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没有味道-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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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胳膊，把我拉上了主席台，台下莫名其妙的掌声雷动，我糊里糊涂的掏出钱递给阿旦。阿旦接过钱，郑重其事的交给刚才讲话的那个西装革履的人，领了一张所谓的入网卡，给了我。那人宣布，阿旦又升了一级，掌声又一次响起。阿旦挥了挥手，待掌声停了，阿旦说：“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厚爱，我和小军给大家唱一首歌。”我摆了摆手说：“我不会。”阿旦说：“拿出勇气来，唱吧！这个世界属于我们，财富属于我们！我们就合唱一首《潇洒走一回》吧！”阿旦说完，就亮开并不中听的歌喉，唱了起来。我也就敷衍着唱起来。台下有人随声附和，很快就发展到数十人的大合唱。第二遍、第三遍。。。。。。有人竟唱得热泪盈眶。我被这种不正常的气氛感染着，激动着，不由放开了喉咙，和阿旦一起比划着和歌曲极不相称的动作。
1995年9月18日小雨
终于写好了一封信，是给一位同学的，关系并不怎么样。我虽然对这事现在还持怀疑态度，但既然出来了，也没打算回去。把信揣在兜里，我和阿旦相约去发信。路上，我问阿旦：你看咱这事到底怎么样？阿旦说：我们一定要有信心，信心才能决定胜利。我说：可是我觉得希望很渺茫。阿旦说：回去，肯定不可能，在这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这时，后边有人喊：小军——阿旦——等等我。阿旦说：是宿长。我说：怕咱跑了。阿旦说：想跑也没路费。宿长赶上来，喘着气说：我也送信。我们三人一同来到邮局门口，我说：等会吧，咱在这儿看看这个城市的风景。我们就趴在邮局门口的栏杆上，望着鲜花般的城市，彼此无语。
1995年9月21日多云
这几天我特别烦躁，这种生活我实在无法忍受。整天几个人无所事事，在本子上列举着亲朋好友的名字，针对每个人的性格特征，想出怎样才能将他们成功骗来的方法。可我宁愿独自漂流也不愿最后弄得众叛亲离。为避人耳目，也只好在本子上写写画画，洋装对莫须有的发财梦信心百倍。实在难受的不行了，我就揪着自己的头发，一撮一撮的揪着，让头皮的疼痛替代着心灵的麻木。。。。。。
1995年9月24日 阴
吃过早饭，阿旦说：等会公司那边有人来给我们开会，现在我们先打扫卫生。阿旦说完，我们几个人就紧紧张张地收拾起来。刚收拾停当，给我们开会的人就来了。其实会的内容只是传达上头的一个指示，说我们这一组工作成效大，得到公司的赏识，决定派我们去另一个地方，开辟新的天地，下午就动身。接到指示，我们开始捆绑行李。我听到阿旦叹了口气，便小声问：怎么了？阿旦说：没什么。我想：事情也许不是指示说的那么乐观，也许指示只是一个借口。但我不能肯定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1995年9月30日小雨
到了新的地方，我们生活越来越艰苦。阿旦作为宿长，保管着我们的伙食费，每天的伙食也根据阿旦的安排轮流着做。一连几天阿旦都买的面条，下在锅里，没有菜，只放一丁点盐。如果不是因为饿，这样的饭，不会有人咽的下去。大家都对阿旦很不满，都认为他是中饱私囊，不顾弟兄们死活。
1995年10月1日小雨
今天是国庆节，街道上张灯结彩，很热闹。我们没有出去，按照阿旦的安排，我们要给家里写一封问候信，说说我们的事业蒸蒸日上，这样的话，家里人说不定还会成为我们找到下线的宣传工具呢。大家其实都不想写，趴在信纸上磨洋工。捱到饭时，阿旦去做饭了，大家松了口气，倒在床上伸腰抻腿。饭很快熟了，大家拿起碗挨个舀饭。朋朋吃了一口，“哇”一声吐了出来，大声说：“阿旦，你怎么连盐都没放？”阿旦说：“没盐了，谁出去买袋盐吧。”朋朋“啪”摔掉碗说：“你放什么屁！伙食费在你那儿，我们哪来的钱！”阿旦委屈的说：“我也没钱了。自从搬到这儿，公司那边一直联系不上，我也很着急。”我拉住朋朋说：“算了，我们不能窝里斗，这时候，更应该团结。”阿旦感激的望了我一眼，我没理他。
1995年10月3日晴
今天，我和阿旦出来闲逛，路上，阿旦说：“那天的事谢谢你。”我说：“谢什么呢，我们现在可以说同病相连，得想办法在这儿混下去。”阿旦说：“反正我不想回去，哪怕打工，有口饭吃就行。”我说：“可谁要我们呢？一听我们是外地人，又是搞传销的，被人家洗了脑，谁要呢？”阿旦没再说什么，我们茫然的走着，彼此无语。
1995年10月10日多云
早饭后，哥打来一个电话，说要我回去。我很惊讶自己竟然那么自然的对哥撒谎，我还是我吗？挂了电话，我真想大哭一场。我知道哥不会相信我的话，他乡的流浪生活也许该结束了，也应该结束了。其实，所谓的公司已经名存实亡，频繁的搬家实际上是东躲西藏。我们这一组，已经成了一支自由的支流。可我不能自己回去，我也无法自己回去。怎么办？怎么办？
。。。。。。 。。。。。。
第十五章：挖人行动
一九九六年夏，忽然之间，我乡基本上每个村里都办了所私学。规模有大有小，生员一窝蜂奔向私学，公学一下子到了濒临倒闭的状态。家长都说私学抓的紧，公学的老师光混工资。上边暂时对私学也没有个解决办法，教育在改革阶段只能先隔岸观火。有人也让我回来在家里办个私学，反正也发不下来工资。我说我回来了要是回不去咋办？那人笑了笑，可能觉得我有点傻，没有经济头脑。我也笑了笑，我不相信私人办的学校能和公学抗衡，这有点像《三国演义》中说的：久合必分，久分必合。
暑期学习会时，因私学的盛行，教育组对全乡教师做了个大的调整，我有幸被当作骨干和何校长一块调到了前坊村学校。前坊村不大，却有一个规模不小的私学。我问何校长：“前坊村还调了谁？”
何校长说：“暂时还不知道。其实我并不想去那儿，可组织看得起，我筹思了一下，还是服从分配吧，只是向组织提了个要求，必须让你也去，你没意见吧？”
我笑了笑说：“你看得起我，我谢还来不及呢，怎么还敢有意见呢？”
前坊村学校原来的教师全调走了，新调的教师不知是没安排好还是不愿意来，在报名第一天，学校里只有我和何校长两个人，好象两个守庙的和尚在静坐打禅一般。快12点时，我们才盼到一名家长领着孩子来到学校。家长一进门，屁股还没挨板凳就说：“原来的教师没调走，娃就不往这儿报。”
“你看我俩是不是原来的？”何校长问。
家长说：“原来那帮人，光知道打麻将，就是不教书。”
“我俩还不知道麻将咋打呢。你放心，会打也不打。”何校长说着，朝我眨了眨眼。
“娃报几年级？”我问。
“一年级。”家长说。
提起打麻将，我不由想起了曾经在东升完小的一件趣事。有一段时间，学校里打麻将成风，下午一放学，麻将摊子就撑开了，地点就在何校长的办公室。何校长的办公室是个套间，里面一间是卧室，外面一间是会议室兼娱乐室，唯一的那台黑白电视机也在那儿放着。打麻将的老师们打他们的麻将，我和肖玲看我们的电视。记得那晚肖玲好像不在，可能是一放学就回家去了吧。我一个人看着电视，正准备去睡觉，外面响起了敲门声，一个正打麻将的老师就喊我说：“李星，开门。”我就去开门，没想到，门刚拉开一条缝，外面就伸进来一只手，伴随着一声断喝：“都顺墙站好，教师还在这儿聚赌！”
这下老师们全乱了方丈，麻利的又是藏麻将又是藏钱，待派出所四五个人一窝蜂的涌进来，一个个都顺着墙站好了。我立在门口，不知所措，六神无主。一个干事掀了我一把，说：“给我顺墙站着去！”我一个踉跄就踉跄到墙边，但我没站好，看着那人说：“我没打，我在看电视。”那人说：“你说看电视就看电视了，就是看打麻将也不行！”一个老师说：“娃就是没打。”又一个人说：“不准说话！”
接下来，几个人就挨个儿搜身，搜赌资。搜到我这儿了，我捂住口袋执拗的说：“我没打。”那人蛮横的打掉我捂着口袋的手，执拗的在我口袋里搜着，把我口袋里仅有的一元五角钱搜去了，拿在手里看了看，丢在了桌子上，又去搜另一个人。校长那晚运气真好，提前到卧室睡觉去了，那么大的动静都没闹腾起来，我觉得校长一定在装睡，也许这样的情况他不想去面对吧。直到派出所的同志一再嚷嚷着要找校长，校长才迷迷糊糊的睁开眼，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最后，派出所的同志拿出一条绳，挨个儿绑，把所有的老师要用这一根绳串住。任校长和老师们百般哀求，派出所的同志毫不留情，而且，第一个就要绑我。我颤着声又说：“我没打，真的没打。”要绑我的那个人说：“到了派出所再说。”校长也为我求情，那人说：“你作为领导，纵容包庇同志，还算是领导吗？再说连你一块绑！”实在没办法了，我只好伸出了手，让他们绑。可是，绑到最后，还有两个人，绳却不够了。派出所的同志们互相看了看，把绳又紧了紧，却还剩一个人没法绑。一个干事走到我跟前，问我：“你真没打？”我点了点头：“真没打。”那人就把我解开了，边解边说：“但你必须跟我们走，就是看也不行。”
最后，我们就被押解着，向校门口走去。我没有被绑，走在前边。一个干事在后面说：“那个大个子小伙，你不要跑。”他叫我不要跑，我本来也没想着跑，我能跑过派出所那么多人吗？况且，他们还开着警车呢？要是警车一边鸣着警笛一边追我，我不是罪加一等吗？可我能跑为什么不跑呢？你们叫我不跑我就真不跑了？不跑了我白长这么长的腿了？黑灯瞎火的我钻到树地里去，死活都不出来，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想着想着，我忽然就茅塞顿开，撒开脚丫就跑了。黑灯瞎火的我竟然没找到个树地钻，急急忙忙的却钻到了一个土壕里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并没有听到警笛响，便战战兢兢的从土壕里又钻了出来。在土壕边思谋良久，我觉得坚决不能走正门，万一派出所的同志还在那儿等我怎么办，可学校也没有后门啊。最后，我冒着千难万险，翻墙而入。跳下墙，我蹑手蹑脚的一步一步的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到了宿舍前面，我听到何校长正对马晓晴说：“李星还不见了。”
我在黑暗中赶紧应声道：“何老师，我回来了。”
黑暗中我看不到何校长的表情，只听他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马晓晴说：“小伙子还是腿长，要是我，跟个锥子似的根本跑不动。”
第二天一大早，校长就去派出所周旋此事，学校里仅有的几名同志看着所有的班级，一边兴趣盎然的谈论，一边默默地为难友们祈祷。
直到天黑，被绑去的同志们才打道回府。其实，同志们耍得很小，情节也不是多么严重，派出所也是考虑到了学校的工作，才放了人。据校长说，派出所吃过午饭就把人放了，同志们怕丢人，捱到天黑才回来的。想到这儿，我就“扑哧”笑出了声，何校长问：“笑什么呢，咱俩是不是很可笑啊。”我说：“不是的，我想起了在东升完小，那次抓赌的事，你没忘吧？”何校长笑了笑说：“哪能忘呢？你那次逃的妙啊！”我笑着说：“我得感谢那条绳。”何校长说：“你还应该感谢给你递话的那个人。”我说：“是的，那个人其实是在帮我，我最后也这么认为，是应该感谢他。可是如果不是绳差那么一截，他也没有帮我的机会了。”何校长笑着说：“你这娃么。”
下午，依然是我和何校长守在学校里等学生来报名，太阳一步一步向西移动着，报名单上那一个孤单的名字让我觉得好笑，觉得难堪。偶尔，几个顽童溜进学校，探头探脑的，仿佛我们是两个怪物。
我说：“这些娃怎么背着书包呢？”
何校长说：“是私学的娃，人家已经上了几天课了。”
我说：“是刺探情报来了。”
经过几天的报名，前坊村学校总算有了七十几名学生了，新调的老师也陆续来了。人事安排上，何校长对吴达军老师不太满意，说吴老师孩子多，拖累大，爱出溜，性格上又有些优柔寡断，思想还很消极。可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吴达军老师并不是外面传闻传的那么不可救药，倒是很有自知之明。其实，真正的原因也是何校长领导有方，较尊重吴老师，老是吴哥长吴哥短的。吴老师心情好了，工作也卖力。不大的学校团团结结的几个人，令前坊村学校死灰复燃，呈现出一派生机。
学期中途，原北完小一名毕业班教师被调到市里，马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