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游戏-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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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周一报纸上很少有大新闻。他的新闻稿在周四下午两点以前送往报社，便于记者在周五发稿，使记者能在周末轻松度假。而针对周一见报，是为了保证他的新闻不至于被周日的大量新闻所淹没。亚斯平的新闻经手人，把他的资料送给懂国防或武器管制问题的记者。我知道他们有过将一则新闻稿影印后，分送5名《纽约时报》的记者与编辑，利用人类的竞争本性来确保总有人会刊出他们的东西，这一招很管用。
最后，亚斯平在这个视讯政治时代显得颇不寻常，他有两个理由偏好文宣稿甚于电视记者会：第一，他的问题复杂，只有文字记者有足够空间予以说明；而如果文字表达效果良好，电视自会跟进采访。其次，亚斯平认为发送新闻稿时若附上相当详尽的研究报告，新闻照他原意刊出的机会较大。记者会则有可能出现不可预知的后果。
亚斯平对《华府新闻评议》说：“我觉得记者会毫无价值。有些人问些没水准的间题，回去后随便写就一篇报导。一个经过大力推动的研究报告与新闻稿，价值抵得上20个记者会。”
在众议院共和党员之间，新生代议员最擅长于打知名度的当属金格里治，他所获得的注意实已超出他立法的能力与势力。金格里治原为西佐治亚大学历史教授，个性横冲直闯极易与人摩擦，但他心思灵活好作知识之战。金格里治对视讯政治有他独特的敏锐，对怎么玩这种游戏也有自己的观点：要声势浩大、要有创造力、要过分、要大声、甚至煽动也成。他是典型的“爱现”，对制造对立和出点子的兴趣高于通过法案。
金格里治45岁，还很孩子气，有无穷的精力，头大如狮，有一头乱如拖把的浓密灰发，讲话像机关枪。他堂而皇之地宣告：“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政府”；“我们正在搞一场革命”；“我们有万丈的雄心：我希望搬动地球，而我也正在做。”在他的《机会之窗》这本书里的景象，是亚当斯密与高科技的奇怪混合，既要在地球上删去政府，又推销支用政府经费的太空计划；要在月球上设置工厂，以及航行到“太阳系的希尔顿旅馆和麦玛雅特旅馆”。
政治上，金格里治不仅挞伐卡特总统、奥尼尔以及“自由的福利国家”，他也一样抨击共和党人。他是一位如假包换的里根主义者，1978年时骂尼克松与福特总统“工作干得糟透、令人扼腕”，并说连高华德算在内，在他有生之年共和党“未出过一位有能力的领袖”。后来，金格里治又卯上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杜尔，说他是“福利国家的税务员”（杜尔反唇相讥说金格里治“聒噪，但未见有任何影响力”）。许多次，他嘲笑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是被阉割的“宦官”，呈现“一种失败主义、屈居少数的心态”。
金格里治从亚斯平那里偷学了一招——选在冷僻时段发言以博取注意。他善于利用众院议程中的一些冷僻时段。夜间七时左右，一般议事结束后，众院进入所谓“特别订货”时段，个别议员可借此时发表长篇大论演说，因为其他议员已经回家。金格里治集合了一帮在“保守派机会会社”里志同道合的共和党右翼，如明尼苏达州的韦伯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华克。这时C…Span有线电视网仍在转播众院开会实况，这些人就在这个安静的时刻宣扬他们的里根主义。摄影机系对着讲桌，电视观众根本看不到此时议场里已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金格里治就这样使C…Span每天25万余观众听他演说。
金格里治的策略是激起民主党的反弹与反击。1984年5月，金格里治发动攻击，造成喧然大波而且让大众目睹了精采的一幕。5月8日，金格里治与华克利用“特别订货”
时间宣读保守派组织“共和党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对大约50名众院民主党议员的外交政策观点一一点名抨击，指责这些民主党人从越战到中美洲政策一直抱失败主义态度。某些人很愤慨，指责金格里治一伙拿麦卡锡的往事借古讽今。两天后，奥尼尔在未予警告的情况下，命令众院的摄影机拍摄议会会场全景，向观众显示金格里治等人演说时民主党议员其实并未在场。奥尼尔斥责这些共和党议员的演说是“专供家乡消费的赝品”。
不过如果以为新生代政治人物就只会能言善道，而少从事立法那就错了。这种能言善道的印象，也许适用于金格里治、赫金丝，和其他在1986年选战中败北，只做了一任参议员的共和党议员。
但绝不适用于新生代中最优秀的一批议员。他们现在已经成为能发挥作用的立法者和传播家。像密苏里州的盖甫哈特，他的影响力和立法效率，是其同侪议员中第一人。在1988年的总统选战中，他是实力不弱的竞争者。
从很多不同角度来看，盖甫哈特能将内在政治与外在政治的技巧作罕见结合，其优越的表现实胜于肯尼迪担任参议员的时候。他比众院里其他任何新生代民主党员更能体现世代的区隔——不论在内涵上还是在花招上。他不仅能玩视讯政治的外在游戏，并且也能从事让国会发挥功能的合纵连横，也就是所谓的内在政治。在电视上，他是民主党在各项全国性问题上口齿清晰的发言人；在国会里，他也常是长期谈判的中心人物，专门处理一些棘手、错综复杂、须讲究技巧的立法问题。
如果国会像一所高中，盖甫哈特则是典型的班联会主席：集美国人的好看标准于一身、勤奋、有思想、急公好义；在他沙色的短发下，是诚恳、专注的眼神、坚毅的下巴与开放、接纳人的脸庞。
47岁的盖甫哈特于1978年首次进入国会。他和其他新生代一样，渴望见到他这一代取得国会主导权。他利用代沟向老一辈领袖施压。例如1984年底，盖甫哈特与加州的顾埃留组织了众院年轻的民主党人集会，这些集会成为发牢骚批评众院民主党领导层的大会。奥尼尔议长对此深为不满。盖甫哈特甚至放话出去说他可能在奥尼尔退休后，要与莱特争夺议长地位；聪明的是他并不硬碰硬。他对奥尼尔和颜悦色，后者的咒骂目标就落在顾埃留身上。但盖甫哈特后来在税制与保护主义问题上与莱特起冲突。盖甫哈特有计划有步骤的追求，得到了民主党党团主席的地位，这是众院内民主党议员中的第四号领导地位。这就是盖甫哈特的标准作风，他是逐步求变而不搞革命。他肯妥协，搞合纵连横，等待最佳的机会。老议员经常批评新生代缺乏一些技巧，如一对一的政治手腕、为通过法案而调和派系冲突、察觉政治风向，以及表决前精确计算票数。但他们把盖甫哈特视作例外。奥尼尔的副手之一欧唐诺夸奖说：“他是那一群人当中最会计算票数和拉票的人。他对众院了若指掌。我认为他之所以能精确计算票数是因为他肯听别人说话，而且别人尊重他的政治直觉、他的政治判断。他不允许问题因他和其他议员的私人关系而转移。盖甫哈特其实是很棘手的人。”
1981年，当民主党在里根的猛攻之下残喘时，盖甫哈特结合吴斯等人发展一套民主党的经济政策。他们着眼于加强美国工业竞争力的途径，像资助研究与教育，以及推动高科技工业。更有成果的是，盖甫哈特加入布莱德利参议员阵营，联合提出降低税率与关闭经济漏洞的计划，这个计划为里根所接受，并于1986年在国会中通过。
1987年春，盖甫哈特提出后来成为他注册商标的强硬保护主义立法——这是一项要求对日本等国家，在它们不肯降低对美国大幅贸易顺差时，进行关税报复的修正案。尽管议长莱特、多数党领袖佛利、筹款委员会主席罗斯坦考斯基，以及里根的白宫与共和党领袖们联合反对，盖甫哈特仍拉到201名众院民主党议员联署，显示他对内在权力游戏的精通。最后，盖甫哈特的修正案以218票对214票获得通过，成为他在同辈之中号召力的一个明证。
罗斯坦考斯基对我在《纽约时报》的一位同事说：“如果这个修正案不是盖甫哈特所提出，我们一定可以击败它。盖甫哈特是一个很有人缘的年轻人。”
盖甫哈特颇能掌握住他立法的技术性的细节，他说话很带感情。不过他的修正案在参议院被封杀了。但更大的损失是，他被批评为不惜冒触发一场灾难性贸易战争的危险，来争取劳工组织的支持。这种批评主要系来自白宫与新闻界。
大体而言，盖甫哈特对问题的立场以及他的策略，都标举着他是新生代——不像老辈议员那么讲意识形态与死硬派。例如1985年，盖甫哈特担心在里根大胜当选连任后某些南方民主党人可能准备脱党，于是领头组织新的“民主党领导委员会”，这是一个政治新秀的结合，其成员大部分来自南方与西部。组成这个团体的目的，在把这些人挽留在党内。这个团体以盖甫哈特、前弗吉尼亚州长罗伯、佐治亚州参议员纽恩及前亚利桑那州长巴比特为核心，特意突显其独立于原有由北方人支配的民主党领导层之外。新生代风格的电视竞选与组织、以及新生代关心的问题，是它的表征。
新团体的组成以及盖甫哈特的领导角色，尤其显现出他日益从关注政府事务和国会内在游戏，转变为关注持久式竞选的外在游戏，而他这回竞选的目标已提高至总统一职。1985年时，距1988年的大选尚有3年，此时盖甫哈特已将6成时间用于竞选，经常不在华府，近年花在竞选的时间更多。1987年他经常不在华府，5月中旬他的新闻秘书傅利说：“上星期盖甫哈特留在华府的时间是三天半，这是一大例外。”要不是因为他的贸易法案要表决了，否则他在路上的时间还要更多些。
利用邮寄作“小众传播”
显然，电视是权力游戏中光芒四射的尖端。知名的新生代政治人物，都成功地运用视讯政治的技巧来竞选总统。但对大多数国会政治人物而言，他们寻求连任及持久竞选，主要还是靠身为国会议员所享有的免费邮寄特权。
新生代十分彻底地利用免费邮寄的特征。1984年，国会的邮件到达令人吃惊的9。2亿件的数量，比4年前多一倍不止。这意味国会每年240天会期当中，平均每天的免费邮件数量达3836142件。
一位参议员——加州共和党籍的威尔森在1985年初，发函给该州数百万选民，花了纳税人的钱达100万美元以上。（相当于威尔森在1982年竞选时全部支出金额700万美元的15％）。
技术上而言，免费邮寄的目的是让公职者报导他们的“公务、活动与职责”。按规定是禁止利用其谋求政治支持的。为了防止过于明显的自我推销，国会立了一些规定，如选举前60天不得寄大宗邮件；在大宗新闻信里，每页使用“我”字不得超过6次；每页的个人照片不得超过两张。话虽如此，却掩饰不了免费邮寄的真正企图。这从使用量即可明白——在选举年上升，非选举年即下降，呈云霄飞车的陡升陡降形态。例如，1981年会计年度，国会邮件仅支出5000万元余，1982年加倍。至1983年，下降至大约7000万美元，然后在1984年选举年一跃为1。1亿美元。1985年的数字为8000万美元，1986年预定为1。44亿美元。后来由于国会要大力降低赤字，不得已把1986年的邮费支出减为0。96亿美元。
邮寄在持久竞选中的角色与电视非常不同。电视是大众传播；它将一个综合的信息送至最大范围的观众。老式新闻信在寄发至某一州或地区给每位选民时，也是如此，但新式经过精密规划的直接邮寄，发挥政客们所称的小众传播效果——区隔选民，供给专属的信息。小众传播是候选人一对一的会见选民的极致；次之的最佳方式，据专家们说，殆为发掘小团体的想法并搭上线后，以他们为对象进行直接邮寄。其奥妙在于利用大量行销的现代技术，而仍能传达个人的接触。为“共和党国会全国委员会”工作的一个专家希姆斯说：“像政治中的每件事一样，形象是最重要的，而目标是尽可能的说服许多人：我这个公职人员，知道并且关心对他们而言相当重要的问题。”
率先利用邮件攻势的，是目睹自由派使用主要媒体如鱼得水因而深感挫折的保守派。其先驱之一是李普曼，他原为以色列恐怖分子，后来成为共产党人，最后信奉了天主教，成为小巴克来的朋友，并组织了“百万人支持中华民国委员会”。李普曼在50年代与60年代，把那个百万人名单作了其他用途。后来，他把该名单分给一名亲信共同使用。后者用其为赫姆斯参议员及“新右派”开发出大笔经费募集的潜力。在70年代中期，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布洛克，推动共和党大量利用直接邮寄来募款，成就有目共睹，并用这些钱由上而下重建了党组织。
这些技术迅速进军到政治竞选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