属于他的，甚至他自己　的肉体必需品也越是不属于他，他成了他自己的对象的奴隶。这就是“劳动产品的异化”〔28〕。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但异化不仅表现在生产的结果上，而且也表现在生产行为本身中”，“劳动对象的异化不过是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　的结果”〔29〕。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是劳动的自我异化，它比劳动产品的异化更深一层，即不仅是主体和对象的对立，而且是主体自己与自己相对立、相离异。　它表现为人在这种本应是自由自觉的感性的活动中“否定自己”、“感到不幸”，感到不自由和被强迫，因而是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是对人的感性的消　灭，只剩下动物机能。至于劳动的这种自我异化的根源，《手稿》只在后面的［需要、生产和分工］部分有所提示，即归结为劳动的自发性的分工，但并未展开论　述。直到次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才重点论述了分工的问题，特别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问题，这才解决了劳动异化真正的、内部自发的起源问　题〔30〕。
　　　　基于劳动产品和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这两个经济学的事实，马克思又推出了异化劳动的“第三个规定”〔31〕，即哲学上的规定。在这里，所　涉及的已不只是国民经济学的劳动概念，而是作为人的本质（类本质）的劳动概念，劳动异化被作为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来考察。从这一角度上看，异化劳动所涉及　的就不仅仅是物质的事实，而且是意识的和精神的事实了，因为人的本质是精神和物质（肉体）的统一体。人与自然界有双重的关系：从理论上说，整个自然界“都　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都是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从实践上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实践的一部分”；“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　离，这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32〕。所以，异化劳动使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与自然界相分离，使之成为抽象空洞的、非感性的、不自由的　谋生活动，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学上在特定时代具有积极意义的现象，更是一个在哲学上具有否定人、否定人的类本质的消极意义的现象。这是黑格尔和国民经济学家　都没有看到的，他们都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　因为他们都“不把劳动者作为人来考察”〔33〕。
　　　　马克思则认为，一旦把劳动者看作是人，便会看出劳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不应当仅仅是人的谋生的手段，而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是“创造生　活的生活”，在其中，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体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34〕。当然，人　在这种生命活动中也包含着对自身的某种间接性关系，他不象动物那样只生产直接需要的东西，而是“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然而这种间接性毕竟是回复到直　接性的：“人不仅象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化分为二，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5〕。因　此他能随时随地用内在固有的尺度衡量对象并“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36〕。异化劳动就在于将人“化分为二”之后，就切断了双方的直接联系，使之对立　起来，这就“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那种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人被夺去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37〕。于是，不仅每个人都与自己的类本质异化了，而且每个　人都与其他人异化了。人被物化的结果，即失去了自我，也失去了与他人的相通的可能性。
　　　　马克思指出，上述劳动异化的哲学分析、特别是人与自己的相异化导致人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