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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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却爱水，尤其喜欢游泳，于是搬进了游泳池住。那是一个破旧不堪的地方，但为了让他住的舒坦和安全，周恩来派人考察一番后作了比较大的整修，以后毛泽东找人谈话就改在这里了。
江青每个星期都要到这里两、三次，她把游泳池称为“二〇二大院”，她自己在中南海的住处则叫作“二〇一小院”。除了宽敞的客厅外，她的书房在所有的住处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她让人给她把书作了统计，仅她自己作了记号的藏书已多达近万册。一九六七年元旦之后，毛泽东特意来到她的书房，对她的藏书评头论足，作了赞许。然后话题转到了各省、市的文化大革命安排上。
“现在到了夺权的时候了。”毛泽东说，“文化革命经过半年多的准备，阵线已基本分明。依靠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继续工作，不会再有益处，必须来一个从下而上的夺权斗争。”
江青记得，毛泽东最初提出夺权的概念，是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那时，他还提出了“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论断。到了一九六五年一月，他在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时，再次肯定了要解决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的问题。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的前夜，毛泽东称他批准广播和发表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在江青和许多人看来，毛泽东实际上是已经考虑用公社形式代替所谓旧的国家机器了。
想到这里，江青对他说：“夺权斗争一定要抓典型。各省、市的条件中，上海和山西比较成熟。上海由张春桥、姚文元亲自去抓，山西则有刘格平同志去搞。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发展很快，自从刘格平向中央揭发了薄一波、安子文在一九三六年的北平反省院写《反共启事》的问题后，实际上端出了刘少奇的叛徒问题。专案组和小将们几次审讯、批斗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这些人，他们都把责任往刘少奇身上推。”
“那好么，让他们狗咬狗。当走资派的队伍分化时候，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掌握最恰当的时机发展自己、巩固自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们，包括过去还想观望、等待的那些老右们也都坐不住了，看了《反共启事》和薄、安、杨等人的材料，都说没想到刘少奇是这种人。”毛泽东满面春风地说，“看来，对付党内走资派，唯有借助红卫兵和人民群众的力量。等走资派往下堕落和灭亡时，革命派会闹得更凶。我看了各省、市的一批材料，都是很有趣的。四川省出了一对革命的夫妇，就是刘结挺和张西挺，听说多年来也是受他们迫害的。”
江青说：“我让王力查了他们的档案，文化革命前开除刘结挺党籍，是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的。他们小题大作，抓住刘、张两口子的一些问题，硬要把人往死里整。”
“那就要翻案呢。”
“山西对待袁振也是这样。”江青说，“袁振作为太原市委第一书记，在华北局的会议上给山西省委提了一些意见，尽管有些牵强附会，山西省委和李雪峰这些人便把人家打成‘反党分子’、‘野心家’、‘伸手派’，最后还要撤人家的职。我看他们是典型的法西斯。走资派掌握了天下，中国非大乱不可。山西过去彭真、薄一波抓得很紧，是个出叛徒的地方。这次正好选择为突破口之一。”
“山西的革命造反派起来了吗？”
“起来了。去年底，山西的一批领导干部站了出来，省委常委、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还有我说的那个袁振，还有个副省长叫刘贯一的，都发表声明，要退出黑省委，和山西省委脱离关系，再不参加他们组织的任何会议。这样，实际上给他们准备好了掘墓人。”
“我看山西和上海的夺权条件都成熟了。可以跟那些革命的领导干部打个招呼，要他们争取群众，行动起来，开展夺权斗争。”
毛泽东认为，一九六七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走资派进行生死存亡的斗争最关键的一年。在党的历史上是处于最不平常的时期，所以必须打破一切束缚群众手脚的“框框”和陈规陋习。他对江青说：“现在，无产阶级不怕乱，怕乱的是我们的敌人。我希望中国来个天下大乱，越乱越好，彻底冲垮走资派们的顽固堡垒。”
当年他们绞尽脑汁要夺人家的权，现在他们手中的权反而被人家夺了。江青终于尝到了她曾给别人酿造的一杯又一杯苦酒的滋味……
李云鹤出狱以后，面临着一个选择：今后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她的生活无依无靠。贫穷和饥饿伴随着这个二十一岁的姑娘。但是她聪颖的天资和漂亮的外貌却吸引着外界对她的注意，形形色色的人都在打她的主意。尽管她的政治身份在社会上并末公开，但是左翼文化团体的领导人和党的地下组织却清楚地知道她是共产党员，而且知道她的政治追求及其在狱中的表现。
“密司李，你应该作演员，凭你的才华，我敢保证你会一炮打红的。当然，一个演员的成功，一半的命运掌握在她自己手里，另一半则在赏识她的伯乐掌中。自古以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你是明白人，该怎么定将取决于你了。”周扬对她说。那双色迷迷的眼睛一直在她身上转悠，不时地伸出手来触动她的身子的某一部分。李云鹤明知他是左翼文化团体的最高决策者之一，但对他的言行却表现出明显的反感，尽量躲着他。他的皮肤发黑且亮，脸上有粉刺。她对她的一位朋友说：“周起应的酸相我看着难受。”
田汉曾是她最崇拜的作家之一，她尤其喜欢他写的剧本和歌词，但她对他和他弟弟田源同样厌恶。她认为弟兄俩都是两面性格的人。除了他们令人羡慕的职业和才华外，他们最大的本事就是搞女人，而口头上他们还把一些女演员称之为“臭婊子”，说：“她们只想跟男人睡觉，女人只配给男人玩。”有一次，她闯进田汉家里和他商量一出戏，亲眼看见他和一个女人在鬼混，而那个女人正是她的一位朋友。所以，当弟兄俩轮流向她求爱而表示亲近的时候，她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我们在事业上是朋友和同志，但在生活上我们永远走不到一块去。”
“哼，走着瞧，我准会让你回来乖乖上我的床头的！”田汉、田源一出门成了正人君子。他们双手插在裤兜里，洋洋得意地走了。
这些人掌握着剧联、作联和电影界的领导权，要想走演员的路，除了投靠他们，就得和国民党当局控制的剧团和电影公司打交道。为了隐蔽自己的面目，李云鹤只得在两者之间游移、徘徊，同时也在暗暗地努力。她发誓要在被世人鄙弃的这个行当队伍里保持自己的贞操和清白。于是，她到了这些人面前，总是挺起胸脯而不卑不亢。而他们，时而大摇大摆的，时而跳起来，时而前俯后仰。有一伙无聊文人和演员一见到她和漂亮的女演员不是吹口哨，就是脏话调戏：“密司李，咱们想跟你睡一觉，赏脸吗？跟你玩一玩，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
她想洁身自好，遭到的报应是他们偏和她过不去，有角色硬让条件比她差的人上也不让她排；正经的工作偏不推荐她干；更有甚者，他们在她背后放出冷言冷语：“密司李昨天晚上和一个漂亮军官吊膀子压马路去了。”“我亲眼看见她和副刊的小白脸编辑吃夜宵，肯定他们已经睡觉了。”
适合李云鹤的工作很难找。她不得不靠打工、讲课，偶尔也写些文章挣稿费，有时还干些杂活来养活自己。她的自尊心很强，决不轻易向男人开口求助。即使党组织内有人散布她是托派的谣言时，她也只好眼泪往肚子里吞，耐心地等待着机会。
由于自己的争取和朋友的推荐，她在左翼教育联盟和剧联的《玩偶之家》里主演“娜拉”，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以后李云鹤又主演和排演了一些剧目，她逐渐然而又是很快走红了。在一群文化人羡慕的目光下，在电影公司任职的夏衍和导演张庚等人都纷纷由过去的冷淡转为热烈的吹捧。
夏衍说：“密司李是天才，长得漂亮表演也漂亮，称得起是东方美人。她如果上了银幕，我保险她会震动影坛。”
“云鹤姑娘是我发现的，是我的人，你们谁也别想争功拉夫。只要我当导演，她就只能在舞台而不会上银幕。”张庚和前来争夺李云鹤的人吵嚷着说。他把保护这位走红的女人视为天职。私下里，他公开向她求婚，甚至说：“我已经爱上了你，我不能没有你，你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失去你，我会死的。别忘了，是我给你创造条件，使世人对你刮目相看的。”
但李云鹤并不领情，她认为自己从十五、六岁时就学戏并进入青岛、济南的高等戏剧专业深造和学习。演戏本身是自己的特长而决不归功于任何人。她对张庚说：“你不该这样。作为一个好演员，应该是没有艺术限制的。我属于民众和整个社会，而不能属于你和极少数的人。”说完这话后，她的脸颊却泛起快活的红晕。
左翼联盟的阳翰笙和夏衍等人，终于把她拉进了电影界，并给她起了新的艺名：蓝苹。
为了回击那些别有用心的吹捧者，她以蓝苹的名义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的《大晚报》上发表文章说：“在我童年的时候，每当听见人家说到‘天才’一字，不知怎的，就会莫名其妙的肃然起敬，不过，在那个小小的、简单的头脑里，却又时常起伏着以下的疑问：天才？天才是什么呀？难道是天给的才？那么，天才是谁给的才呢？最近和朋友们重又谈到了‘天才’的问题，争辩所得的结论是：认为‘天才’是不存在的，只是在人的本质上分着高低而已，光靠着先天的赋予是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员的！”她还断言：“一个人如果专靠着美貌，或是一点儿聪明去做一个演员，那是危险的！”
二十五年后，当蓝苹成为江青，已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独树一帜，成为与林彪相抗衡的巾帼领袖时，这篇文章又成为她反对林彪、陈伯达鼓吹的“天才论”的证据。她得意地对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说：“我从来反对天才论，认为那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当初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矛头是针对周扬、夏衍四条汉子的。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们都不相信那一套。林彪、陈伯达们重弹老调，只能说明他们和那些江湖骗子是一丘之貉。”
蓝苹主演了《狼山喋血记》影片后，又是一片喝采声。这部把日寇暗喻成“豺狼”的恐怖片，一上演就得到世人的重视。随后在一九三六年秋天遭到国民党警察和英租界警察的禁止而引起一场涉外官司，更使这部影片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知名度。人们也自然而然地把蓝苹当作影星而仰视了。联华电影公司和蓝苹签约，拍摄了第二部影片《王老五》。影片直接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对劳动人民的沉重压迫和民族反抗的主题，由蓝苹扮演王老五之妻。当影片最后由她伏在丈夫的尸首上倔强地抬起头，痛骂外国敌人和中国的叛徒，她认为她体现出了自己的本色。
这时，蓝苹自以为自己在电影界已羽毛丰满，可以展翅高飞了，就在一个较好的房东家租上了房子，买了不少文学和艺术方面的书，钻研理论与演技，决心拼命地干。她认为自己有了和周扬、夏衍、阳翰笙等著名人物平起平坐的资本，在和他们座谈时，她提出了她主张：“我觉得，我们的电影要想真正起到鼓舞国民的作用，得拍反映工人、农民生活的戏，我反对把眼睛只盯着贵族阔太太。我演不了那样，到工厂和农村去，更贴近我的本色。”
她的言论，在他们眼里，简直是狂妄。他们背地里给她起了个绰号，叫作“骄傲的蓝孔雀”！！给她招来了数不清的侮辱；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她既然要在影艺圈子里混，她就摆脱不了他们的纠缠，就得接受这个现实。
电影演员赵丹，不止一次地挖苦她：“蓝小姐，你知道蒙太奇是什么吗？在电影这一行，你还未开苞呢。演了几部片子，就想当明星，你不觉得太容易吗？”
顿时，蓝苹很气了，先是和他，接着又和他的帮腔者大吵起来，先是互相对骂，接着又是互相揭短。当时，蓝苹已经二十二岁了，但仍然过着单身日子，她感到自己不是生活的强者。为了有个依靠，她需要结婚。
虽然许多文人名人都追求着她，其中还有左翼联盟的领导入。有的，只不过是想占她的便宜而已，因为他们已有妻室儿女，可依然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