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胡同-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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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奉告，这件事牵涉的方面很多；曹大帅即令有心借重吴议长，恐怕他一个人也作不了主。”
“是要跟谁商量呢？”
“至少要征询、征询贵同宗的意见。”
吴少霖略想一想，便即明白，是要征询吴佩孚的意见；心里不免替吴景濂耽心，虽然一笔写不出两个吴字、但吴佩孚一定不会看得起吴景濂。
“少霖兄，”边守靖郑重嘱咐：“刚才我的话，不足为外人道。”
“是，是。我明白。”
不久，会计将支票送了进来，一共十二张，除了廖衡的那张是两万零五百元以外，其余每张都是七千元。
“数目不错吧？”会计问说。
吴少霖算了一下回答：
“不错，不错。”
“那末，请吴先生签收。”会计又说：“大有银行在前门外二条胡同。”
会计另外备了一张收据，上面列明支票号码，但未写钱数；吴少霖签了名，又取下印章戒指，铃了名印，兴辞而出。
在洋车上，他仔细看了支票，一共两个图章，长的是“三立齐”；方的是“洁记”，边守靖字清清，可知是边守靖的户头。吴少霖记起廖衡的话，恍然有悟于“三立齐”的由来，高凌霨、王毓芝代表曹锟；边守靖代表曹锐。此“三”人拥“立”曹锟，是真正的“从龙之臣。”
吴少霖也想通了，廖衡这个小组织的成员分子复杂，到时候是不是会投票选曹锟。或者虽投而有意造成废票，事不可必。曹锟能不能当选，无须关心；要关心的是自己的前程。
因此他在将支票交给廖衡时，有句话交代，“平老，”他说：“上海人打话：‘光棍好做，过门难逃。’我求平老跟贵同仁，帮我打个过门，免得我饭票子过河。”
“言重，言重。老弟，你说，这个过门，怎么打法？”
“这个过门，就是让我明明白白交了差。投票那天，我备三辆汽车，一起到议院；只要大选筹备处看清楚，我经手的十二位都到了，我就好交差；至于领了选票，怎么投法，我不敢于预，不过选票一定要领，领了一定要投”
“好，好，没有问题，一定如言照办。”廖衡又说。
“不过有件事我一定要先弄清楚，空白选票上会不会做暗号？”
“不会。”
“那就更无顾虑了。我是怕空白选票上有暗号，事后检查，发觉谁投了废票，连累老弟落包涵。”廖衡看了看支票说：
“老弟办事，干净俐落；我也决不会做半吊子。喏，你把我的支票拿去，替我刻个图章，到银行开个户头，把支票本领回来以后，你的六千五百元，我开支票给你。”
吴少霖一愣，怎么会是六千五百元？细想一想才明白，廖衡也愿意把争来余额奉送；他是两个“乞巧数”，双份一千元，就变成六千五百元了。
这一千元以不取为妙，“平老，”他说：
“你仍旧给我五千五百好了。平老的两份我不敢领。”
“不，不！老弟你不必跟我客气。”
“这样，”吴少霖改了主意，“这一千元，请平老送仲海好了。”
“我另外要送他。你如果愿意帮他的忙，亦无不可；不过我会说明，其中有一千元是你送他的。”
虽是不义之财，授受之间，却显得很义气，吴少霖心满意足地答应一声：“是！”接着又问：
“开户用甚么户名？”
“用‘平记’好了。”
“好！我马上去办。回头在那里碰头？”“还是凯萨琳那里好了。”吴少霖答应着走了，办好了开户的手续，到约定的地点，“廖衡已经在那里等了。“
一是在中国银行开的户头。‘平记’的户名，已经有了；我斗胆加了一个廖字。支票。图章、收款单，请平老点收。”
“劳驾，劳驾。”廖衡当即开了一张十月七号五千五百元的支票，交割清楚。
“平老，”廖衡低声问说：
“你预备那天骑洋马？”
“我想到投票那天。”廖衡又说：
“想到西山‘八大处’去逛逛，你能不能替我安排？”
吴少霖点点头，表示在考虑；其实，他心里考虑的是，如何设法劝阻廖衡打消此念。
因为他原来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制造纠纷，作为花君老二与廖衡闹翻的藉口。
他们如果是在城内任何一家饭店住宿，花君老二可以装作出条子无意撞见，真赃实犯，无法遁形、如果是在西山“八大处”，花君老二出条子不能出到那里去，岂非坐失机会？
转念一想，廖衡也很够意思不必如此；而况这纠纷闹出来，小报记者追根究底，可能将自己也会牵连进去，是件很划不来的事。
于是他说：
“我先来联络一下看。”
当然是跟卡果可夫联络；他原以为只是一个短局，听说要带到西山八大处，自然是停眠整宿。不免面有难色。因为凯萨琳要照料买卖，无法抽出那么多的时间。
“你不会临时请一个人来照料？”吴少霖说：
“请个短工，一天不过十几二十块钱的事。”
“钱是小事，生手连菜名都不知道，上菜的规矩也不懂。”。
“那就请个熟手。”吴少霖取出皮夹子掏了一叠十元的钞票，约是七、八十元，往柜上一放：
“就这样说了，十月五号下午四点钟，我派车来接。”
卡果夫无可奈何，只好答应。吴少霖回到原处，将交涉情形说了一遍，廖衡少不得又夸奖了一番。
十月二日深夜，边守靖家照例有个集会，除了高凌霨、王毓之以外，“核心分子”诸如吴毓麟、王承斌、熊炳琦等人，亦都必到；所谈的头一件大事，便是计算票数。
“亲自到甘石桥来领的，一百九十四；中间人经手代领的，三百七十三，总数是五六七。”王硫芝提出报告：“还差十六名。”
原来两院议员总数为八百七十四人，照“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选会”须有议员总数三分之二出席，计为五百八十三人，还要十六个人，方始够数。
“嘎，”边守靖说：
“总数是五六八。邵次公的支票，我托他的同乡王少南带给他了。”
“那也还差十五个。”
一句话未完，听差来请王统芝听电话，是曹锐从天津打来的。
电话就在他右边的茶几上，拿起话筒听不到，两分钟，便举起左手，用食、拇两指，搭成圆圈——这是新流行起来的一个手势，表示英文的OK。
“行了，”王毓芝放下电话筒说：“曹四爷说：天津有九位，明天进京；齐抚万派人护送六位，准后日到京，正好十五个人。”
齐抚万便是江苏督军齐燮元。当津保派发动贿选时，派定各省督军、省长“报效”的金额，数目最高的是山西督军阎锡山、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每人五十万。
齐燮元除了出钱以外，还很出力，衷心希望曹锟能够如愿以偿。从表面看，他的江苏督军由代理而真除，出于吴佩孚的力保，直系“办大事”，自当尽心协力；其实另有深意。
原来，曹锟之当选与否，对萧耀南与阎锡山的关系不大，萧耀南是吴佩孚的嫡系，只要吴佩孚的实力够，就算曹锟不当大总统，他的地位亦不会动摇。
阎锡山更是根深蒂固的“山西王”，他从辛亥革命、山西独立开始，便采取闭关自守的宗旨，山西与邻近各省，书虽同文，车不同轨；山西的铁路采用较标准轨道小一号的“开普轨”，与他省不能通车。报效曹锟大洋五十万，无非卖个情面；大选结果，他不必关心，反正谁来当政，都动不了他的山西督军。
但齐燮元就不同了。江苏膏腴之地，虎视眈眈的，颇不乏人；而且，传说中他曾两次“杀上”。
第一次是护国军兴师讨袁，他是入湘的第六师师长马继增部的第十二旅旅长，行军途中，马继增神秘暴卒，齐燮元因而升任第六师师长。有人说。马继增之死于非命，是齐燮元的阴谋。
第二次是民国九年秋天。那时，他是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李纯的副手。有一天忽然传出李纯的死讯，内情不明，流言四起，有的说他是厌世自裁；有的说，他是死于误杀，而如何误杀，又有两说：一说是他多内宠，其中有个姨太太与他的马弁通奸，为李纯撞破，以致被杀；又一说是李纯与他的侍众副官毕正林的妻子发生暧昧，本夫杀了奸夫；但也有人说，李纯是为齐燮元所杀。北京并曾特派财政部次长潘复专程到南京调查，而并无调查报告，益显得内情复杂。
这些传言都颇不利于齐燮元，因而急于想成拥戴之功，以求固位。本来离京的国会议员，多集中在天津、上海三地，而散处原籍的，亦有三十余人。其中以江苏最多；齐燮元便分别派人登门劝驾，软哄硬逼，罗致了六个人，特派一名机要秘书，一名警卫营长，带领枪兵八人，挂了一节“蓝钢车”，由津浦路北上，名为护送，实为押解。车到天津，时在十月四日上午。
其时曹锐已派了人在车站迎接。送到天津最有名的旅馆，位于英租界的“利雅德”休息，随即奉上请帖，中午在利雅德餐厅请吃西餐；餐后上车进京。
其中有一个江苏常州选出来的众议员朱溥恩，洗完澡休息，随手拿起一份报，触目大吃一惊，只见第一版头条的大标题是：“众议员邵瑞彭公布证据，控告高摄揆吴议长贿选。”
控诉状的案由是：“为告诉高凌霨、王毓芝、边守靖、吴景濂等因运动曹锟当选大总统，向议员行贿，请依法惩办，以维国本，而伸法纪事。”
正文共分四段。第一段是抨击曹锟，说他“以骚扰京师，诩戴洪宪之身，”首揭他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往事。而竟“不自敛抑，妄希尊位”，部署分为四个步骤：“遥制中枢、连结疆吏、多方搜括、筹集选费”是第一步；“收买议员、破坏制宪、明给津贴、暗赠车马费”是第二步；“勾通军警、驱逐元首”是第三步；“速办大选、定斯付兑、诱取选票”为第四步。
接下来第二段指出组织买票机关、开出支票已在五百张以上。
然后第三段陈述他个人取得支票的经过：邵瑞彭说他“持身自爱，于此等事未敢相信，适值同乡议员王烈将前往该院，托其向王、边探听。王君回谓，该被告等已将选举曹锟之票价支票五千元，交我带交，退还与否，听君自便，我不负责等语。瑞彭当将支票留下，作为控诉证据。”
最后一段，除了指控高凌霨等人所犯的法条以外，特别声明：“曹锟、王承斌、熊炳琦、吴毓麟、刘梦庚等，分属军人，当依法另向海陆军部告发。”拟附的证据，则是“甘石桥通知一件；五千元‘洁’字签字，有‘三立斋’图记，背注‘邵’字之支票照片，反正两面共二纸。”
正看到这里，同行进京的参议员杨择，手持报纸，来找朱溥恩，一见面就问：
“你看到了？”
“看到了。”朱溥恩说：
“邵次公看起来很文弱，想不到会有此激烈手段！”
“闲话少说。”杨择看了看周围，放低声音问：
“你有何感想？”
朱溥恩沉吟了一会说：
我有我的事业，总不能为了区区五千元，出卖名誉。前一向是齐抚万一再托人央说，劝我勉为其难，我无可奈何，才有此一行。如今出了这样的丑闻，我打算告诉伴送的人。我决不进京投票。”
“你不要傻了，人已经落在他们的罗网中了，他们肯网开一面，让你远走高飞吗？”
朱溥恩一愣，“那么，”他问：
“你说该怎么办呢？”
“只有一个法子，避开他们的耳目，悄悄儿溜走。”
“喔，”朱溥恩看“看手表说：
“现在十一点半了，一到十二点，就会来催请；要走要赶紧走。南下的火车，一不知道什么时候开？”
“你打算坐火车走？”杨择摇摇头：
“火车站、轮船码头，都有密探，一去是自投罗网，只有找地方先躲一躲。”
“躲到那里？”
可躲的地方不难找，因为反直系的议员，在天津很不少；但最后决定投靠段祺瑞。
最大的原因是，段祺瑞住在天津有名的盐商王郅隆家，而王家离利雅德不远，易于摆脱监视；其次，段祺瑞虽在“皖直战争”中屈居下风，但威望仍在，足资荫庇。
于是，两人穿上长袍，连马车褂都不著，由利雅德的后门，悄悄离去，穿过一条马路，便到了王郅隆家。
主人不在，但段祺瑞在。王家的门上听说是来看“段大人”的，不敢怠慢，立即通报；段祺瑞随即在花厅中接见。
杨择认识段祺瑞，当时为朱溥恩引见以后，道明来意；段祺瑞沉吟了一会说：
“两公不甘同流合污，清操可佩，本过，我亦是客，不便擅自作主，替主人留客。”
一听此言，杨择大感意外；不过段祺瑞还有话，他说王郅隆亦是参议员；他是做大买卖的，不便得罪津保派，所以进京投票去了。杨、朱二人如住在王家，会替王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