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文集-第1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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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重视。中国则在公元以前，即因防洪救灾及对付北方游牧民族之需要，构成庞大

的官僚组织，注重意识形态的一致，各种职掌也强调其一般性，成员才能互相对调。

而下层组织又历来由官厅指令造成，如北魏之三长制（邻、里、党）、北宋时之保

甲。加上中央政府向全民直接抽税，历来各朝代都有“均田”办法，造成大数量的

小自耕农，作为当兵纳税之基础。政府不顾坐视财富之集中，遂致生产单位分割至

小，税收杂碎零星，如此一来，小民固然请不起律师，官僚组织也无力创制复杂之

法制理论。所以中国社会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由来已久，其以道德代替法律，更

以息争的名义，责成里长甲长乡绅族长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一方面将衙门的工

作分量减轻，一方面则阻塞低层社会里各种经济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因为只有

最原始型的交换才能被众目公认，稍带现代型的分工合作，及于较繁复的契约关系，

即无社会之保证）。这和诺兹及汤姆斯所说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直是南辕北辙。

有了以上历史之背景，我们再回头提出这问题，“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

义”，就不难解释了。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即

是西欧的国家亦要通过一段艰苦的改造，才能成熟而成为今日公认的资本主义国家

（见第四章）。亚当·斯密曾谓有两种“系统”，可以增进人民的财富，一是农业

的系统，另一则是商业的系统。他接着又说，商业的系统乃是现代的系统。此即资

本主义，因为别无他物符合其所形容。克拉克指出，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概括现代

经济制度是19世纪社会主义者发明的办法。由此可见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

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新宗教思想固然可

以视为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亦可当作在它羽翼下，这种新社会组织的意识形

态。因为它无所不包，牵连甚广，诚如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言，它有革命性格，也有

创造新时代的气魄（他们未直接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但提到“资本家时代”

已是异途同归）。我们再问：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其答复则是“一只走

兽，除非脱胎换骨，否则不能兼任飞禽”。

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

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

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

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

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

无意于产生。到鸦片战争战败后她仍不愿放弃中国本位。此种观点要到康梁百日维

新之后才有剧烈更变。所以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谓韩子至淮南王时代为“子

学时化”。自董仲舒至康有为，其间约2000年，则全为“经学时代”。

三种学派之令人失望

中国在20世纪亟须将国家和社会的组织重新彻底改造，已不待争辩。这当中也

需要使整个组织进入数目字的管理。

这问题无疑的牵涉到资本主义。抗日战争展开前夕，日本由广田弘毅提出中国

必须接受三个条件：一为经济提携，二为共同防共，三为承认满洲国。前两个条件

是要求中国生存于日本资本主义呼吸之下。其实日本占领东北，制造傀儡满洲国的

目的也在掌握大陆之资源，因此所谓广田三原则全有浓重之经济意义。而强邻压境

逼入堂奥，即幸有国际正义的支持，亦无法拯救中国于极端危窘的境界。其症结仍

在中国农业社会的架构不能与新型商业社会的组织相抗衡，不仅军备与后勤瞠乎其

后，人事组织亦捉襟见肘。仓卒之间动员一个军令统一为数几百万的大军，和强敌

作战数年，不仅为中国历史之空前未有，而且官方与民间至少尚需准备一个世纪以

上的时间来面对这种状况。总而言之，中国下层各种经济因素尚未造成一种可以公

平而自由交换的情势。所以征兵筹饷全靠由上向下施加压力，里长、甲长、乡绅、

族长则不能脱离垄断、包办、奉承、哄骗各种旧社会恶习（因为过去经理问题简单，

只较注重妥协迁就，并未向全民交代，社会之结构如是，无法突然改向）。最下层

的数字既不能复实，中上层之经理亦受影响，所谓各种黑暗与腐败，并非全系道德

问题，而是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技术问题存在。

今日中国趋向现代化，必须彻底解决此根本技术问题。前段已经提及陶蒲所谓

研究资本主义的三种学派。此时我们若根据刻下中国之需要，再度在三种学说中寻

觅可资引用之处，则只有更感到失望。

马克思对中国之出路并无具体指示，《共产党宣言》内提及中国市场之开放，

为促进欧洲资本家时代来临的条件之一。《资本论》三卷之中，提及中国10次，可

是每一次都以欧美为主体，无一次以中国为讨论之对象。而且内中7次是将中国与印

度并列，即针对殖民地性格的市场而言。不仅如此，陶蒲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作家，

他的专书洋洋400多页，也仅提到中国3次，前后只是表彰中国次殖民地的地位。一

个尚待开发的国家徘徊于资本主义及现代社会之外，应当如何决策？马克思始终没

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韦伯所著《中国之宗教》包括广泛，书名如是，其内容亦涉及法律、税收、货

币、乡村组织等。可是作者每次都将具体事物概括成抽象的观念和心理状态。读者

如果仔细揣摩其结论，则可看出作者认为中国之儒家因为有对传统道德的许托，已

参与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集体工作，所以虽是个人，其人格已带有集体性格，

所以不像现代的西方人，用不着罪愆（sin）观念，并将“获救”这一观念惹起的紧

张性降低，换言之，因其修养上不会“心猿意马”，而到了一种“知足常乐”的境

界。清教徒则以为个人对“超世俗之神”各有义务，必须照神之安排，不断的在伦

理的纪律下尽力将所被支配的工作做好，使神之光荣现实化。这种义务超过人世间

任何关系，也容纳着一个“进步”的观念。站在宗教中立的地位来看，我们只能说

以上两种心理状态都有其吸引力。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们很难决定何去何从，或

可兼取，也可能同一人因心境不同，而出入两者之间。如是看来，东西两方信仰之

不同，很不可能是由于个人自行其是而来。集体心理状态之不同是由于政治经济体

系之不同使社会上分工合作的程度发生差异所导致。并非先有不同的信仰而使一方

只能产生官僚组织的一元经理，另一方则产生资本主义之多元社会。于是韦伯的理

论有倒果为因的嫌疑。况且一个待开发的国家要进入资本主义体制，也势必牵动群

众。韦伯铺陈叙说以精英分子（elite）为前提，也更减低其书在今日的用场。

前已道及布罗代尔教授的著作，简单而直接的观察，胜于大幅连篇之铺陈。这

一点他的立场可谓与韦伯相反。布氏对中国的了解不深，才将湖南误认为一个滨海

的省份，又以为中国曾在1644年被“蒙古征服”。虽说技术上的错误不一定会推翻

整个观察结果，可是从此也可窥见，布氏提倡“全面历史”（totalhistory）的观

念，即先将材料无限制的收入，以缺乏可供证实的假说为主宰作领导，仍是值得批

判的。

布罗代尔提到中国商业，他剀切的指出，其欧洲的分析并不适用于西方以外的

体系。他说：“其中最离开正道的乃是中国，其帝国的管制阻碍着一种创立商业统

治集团之企图。只有最下层的商业，（包括）市镇间的店铺和集场（能够）有功效

的作业。”

布氏对中国经济史的了解，大部得自前匈牙利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Balasz）

及最近曾将中日两国传统组织作过一段比较的杰可浦斯（NormanJacobs），两人均

强调中国的官僚制度妨碍商业展开。布教授就此指出中国在分裂时，两大部分需要

对方的物产，于是大型商业从此出现，有如宋朝。可是一旦统一，有如明清之大帝

国，其“窗户及瞭望台”（windowsandlookoutpists）只存在于边疆，旨在对付

夷人，而且或开或闭。即广州十三行之贸易，也在如斯条件下举行，于是贸易有季

节性的变化，而不是经常开放。因此中国有效率和有组织的商场与市集，在统一帝

国主持之下不复存在。

商业虽与资本主义有密切联系，但二者并非一物。本章前已提及中国官僚组织

阻塞了两者的展开，但这仍不是一切的解答，只能算是一个多面体的一面。事实证

明，科举制度在1905年废止，大清帝国也于1911年垮台，而中国并未能因此种障碍

废除而可以根据资本主义的原则改组。布罗代尔著作中最大的缺陷，是他详尽搜集

资料时未能将他自己所发现有关资本主义的原则容纳进去。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最重

大的意义，在于每一个国家进入资本主义体制时的动态，亦即经过某种突破，而使

情势不可逆转（详上注释＇14＇）。只有这类经验，才能对中国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

获得更切实的解释。

与现代化不可区分

检讨旁人的错误，通常比察觉自己的容易。以上说及诸子百家对资本主义的解

释，一般视界太窄，注意力只及于局部。针对20世纪末期的世界，尤其要附带解决

中国组织上的问题，我们势必对这名词赋予新的看法。首先必需承认它有超越国界

的技术性格（详上注释＇18＇），更要看清它的展开在世界各国有不同的时间表，于

是它才能慢慢累积其成果。如此一来，资本主义才可视为一种绵延好几个世纪，至

今尚未中断的全球性庞大组织与运动。

所谓技术性格可以归纳于下列三点：

1．资金广泛的流通（wideextensionofcredit），剩余之资本透过私人贷款

方式，彼此往来。

2．经理人才不顾人身关系的雇用（impersonalmanage－ment），因而企业扩

大超过所有者本人耳目能监视之程度。

3．技术上之支持因素通盘使用（poolingofservicefacil－ities），如交

通通信、律师事务及保险业务等，因此各企业活动范围又超过本身力之能及。

以上三个条件全靠信用，而信用必赖法治维持。所以资本主义之成立必受政治

体系的约束，行之于国界之外则赖治外法权。反面言之，资本家的地位亦必在政治

体系中占特殊比重。

以上三个条件的开展必赖社会内低层组织内各类经济因素的配合，盖能公平而

自由的交换，然后所有权（ownership）及雇佣关系（employment）才能重重相因，

构成一个大罗网。因为生产及分配都以契约关系为主，当中若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机

缘，相对的也鼓励了自由竞争。各人的私利观既为这组织力量的来源，于是利润成

为一切事业的试金石。在这种大前提之下，资本主义也有将一切道德标准纳入体制

之中的趋势。它在初期存积资本时常带侵略和剥削的性格。这种体制一经展开，不

可逆转，只有越做越大，因此资本主义也有纠正本身错误，树立在历史上长期合理

性的可能（研究韦伯的学者应从此点着手）。

这样看来，资本主义诚如亚当·斯密所言，是一种“商业的系统”，必在当初

各国都在“农业的系统”管制的局面里发生冲击作用（布罗代尔已经指出）。站在

资本主义生理学立场，我们也可以说每一个国家经过一段奋斗之后必须将其上层结

构（super…structure）改组，以便迎合新法制，通常也要翻转其低层结构（infra

structure），以便产生能够互相交换（interchan－geability）的局面，更要经过

一段司法与立法之改革，才能使上下之间密切联系，也才能使以上三个原则顺利发

展，通过财政税收币制诸种政策，使公私互为一体，也就是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

上管理。

这样说来，一个国家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和这个国家的“维新”和“现代化”有

何区别？在实用的角度说来，如果两种运动凝聚为一，将无法分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