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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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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许多文人名人都追求着她,其中还有左翼联盟的领导入。有的,只不过是想占她的便宜而已,因为他们已有妻室儿女,可依然不知羞耻地死缠她。她对他们嗤之以鼻。

蓝苹的心中只看中了一个人。

他就是唐纳。

他和她同岁,原名叫马季良。一九一四年五月七日生于苏州。他二十多岁,还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就为《晨报》、《申报》等报刊撰写影评,常用唐纳、罗平等笔名。那“唐”姓,是他奶妈的姓。大学毕业后,他在艺华、明星、电通影片公司任过编剧和宣传主任。在田汉被捕、夏衍被艺华等公司解聘辞退后,他一度成为影圈里的台柱子,有人预言他将成为中国电影界的希望或大师。随后,他也参加了左翼电影工作者联盟,与袁牧之、郑君里、赵丹义结金兰。《大公报》上海版创刊时,他主编《戏剧与电影》周刊,任大公读者会总干事,从事进步文艺工作,还邀请陈波儿、袁牧之等名演员演出,为抗日救亡运动捐献过资金。他在上海的文化圈子里,是一个火爆的人物。

唐纳看了蓝苹的演出和拍的电影,又读了她写的许多文章后,对他的好友赵丹、于伶、夏其言说:“蓝苹是上海演员中不可多得的人才,她的潜力相当大,我要认识她,和她交朋友。”他情真意挚,仿佛透过热带的椰林,迎着雨云中的霞彩看过去,发现了一座金色的天地。那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他为她着迷了。

尽管赵丹、郑君里劝他:“蓝苹这个人心高志远,她不一定能看上你,你又不是高官达贵,很多人都碰了钉子,你又何苦自寻烦恼呢?最好还是死了心。”但是,唐纳发了誓:“我是非蓝苹而不娶,即使将来死到她手里,我也心甘情愿!”

于是,在郑君里的介绍下,唐纳和蓝苹认识了。交往没多久,蓝苹就被唐纳的满腹才学的谈吐和仪表堂堂的形象所倾倒。他,成为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蓝苹过去说过:“我根本是反对结婚的,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只要彼此爱情达到了沸点成熟了的时候,不必经过结婚的仪式,尽可实行同居。”但是,唐纳闯进她的生活圈子里后,她改变了说法:“真正的爱情,必须得以结婚的方式加以确定。只有名正言顺,爱情的生活才会有滋有味。”

本来,她很少外出活动。认识唐纳后,蓝苹很快就尝到爱情的甜头,不管他什么时候来访她都热情地接待。她常常出去活动,在家呆的时候越来越少。她在昔日那些同事们的目光下,得意洋洋地挽着唐纳的手臂,把胸脯挺得老高。虽然他们年纪相仿,但她的统治气魄却得到显露。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上午,杭州钱塘江畔的湖水开始荡漾起来,随着星光的模糊,红霞吐露,朝日徐升,湖边的花朵和水里的香荷都从睡梦中醒过来。就在这时,由郑君里和尊者沈钧儒主持,三对男女欢天喜地地在六和塔举行了婚礼。这三对男女是:赵丹、叶露茜,唐纳、蓝苹,顾而已、杜小鹃。

郑君里作为司仪,沈钧儒作为著名律师成为他们的证婚人,在闪闪发光的摄影机下,照了许多照片。沈钧儒还随口颂诗一首:情侣浪游在沪杭,六和塔下影成双。瑰丽清幽游人醉,沉酣风波会自伤。拾级蜿蜒登高塔,居高一览钱塘江!


 

 

 

 

 

第八章
 

唐纳与蓝苹分手后,一直活跃在报界,他甚至想回国参加建设。但当他收到江青的信后改变主意,毛泽东评论他是“文人无行”。上海解放后他远赴巴黎定居,隐姓埋名,并始终恪守自己的诺言。

 

 

 

 

 


1935年主演电影《自由神》的江青

 

满天星斗,一弯明月一动也不动地挂在万木梢头。当整个城市从喧嚷中沉寂下来时,就像雄狮吼叫累了熟睡着一样,在黑暗中静静地等待着黎明……

任何强大的铁腕人物,一旦失去自由而又无力挽回时,便只能依靠回忆过去来打发日子,填补精神的空虚。江青也不例外。

她的神经很敏感,能从看守人员的眼神中判断外界的形势以及最高层对她的态度。从表面上看,她的生活待遇仍然很高,依然享受着相当一级的生活标准,但所有的人员都是小心翼翼地从她身边走过和递送东西。偶尔有人神秘地互相眨巴一下眼睛,往她的住处打量几遍后匆匆离去。她惘然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渐而又低下头。

“唐纳……唐纳……”

她隐隐约约地从看守人员嘴里听到了这个名字,浑身像触电一样地感到一阵颤栗。越是不愿回首和希望永久忘记的往事,越是像电影般地出现在她的眼前。现在看来,她最不愿意公开的往事,已经弄得举国沸腾,家喻户晓了。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她不愿意让更多的人知晓她还有过其他的婚恋……

偏偏唐纳也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在文坛上也轰轰烈烈,有过一段令人回味的历史。

唐纳啊!唐纳,你为什么没有死啊?

当他听到自己又身陷囹圄,成为千夫所指的角色,他又会发表什么样的评论呢?他会公开那些难堪往事吗?

多少年来,她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唐纳会写他和她的回忆录或发表他们过去共同生活几个月的趣闻陈事。须知,毕竟他是一个文采风流的才子啊!

她和唐纳婚后几个月,不辞而别,最后宣布决裂。然后,她几经曲折,到了延安。随后,她改名江青,成为毛泽东的妻子。

但是,她没有忘记唐纳,依然关注着他的行踪。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和她同岁的唐纳以《大公报》战地记者的身份,亲赴国民党军队抗日的前线进行采访,写了一篇又一篇悲壮的战地通讯。他,一个讨人喜欢的二十三岁的小伙子,一个说话急促、易动感情而又义气十足的大男孩。他当时挥笔疾书,急于找机会出去闯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当时,《大公报》迁移武汉,他又赴这座名城,创作了话剧《中国万岁》。这出话剧由大公报剧团义演,轰动了大江南北。而后,剧团到了重庆、南洋等地演出,唐纳的名字也和抗战必胜的主题一样,迅速在全国传播开来。此刻,正是他文思若泉、创作极盛之际,接连写出《陈圆圆》、《重逢》、《生路》等话剧。他还创作了一批歌词和《塞外村女》《聂耳谱曲》、《星星》《冼星海谱曲》、《明星之歌》(贺绿汀谱曲)等。

每当周恩来、郭沫若、叶挺等人从国民党战区捎来各种报纸后,江青总要翻阅着寻找唐纳的名字。

“就是他吗?”有一次毛泽东指着唐纳的照片问江青。

江青的脸红到耳根,点点头说:“是的,别看这个小白脸长得文质彬彬,他有个绰号叫作公羊。的确,在上海玩小姑娘搞得最多的就算他了,他当时才二十一岁呢。”

“文人无行嘛。”毛泽东哈哈大笑道,“不过,他写的文章还是不错的。我看过数篇,才华横溢哟。不过,他的笔锋只能绘书绣花,不能杀人。而我们共产党人视笔为刀枪,三寸竹管是武器而不是帮闲笔哪。”

毛泽东放下毛笔,转向江青,微微一笑,然后以他那一贯从容不迫的步伐顺着延安窑洞门前的小院边沿,踱起步来。

四十年代前期,唐纳到了重庆,为《商务日报》主编《每周影剧》,宣传评介一些爱国抗战的电影和戏剧。他巧妙地通过英国新闻处,向国际进步人士介绍中国人民抗战的英勇事迹。那时,他得知了昔日的蓝苹已经改名江青,并和毛泽东结婚的消息。一次,他见到了周恩来,向他打听起江青来。

“毛泽东怎么会同一个上海的电影演员结合呢?”唐纳故意提问。

周恩来平静地说:“你大概还不知道,早在江青同志还没有到上海之前,她已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作为我们党的地下工作的一员,她以演员为掩护,做了许多党的秘密工作。她长期以体验生活为名,深入工厂和农村作社会调查。她写的《农村演剧生活》等文章,实际上探索出一条文艺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新路。抗战开始后,她回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又和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结合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事。”

唐纳失声惊叹道:“想不到她早就是个共产党员!我一直以为她只是个思想偏激的女演员呢!”

“你们虽然走的不是一条路,但是我相信我们最终都会走到一起的。”周恩来说。

是的,抗战胜利后,唐纳出任了孔祥熙主办的《时事新报》主笔,重回上海。经夏衍同意,他邀集徐怀沙、毛羽、李之华等几位朋友组建了编辑部的基本班子,利用这块阵地宣传为国民党政府所不容的主张。最后终于引起孔祥熙的干涉,他遂与编辑部的朋友愤而离职。他对夏衍说:“现在我算看透了,说来说去还是共产党走的路得人心、顺民意。我想投奔他们去,不知道……”

“你还是走你自己的路为好。”夏衍对他说,“也许这样更能发挥你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唐纳出任《文汇报》总编辑,他和宦乡、陈虞荪、徐铸成、柯灵、孟秋江等人一起,很快把报纸办成一面旗帜,在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文汇报》遭淞沪警备司令部勒令停刊后,他去了香港。

一九四八年九月,香港《文汇报》创刊。唐纳重任总编辑。他一身担任数职,昼夜撰文筹款,解决各种杂务。在那段日子里,他常和潘汉年、夏衍等人畅谈联络,预言中国的未来和政局。

“我看,得人心者得天下,将来中国的大总统,非毛泽东莫属。”唐纳说。

潘汉年问:“听说毛泽东的妻子是你当年的老婆?”

唐纳战战兢兢地点点头:“不错,我没想到蓝苹真能成了大气候。她可不是一般的女子,你很难掌握她的性格和脾气。她需要你时,甜言蜜语,温柔顺从,令你想入非非,难舍难割;她不需要你时,马上就沉脸怒骂,一脚把你踢开。我真担心,一旦共产党得了天下,这个女人会在毛泽东面前说我什么!”

“拿你问罪,置于死地。”

“我难道就那么坏?”

“凭你的出身,凭你和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关系,她可以随便找一条罪名就把你送上断头台。君难道不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古话么?”

“可朋友们都说我是个赤子,心如明镜,纯洁无邪,是至可亲者,至可爱者,至可贵者呀!我并没有伤害过共产党的任何人呀!”

“你别忘了,你是江青的前夫,而毛泽东是吃的你的剩茶残饭。这在中国的传统上并不光彩,并不入时啊!如今毛泽东很快就要作大总统,那是事实上的皇帝。他能容忍你这个御用文人在他眼皮下著书立说吗?即使毛泽东不说什么,凭江青那样的脾气,她难道不想采取什么行动吗?”

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的那天,唐纳离开香港到了美国,在《纽约时报》等中文报刊社找到了工作。他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欣喜若狂。那时,他才三十五岁,极富青春活力,他情真意挚,轻松洒脱,旺盛而又幽默,托人几次向中国共产党有关方面联系,想回国参加建设。

然而,就在这时,他收到了郑君里转来的一封信,信里转述了江青给他的话,含义十分清晰:“纳,时过境迁,你还记得我吗?十多年不见,我们显然走了两条根本不同的道路。你可能已经知道了我现在的地位、环境和所任的职务,这一切都需要你我忘记过去那段历史,和任何人都不要再提及了。根据共产党的政策,你还是洁身自好,给自己想得长远些为好。妥否?请你三思而后行。”

唐纳是条汉子,他立即明白了江青这封信的意思。他回信一封,答应照她的话办,“保证今后过一种恬静、安逸的退隐生活。”一九五一年,他定居巴黎,改名马季章,开始了一种新的笔耕生涯。虽然他远离故土,精神常常为此失却平衡,不时会感到无以报效祖国和社会的不安与忧烦,有时烦躁、有时牢骚、有时落泪,但他始终恪守着他的诺言。

随着江青地位的逐渐高升,她越来越讨厌唐纳、恐惧唐纳、憎恨唐纳。当港、台、澳及海外一些地区开始出现有关她和唐纳的流言时,她曾气得拍桌子大骂:“一定是马季良那个鬼东西在搞无中生有的材料,他想凭着谣言给他也给我增添一层又一层令人莫测的色彩。”

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连窗外的小鸟和蟋蟀也不再喳喳唧唧的叫了,好像意识到现在不是它们乱叫的时候。当她站在窗前时,负责看管她的警卫和哨兵一个个傲岸、庄严地从她面前走过,连理睬也不理睬她。

灾祸有时候是从过份得意开始的。

她想起了她被捕的那天,张耀祠恶狠狠地对她讲的一句话:“你是凭借伟大领袖毛主席而高贵起来的,所以你也将随着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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