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谢洪尼耶遗风-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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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完，就又给斯杰班哥哥一顿毒打，打得感觉迟钝的“蠢货”也泪如泉涌。
这里需要说说，告密和进谗言的风气在我们家里非常盛行。仆婢，特别是掌握点实权的仆人，爱进谗言，孩子们也爱进谗言。不仅是“可爱的孩子”爱进谗言，就是那些“可恶的孩子”，为了讨取一时的欢心也干这种勾当。
“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他管您叫母马！”上课的时候有人告诉家庭教师。不消说，听了这种告密，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是决不会轻饶这个“罪人”的。她凶神恶煞似地揪住他的两只耳朵，一边用尖利的指甲掐他的耳垂，直拍得出血，一边说：
“看你还叫不叫母马！看你还叫不叫母马！格利沙，过来，亲亲我，好孩子！就是这样。以后要是有谁再说我的坏话，你就告诉我。”
我在前面说到了主人向那些惹他们生气的仆人发脾气的种种方式，但是我还只讲了男仆，他们遭到毒手的时候，相对说来，还是比较少的。女仆——特别是被当时的厚颜无耻之徒称之为“姑娘”①的丫头，她们的处境更为悲惨。
①这个叫法使我想起一件相当奇怪的事。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地中海一个所谓stationsd'hiver（法语，冬季疗养地——译者）过冬。听说城里有一家小旅馆，是勃朗尼策县（在莫斯科东南——译者）的一个俄国老妇人开的，我当然到那里去了。当我谈到雇佣人的事时，那位讨人喜欢的老妇人答道：‘您叫一个姑娘吧——还不是跟佣人一样！’听了这话，我怎能不高兴呢。这话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作者
“姑娘”不但是一种任人摆布的东西，而且是一种廉价的东西，这种低微的身价又大大地增加了她那任人摆布的特性。人们谈到“姑娘”，常说：“比焖萝卜还贱”，或者“一个小钱买两个”，而且对她的操劳的评价也与这种话差不离。男家奴还受到一定的重视。一则因为他们大多会一点手艺，或者是个不大容易找到替身的老手。二则因为即使他们没有手艺，但是他们深知老爷的习惯，会递裤子，动作熟练，对答如流，等等。三则因为男家奴可以随时送去当兵，顶正式征兵的名额；收据卖掉，还能赚一大笔钱①。从“姑娘们”身上是弄不到这一类好处的。她们之中，只有少数人当上了女管家、太太的私房丫头，或者在莫斯科铁匠桥学得一手缝纫手艺的人，才有机会得到器重。其余的则是一群无足轻重的人，每一个都可以轻易地由另一个所代替。她们纺纱、绣花、织袜子、编花边。一到成年，她们便由等着空缺的少女所接替。
①地主送家奴去当兵，取得收据，在正式征兵时，将收据卖给别人去顶替名额，从中渔利。
因此，她们的饮食粗劣，衣衫褴褛，睡眠不足，干活儿却几乎不让她们歇手①，累得筋疲力竭。这样的“姑娘”，每个地主家里都有许多。
①自然，也有一些地主家里，婢女的日子过得很不错，但那里却大都带有后宫色彩。——作者
我们家里的“姑娘”不下三十个。她们白天从事各种缝纫和编织的活儿，天一黑又被赶进那间不大的女仆室里，在油烛头的微光下纺纱，直到夜里十一点钟才收工。女仆室也是她们吃午饭、晚饭，在地铺上倒头就睡的地方。
由于牛马般的工作和极坏的饮食，婢女们常常闹病，个个没精打采，面黄肥瘦。好看的一个也没有。很多人具有惊人的忍耐心，她们俯首听命，内心热诚地相信：她们在现实生活里虽然被无情地剥夺了快乐和慰藉，但死后一定能得到补偿。在基督受难周的最后几天里，因为受到每日祈祷的感染，这个信仰显得特别坚定，整个女仆室里充满了低沉而虔诚的叹息声。接着，复活节到了，唯有这一天，男女奴隶们容光焕发，好象农奴制度已经废除了似的。
但是，最无耻、最可恨的莫如对“姑娘”们的那种不遗余力的刺探活动。
大多数地主家都有一条规矩。不准男仆与婢女结婚。理由很简单：“姑娘”出了嫁，便不再是婢女；到时候她要生孩子，就不能继续伺候主人了。有的人说得更下流：你推备的种马再多也不够她们这些母马使！主人要“姑娘”们干的活儿，永远比要求已婚女仆干的活儿多：更多的棉纱，更多的花边……因此，保护丫头们的童贞自有其直接的好处。
刺探活动的花样到了恶劣透顶的程度。设置埋伏，夜间窥伺，搜查脏内衣，等等。一旦发现了罪证，立刻采取酷烈的惩罚。有时，不等怀孕的女罪人（当时人们称之为“抱着篮子的贱货”）养下孩子，便把她送到一个遥远的村子去，嫁给一个农民。而且二定是个家口众多的穷鳏夫。总之，经常发生这种惨不忍睹的悲剧阿是谁也没想到这是悲剧，反而振振有辞地说，对这些“臭婆娘”非如此不可。
我们孩子们是这些悲剧的目睹者，我们亲眼看着这些悲剧，非但不感到恐惧，而且无动于衷。好象我们也认为非如此惩办这些“臭婆娘”不可似的……
不过，也有一些自由派地主。他们不侦察丫头是否怀了孕，但同样不准她们嫁人，因为“姑娘”无论失了多少孩子。仍然可以当她是“姑娘”使唤，直到她死掉为止；至于她的孩子，可以送到遥远的乡村去，算作农民的子女。他们施展这些诡计，纯粹是为了取得更多的纱线。更多的花边。
现在的人可能对我说，这全是过去的事；明日黄花，没有太大的必要再去提它。我自己也知道，上面写到的事实的确是明日黄花。但是，为什么直到现在，它还非常鲜明地不时出现在我眼前。是不是因为除了具体的事实之外，在这悲剧性的往事中。还有某些东西远没有成为明日黄花，如今仍然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沉重负担呢？具体的事实消失了，但它对人们的性格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过去某些习气已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难道这些影响、这些习气已经随着上述事实一同化为乌有了么？
临了，我不能不在这里再谈谈我们的道德教育中的一个重大缺点。我这里指的是跟大自然的完全隔绝。
世上有些幸福的儿童，他们从襁褓时期起便亲身感受到和大自然母亲的接触，大自然在每个有眼睛可以看、有耳朵可以听的人面前，处处慷慨地展示出它形形色色的宝藏。我看《孙子巴格罗夫的童中》①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岁，坦白地说，我几乎是带着嫉妒的心情看完的。诚然，抚育过巴格罗夫童年的大自然，比我们灰暗的穷乡僻壤的贫乏的大自然，要光明得多，温暖得多，内容丰富得多；但是，为了使丰富多彩的大自然的光辉照彻儿童的心灵，他必须从很小的时候起便密切接触自然，这种接触一经迷住了尚在摇篮中的孩子，便会充溢他整个身心，随后伴着他度过一生。如果没有这种接触，如果在儿童和大自然之间没有任何直接而生动的联系（它能促使儿童首先对宇宙生命的伟大奥秘感觉兴趣），那么，最鲜明、最绚丽的囹景也不能使他动心。与此相反，只要有了这种接触，只要不把儿童关闭在不透空气、不见阳光的环境中，那么，纵使是贫乏的大自然，也能使儿童的心灵得到欢乐，受到感染。
①《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是俄罗斯作家阿克萨柯夫（1791—1859）的主要作品之一。出版于一八五八年。
至于我们，只有在上莫斯科或由一个领地搬到另一个领地去的长途旅行时，才偶尔有机会接触大自然。其余的时间，我们完全困守在黑暗和沉寂中。我们谁也不知道打猎是怎么回事，家里好象连猎枪也没有一支。一年中，母亲只准举行两三次类似PartiedePlaisir①的活动，让全家人到树林里去采蘑菇，或者到邻村一个大池塘里去捕鲫鱼。
①法语：游玩、野餐。
那里的鲫鱼，味道鲜美极了，个儿也大得惊人，但是这种捕鱼活动的着眼点纯粹出于经济上的打算，跟熟悉大自然毫不相干。即使从饱口福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很少尝到鲜鱼的滋味，因为捕到的鱼几乎立刻全部用盐腿上，晒干了储藏起来，日子一久，便不知弄到哪里去了。因此我们家吃不到新鲜的野物和飞禽一般说，除了维持生命所必需的一份食物外，决不许额外增加供给。我们只吃过腌过、煮过、热过的野味。唯有黄猫瓦西卡是个例外，家里人为了让它多捉老鼠，就有意不好好喂它。我还记得有两条狗，普鲁东卡和特列左尔卡，用链子挂在下人食堂旁，不让它进屋于里去。
总之，我们家里摈弃了一切足以引起想象力和求知欲的食粮。不许说一句多余的话，事事都要考虑利害得失。甚至于连迷信和忌讳也不讲究，但这并非受自由思想的支使，而是因为讲究了这些便会丧失时机，增添麻烦。举例来说，假如村长来报告，能从下星期一起开镰收割黑麦就好了，可惜那一天不是黄道吉日；那么，母亲准回答说：“开镰吧，开镰吧！管它吉日不吉日，万一下星期一麦子掉起粒儿来，谁赔偿我们的损失？”人们只害怕鬼；谈到鬼，他们便说：“谁知道，兴许有，兴许没有——要是真有，怎么办？！”至于家神，他们确实知道，它住在阁楼上。这两种迷信没有人反对，因为它们无损于任何正经事。
在宗教方面也只限于遵守普通宗教仪式。每逢礼拜日必定去望弥撒，大节日的前夕便在家里作晚祷，举行技水祭，并且严格督促孩子们尽力划十字、叩头。父亲每天早上关在书房里作祈祷，然后一面从书房往外走，一面分给我们每人一小块硬梆梆的圣饼。但是这一切完全是虚应故事，丝毫也不能使人感到高呼“我们的心归顺主！”时所应有的感情。膝头跪在地上，额角磕碰着地板，然而心却宛如古井死水，纹丝不动。只有在复活节，整个宅子寂然无声，这才多少令人感到内心的宁静和恬适……
那时候，神甫完全受地主的支配，地主对神甫抱着半鄙视的态度。教堂，跟其他事物一样，属于农奴主，从而神甫也属于农奴主。地主高兴，神甫就有口饭吃，地主不高兴，神甫就饿肚子。我们教堂的神甫略通文墨，是由下级神职人员提升上来的。他是个善于持家、为人正派的老人，他跟所有的农民一样，下地耕田、刈草、割麦、打谷。平时，他满酒不沾，遇到大节日却烂醉如泥。人们对他很不客气，甚至当面管他叫万卡①。我记得，他宣读福音书的时候，父亲常常大声纠正他的错误，使整个教堂都能听见。我还记得每年复活节举行晚祷时照例要发生的丑剧。神甫要关上圣障的中门，父亲不让关，双方争得几乎动武。祈祷结束后，神甫走上讲经台，向父亲屈膝告罪，恳求宽恕。自然，主持圣礼的收入也是和这种待遇相称的。主持一次晚祷，付给他二十戈比，一次拔水祭，付给他十戈比。而赏给其他神职人员的则是几枚磨损得连“斑点”都已看不出的铜币。
①万卡是伊凡的车称。
我虽然几乎完全没有受过宗教训练，但是我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完福音书的时候，它竟对我起了震撼心灵的作用。不过，关于这个，留待我以后讲述学习情况时再谈吧。
04 地主庄园的一天
七月初；清晨五点多钟。女仆室的窗板撑起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从院子里涌进房间。苍蝇成群结队在空中飞来飞去，特别是麇集在天花板下的蝇群，一片营营嗡嗡声。女仆们已经起身，收拾好地铺上的毡于，聚集在桌边吃早饭。这一次桌上摆着一碗燕麦糊糊。大家争先恐后地用木勺子舀着糊糊喝。十分钟后，早饭吃完；丫环们走进摆着绣花架和花边架的工作室。女仆室里只留下一个值日的婢女，通常由小丫环担任，她收拾食器，打扫房间，然后一边编织长袜，一边警觉地谛听着，注意太太卧室里是否响起安娜·巴甫洛夫娜·札特拉别兹娜雅的脚步声。
工作日开始了，但是工作暂时进行得十分拖沓。因为还没有听到太太严厉的呵斥声，丫环们有的闭目养神，有的闲聊天。绣花的针，编花边的小木轴，慢吞吞地移动着。
时间虽然还早，可是太阳已经渐渐晒热了工作室。这将是一个闷热的日子。她们谈论着太太今天会作什么安排。如果派她们到树林里去采蘑菇或浆果，或者吩咐她们到果园里去摘浆果，那就太好了；如果叫她们整天坐在绣花架和花边架上干活，那就倒了大楣——单是暑热和闷气就够受了。
“听说，黑麦地里藏着一个逃兵，”丫环们交换着情报，“前两天，达舒特卡出村到树林里去采蘑菇，那逃兵忽然从黑麦地里跳出来，拦住她，抢了她带的面包和一点牛奶，才放她走。”
“你看，他没有胡来吗？”
“没有，她说，他役有把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