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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我是北大留级生-自学成才之路-第6章

小说: 我是北大留级生-自学成才之路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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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娜和库尔特到柏林去”(2)   
  因为恋爱并不一定要有结果。过程比结果更有价值,更永恒。(当然这是我今天的认识) 
  1988年10月,我随上海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民主德国的柏林,我打听到她的下落:在外贸部工作。只是我们没有见面。若是看到她徐娘半老的样子,我会伤感。我怕伤感。 
  其实在二年级的时候,我们专业发生了两桩涉外婚姻,以致于引起使馆和外交部的过问。 
  第一桩是我们班上的李淑心(21岁,16岁入党,声音沙哑,身高1米67)和德国研究生曼弗莱德(Manfred)相爱。李淑心的父亲是教育部一位司长,从延安来的老干部。她父亲对女儿说:“你可以跟他到德国去,我就再也没有你这个女儿!” 
  不久,她和曼弗莱德还是走了。1988年10月,我从柏林打电话给在莱比锡的李淑心(整整30年我们没有见,毕竟是同窗),她的声音依然是那样沙哑。据说她有两子一女。她不容易,当年顶住了多大的压力! 
  第二桩是比我低一级的,来自汉口的女生同匈牙利留学生相爱。她的眼睛很美,估计是全系最漂亮的少女。她性格温柔文静,内心却极有主见。她的婚事引起了中、匈外交部的交涉,结果还是走了。 
  以上两桩涉外婚姻可谓满城风雨,50年代的北大学生恐怕没有不知道的。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哪里有日月,有男女,那里便有相爱的事件发生。不久,我也开始了我的初恋。命中注定,我的平庸要在一场血与火的失恋洗礼中才会被彻底地冲刷得干干净净,走向新生。 
  对一个人的成长,失恋不是件坏事。因为天路旅客要进入某种境界,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身心都要滴过血。   
  我的“茵梦湖情结”和“俄罗斯情结”(1)   
  人脑中形成的“情结”既是先天又是后天(教育)的结果。人与人的区别往往是由不同的“情结”决定的。“情结”是人的特质的披露。我这个人是由许多“情结”交汇、编织而成的一种存在。可以说,我是为我的“情结”而活在世上。“我情结,故我在。” 
  我这个人,一无所有,只有“情结”。各种“情结”使我万般眷恋世界,灵有所寄,魂有所托。拿掉我身上的各种“情结”,我只是一个空壳。 
  北大6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在我的内心渐渐形成了一个个沁入心脾、意深味有余的“情结”。 
  1956年春有件事不得不提及: 
  我们全班同学去圆明园种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圆明园”这个地方,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踏进这里的废墟和残破。那次植树活动为我日后的故事情节埋下伏笔。后来的一切表明,圆明园的荒野对我的成长是多么重要! 
  1956年暑假我因为没有钱买火车票回家,只好留校。全班20位同学,回家探亲的是绝大多数。留校的仅两三名。都是经济方面的原因。 
  学校暑假文艺生活安排得很丰富,常有电影和舞会。德国留学生都去旅游了。布莉吉特不在北大。我也不进舞厅。当时的周末常播放一首《青年友谊圆舞曲》(天戈曲,江山词,作于1955年)。我蛮喜欢。听到它的旋律,我的内心会升起一种无名的惆怅。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了惆怅这种复杂、高级的感情。原因估计有两个:想家,感到孤独;布莉吉特不在北大。其实,惆怅这种感情表明了一个人开始摆脱平庸、浅薄。一年级结束,我给全班同学的印象是:单纯,天真,幼稚。由此可见我当时的精神状态。这并不是件好事。 
  利用暑假,我决心读书。因为穷,不敢对外部物质世界有任何奢望,包括下饭馆,吃喝玩乐。只有一门心思读书才是我的出路,因为这不花钱。我选择了德国乡土作家斯托姆(T.Storm, 1812-1888)和他的成名作《茵梦湖》(Immensee)。为了理解得好些,我找了两个中译本来参照。最后我发现郭沫若的译文最好。我指的是有斑斓的文彩。毕竟是出自大家的手笔。 
  《茵梦湖》是个中篇小说,是作者33岁写的作品。讲的是一段不幸爱情的故事。主人公莱茵哈德晚年十分孤寂。一天,他触景生情回忆起少年时跟秀美的伊丽莎白一段纯洁、甜蜜的爱情。 
  原先莱茵哈德一直生活在乡间,后来要到外地去求学深造,只好同青梅竹马的伊丽莎白暂时分离。这期间伊丽莎白的母亲出来包办女儿的婚事,要女儿嫁给富家子弟、莱茵哈德少年时代的同学艾利希。软弱、温顺的伊丽莎白只好服从母亲的意志和压力。婚后,她没有得到幸福。她经常怀念莱茵哈德。他也孤单一人,从未点燃起家室的炉火。 
  这个悲剧自始至终充满了淡淡的哀愁。斯托姆善于用简洁、优美和清新的德语营造出一种惆怅、感伤的情调,深深印在我这张白纸上,霍地为我打开了世界文学的大门! 
  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是《红楼梦》,也不是唐诗宋词,而是19世纪德国一个浪漫主义中篇小说把我带进了文学世界,令我着迷,陶醉。当时我18岁,读完了大一,也是踏踏实实学了一年基础德文的总结: 
  精读原版的《茵梦湖》,几乎是百分之百地能读下来,并体会到了德文的美。整篇如同一首优美、伤感的散文诗。斯托姆自己也说,他的小说创作是从诗境中发展出来的。 
  世界文学王国是一个开放的大圆圈。它有许许多多的大门。你既可以通过《红楼梦》《西厢记》和唐诗宋词走进去,也可以通过中国历代散文步入它的深处。当然你还可以从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文学深入它的王国腹地。 
  这叫“殊途同归”。 
  精读《茵梦湖》,我第一次品尝到了读外文原文的滋味。那是从译文读不出来的。怎么也读不出它的原汁原味。 
  伊丽莎白婚后,她丈夫艾利希邀请莱茵哈德来他庄园小住。伊丽莎白陪同莱茵哈德旧地重游。到处是触景生情,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下面有这么一段很诗意的文字: 
  “伊丽莎白,”他说,——“青山的后面是我们的青年时代。如今它到哪里去了?” 
  这些德文句子很简洁,很美。我惊讶,斯托姆何以能用如此简洁、平淡的句子表述人类丰富的感情? 
  在我的内心世界,终于冒出了一个感叹号或惊叹号!对于我的成长,这不是一件小事。它发生在1956年暑假,地点在大图书馆(靠西门,离未名湖只有100米)。 
  小说《茵梦湖》有两句诗也给了我难忘印象。那是一首古老歌曲的歌词,十分凄清,哀婉: 
  Sterben, ach sterben 
  Soll ich allein! 
  直译是: 死啊,啊死, 
  我便是孤单一人! 
  这也是我的译文,干巴巴,没有什么文彩,没有一丁点动人心魄的色彩。 
  但郭沫若的译文却十分妙绝,既忠实原文,又有意境,营造了诗的氛围: 
  死啊,啊死, 
  我便独葬荒丘! 
  德文allein是“独自一人”的意思。“独葬荒丘”则是郭沫若的再创造,妙不可言,超过了德文原文!(一个正宗的惊叹号)   
  我的“茵梦湖情结”和“俄罗斯情结”(2)   
  我意识到,光学好德文是不够的。那只有一条腿。还要有文学功底和驾驭汉语的能力,获得另一条腿。两条腿才能走路。 
  1957年,郭沫若院长陪同法国著名演员钱拉·菲立普参观北大。在未名湖畔我遇到郭院长,陪同他走了一程,并有段对话:“我看过郭老您的译作《茵梦湖》,译得真好,尤其是‘独葬荒丘’这一句,超过了原文!” 
  “我是在日本学医时学的德文,翻译的时候,经常要参考日文,一个人的理解力和驾驭汉语的能力同样重要。”(大意) 
  我想起三位同班同学,他们都是高材生: 
  潘子力(福建厦门人),文学修养很好,崇拜郁达夫和郭沫若,还有殷夫。诗人气质,伤感。常写诗。我的德文水平(指理解力、语感和发音)不在他之下,但他的译文水平远在我之上。这是为什么?他对我的触动很大,相比之下,我发现了自己的短处。毕业后,他分到天津大学任教。不过后来在翻译界他并没有什么大动作。按他的才华和功底,他理应有动作,比如译出《歌德全集》,超过郭沫若的译作《浮士德》。 
  毕业后,我和潘子力失去了联系。人生是马拉松赛。开头一圈遥遥领先者并不是冠军。要坚持,要看最后几圈。 
  丁有为(杭州人),文学修养好,擅长写古体诗,且思路开阔,涉猎面广。德文不如我,但译文和在其他领域远在我之上。他成熟,有自己的世界观。当时我没有。1957年正因为他有自己独立的世界观而划名右派。他仅比我大两岁。毕业后分到贵阳医学院图书馆。意志一直消沉,人生观很灰很灰。1980年平反后,他来北京找过我。我送了一些布票和粮票给他。我看他的精神一直不振。恶劣的环境把他压垮了! 
  他理应拼搏,杀出一片天地。出身老右的著名作家王蒙、张贤亮和从维熙不正是从厄运中冲杀出来的吗? 
  一个人的坚强意志同才华横溢是两个轮子,缺一不可。我为丁有为(我们同窗4年)自暴自弃而惋惜。他理应像他的名字——有为——那样响当当,一往直前,名符其实。康有为便是意志、志向和才华卓绝结合的产物。 
  潘海峰(东北鞍山人),文学修养远在我之上,但德文不如我。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长期在驻奥地利使馆工作。70年代初,周总理接见外宾,照片上有他(但不是主要翻译)。 
  在德国文学方面,他理应有大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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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完一年级,高教部选派留德学生。据说德国专家曾推荐过我。但那个年代政治条件第一。也许在第一轮我便被除名。我一直想去德国留学,但只是一个白日梦。 
  2003年9月,德国总统访华。他说要加强德中文化交流,使中国留德学生的总数超过中国留美学生的总数。 
  我羡慕今天的青年一代,家庭出身和政治条件不再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我是生不逢时。那是一个处处、年年月月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我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句话:“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辛白林) 
  丁有为同学的命运不是比我更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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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9月,进入新学年。 
  我开始构造、建立另一个轮子:提高文学修养和驾驭汉语的能力。我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尤其是背诵欧阳修、王安石和苏东坡的散文。再就是三十年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西方文学我也大量阅读,一本接一本,劲头很大。 
  一年级我的同屋是英文专业的马喻亮(内蒙人,回族)和李盈科(湖南人)。有一天我拿起他们的讲义,居然能看懂百分之七十。我对英文突然开了窍,无师自通。 
  我开始自学英文。半年后,我读到屠格涅夫《贵族之家》英译本。不久,我自己买到一本(1949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译者是艾萨克斯(B.Isaacs)。他把《贵族之家》译成《A Nest of the Gentry》。当年苏联的出版物特别便宜。小说的结尾给我一种人生的根本惆怅感。今天我还背得出来: 
  “What happened afterwards to Lavretsky? and Liza?” 
  …… What were they both thinking, what were they feeling? Who can know? Who can say? There are such moments in life, such feeling…… 
  (“后来拉列茨基怎样了?丽莎呢?” 
  ……他们两个人在想什么?他们的感觉呢?谁能说得清,道得明?在人的一生中的确有这样的时刻,这样的感情……) 
  我发觉我悟出了英文,如鱼得水,豁然开朗。奇怪的是,初中的时代,我为什么那么怕英文?我发觉我对英文的领悟能力很强,有语感,能进入角色。 
  我成了屠格涅夫小说迷。我喜欢他的优美文笔和笔下的情调。2001年我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还专门去寻找他当年留下的足迹。在一幢老屋前和一座老桥上,我曾久久地徘徊。 
  尤其是苏联出版的俄罗斯文学经典英译本,里面的插图艺术水平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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