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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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陈毅和潘汉年、刘长胜等市委、市政府负责同志，冒着刺骨寒风前往被炸得最厉害的杨树浦发电厂视察并慰问电厂工人。潘汉年遵照陈毅同志的嘱咐，连日来，到嵩山区、卢家湾区、吴淞镇的被炸地区视察并慰问居民，到医院慰问伤员。“二六”轰炸后，上海市场物价出现很大波动，市民纷纷排队购买大米和煤球。尽管市人民政府从外地调运大量物资到上海来加强供应，平抑物价，但市场上的抢购现象仍很突出，特别是大米供应。在私营粮食代销店门前往往出现排队长龙。工商局向潘汉年建议不能光靠私商代销大米，需要开设一批国营零售粮店，把大米直接按规定牌价出售到市民手里。市人民政府批准了这一建议。在潘汉年与有关部门的具体安排下，短短两天之内，就在市内各区，特别是工人聚居的地方，开设了50多家国营零售粮店，敞开供应大米，使市民都能按牌价就近买到大米。粮店门前排队现象随即消失，市场和人心也都安定下来。
妥善处理劳资纠纷
上海解放后，在巩固人民政权、恢复经济、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处理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劳资关系。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解放时接管的官僚资本企业只有150多家，而私营工业有1300家左右，私营商业有15万家左右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使得一些私营工商业减产、停工、倒闭，失业人员增加。由于许多私营企业机构臃肿，经营方法不合理，效率低，成本高，利润少，甚至亏本，一些私营工商业缩小经营，甚至停工；少数业主甚至抽出资金，企图逃跑。而少数职工又一时分不清工人阶级的地位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变化，提出过高要求，有过火行为，从而出现了大量的劳资纠纷。1949年8月3日，陈毅在上海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现在不少企业，资方有困难，工人也有困难。这个困难只有根据党中央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政策，通过劳资协商解决。”上海广大职工群众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发挥了工人阶级主动精神去做好团结、教育资本家的工作，在一些困难严重的私营工厂中，工人们还自愿减薪，甚至轮流回乡，团结资本家维持生产。永安、先施、新新等6大百货公司店员帮助资方改变经营方针，将经营高档商品改为市民需要的日用百货。与此同时，潘汉年对劳资双方做了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阐明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政策和劳资协商的原则。他对工人说：发展生产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高利益。我们要鼓励资本家来参加发展生产的事业。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翁，应当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大责任担负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对资本家提出要求，应当照顾到整个发展生产的利益，不应当只想眼前，而应当注意谋取长远的利益。他还向工人说明：“劳资两利”与国民党政府宣扬的“劳资合作”有根本的区别。国民党宣扬“劳资合作”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模糊工人的阶级意识；而共产党的“劳资两利”政策，是为了使民族资本家一道来参加经济建设，发展生产，稳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他对民族资本家再三说明，“劳资协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下进行的，这同国民党宣扬的“劳资协调”有着根本的区别。国民党的“劳资协调”是在资产阶级的政权下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共产党的“劳资协商”是在工人阶级的政权下照顾民族资本家的目前利益，是为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的。因此，民族资本家在“劳资协商”中要端正对工人群众的态度。潘汉年以高度的政治修养，诚恳的态度，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来阐明党的方针政策，提高了劳资双方的认识，在妥善解决劳资矛盾中起了重要作用。由于潘汉年细致坦诚的工作，使当时上海广大工商界人士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政策，有了深切的具体的了解，影响很大，郭棣活决定将解放前永安纱厂在国外订购的一批纺织机械和原料运回上海，发展棉纺生产。当时运回来的有瑞士制造的7000瓦汽轮发电机、1万锭纺纱机器整套设备和6000多包美国棉花等，价值250万美元。有一批民族资本家从海外调回资金重返上海。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潘汉年总是亲自接待他们，并安排他们工作。他还经常到工商界朋友家里去，以聚餐、晤谈方式，反复宣传政策，进一步消除他们顾虑，倾听意见，并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经营上的问题。
兴建曹杨新村
上海在解放前是冒险家的乐园，富人的天堂，他们住的是花园洋房、公寓，而劳苦工人住的是棚屋。解放初，聚居100户以上的棚户区全市有320多个，大多集中在杨浦、普陀、闸北等老工业区。他们主要是交通运输、码头、纺织和市政等各业工人，其中苦力工人较多。上海解放初期，市人民政府尽管财政很困难，但是为了逐步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还是决定在改造部分简易住房、棚户的同时，兴建一批工人新村。潘汉年受陈毅委托，督促主管部门组织了对工人居住情况的调查。他自己到华东纺织管理局所属工厂宿舍和梅芳里等工人住所进行调查。他在市人民政府的行政例会上同赵祖康、徐以枋等反复讨论修哪条马路，在哪里建设水电设施，从哪里开始改造旧房，在哪些地区建筑工人新村。经过调查和讨论，决定从沪东小木桥、沪西药水弄等工人棚户区开始改造。1951年开始在市区西北部兴建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他对这第一个土人新村修建的规模、标准都在市人民政府行政例会上同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反复进行讨论，及时作出决定，然后督促有关部门组织施工。由于潘汉年抓得特别紧，曹杨新村在1952年五一劳动节前夕竣工，1002户工人搬进了新居。潘汉年对应当让哪些工人住进这第一个工人新村，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解决好的新问题。他在陈毅、刘晓、刘长胜等的同意下，确定分配给从事创造发明和提出过合理化建议，在生产上有显著贡献的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以及生产上一贯表现积极、工龄较长的老工人。1952年6月下旬，陆阿狗、戴可都、杨富珍等114位劳动模范和一大批先进生产者、老工人，手捧鲜花和市人民政府发给的居住证，穿过插满彩旗的高大牌楼，住进了工人新村。从1953年起，又先后在沪东的控江、凤城、鞍山；沪南的日晖、龙山；沪北的玉田、志丹、宜川；沪西的天山地区等建成9个建筑面积都在10万平方米左右的新村。而曹杨新村为以后兴建的那些工人新村创造了经验。在这一宝贵的经验里，凝聚着潘汉年的辛劳和他对上海工人的一片爱心。
6。3 上海人民的“好当家”
武汉
1995年，是潘汉年诞辰90周年。一提起这个一直使我梦牵魂萦并为之神往的名字，他的音容笑貌犹历历在目。但因事隔40个春秋，且遭遇过无尽的折磨，对于他的雄伟业绩和出色的工作，犹如一缕轻烟已被荡拂得依稀飘渺。现在，只能将记忆中犹存的点点滴滴的追忆，寄托对他的沉痛怀念和无限的哀思。
上海解放后，我分工负责接管伪市府秘书室和文史委员会，并担任军管会秘书，负责处理军管会办公厅政法公文的审批会稿，以及担任来信、来访的接待和处理；也曾以英文秘书身份处理过几件涉外商务。随后，因外事处成立，我就不再参与外事业务，专职从事办公厅的日常政法事务以及陈毅市长交办的有关任务。陈毅办公室的秘书，由朱青担任。我和陈毅保持着直接的工作联系。潘汉年是军管会秘书长、市政府副市长，分工负责统战工作和治安保卫工作。每当我所处理的公文和业务涉及他的分工范围时，都直接到市长室向他汇报和请示。从接触中，我发现他水平很高，才华出众，考虑问题周密，遇事果断，从不含糊拖延。遇到有些问题还需周密考虑时，他要我向原单位领导询问细节，再向他汇报后，由他批示。从此，我接受他的教益，凡要向他汇报审批的事项，都事先与原报单位联系，了解细节和前因后果之后，再向他详细汇报，使他能顺利决策。
1950年初，朱青秘书因病住院开刀，经组织决定和潘汉午认可，由我到市长室接替朱青的工作，负责市长室和市府党组的秘书工作，并兼任潘汉年的秘书。为了照顾潘汉年的工作、生活，更好地履行我的保卫任务，经组织决定和潘汉年同意，我搬进华山路潘汉年住所居住。他家只有夫人董慧，没有儿女。我搬进他家后，他没有把我当外人，我成为潘家的一个成员。每天和他们一起吃早餐，餐后一起乘汽车上班，中午都在单位吃饭，晚上一起回家吃晚饭。饭后一起工作或闲谈。我和他就这样生活在一起前后近两年，直到1951年底，我调到市公安局后，才从他家搬出，从而结束我的市府秘书生涯。两年的秘书工作，使我对潘汉年的生活细节和工作态度比一般人有更深刻的切身体会和了解。
潘汉年名义上虽是副市长，但因陈毅市长军务在身，他的工作头绪繁多，除了要处理上海市政管理和建设工作之外，还担任华东局委员、市委统战部部长、社会部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并主管政法工作。这在当时上海市领导人中是兼职最多、负担最重的一位。但他对市府的工作管理得井井有条，忙而不乱，效率极高。潘汉年之所以每天能以较少时间完成如此巨大繁重任务并取得极大成效，是由于他的优秀素质、超人水平和务实的工作作风。他信任干部，充分发挥各级领导的功能作用，让他们有责有权，各尽所能，各求其效，从不在具体工作上指手画脚，而是放手让局、处长全权操办，从而增强了局、处长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增强他们的工作信心。每当局、处长遇到一些紧急而难于处理的问题，他都能积极果断地帮助解决。他工作抓得很紧，华东局的工作，在华东局办公时解决；市委的工作，在市委办公时解决；统战工作在统战部办公时解决，所有各部门的工作，从未“跨门办公”。而市府的送批公文都每天批完。遇到他在外办公，不能来市府时，则由我将待批卷宗带回家里，晚饭后由他连夜审批，严格履行“公文不过夜”的原则。上述工作作风就是潘汉年能够带领各级领导，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使整个市府的工作顺利进行并取得了良好效应的关键所在，也是他的过人之处和备受下属干部爱戴的根本所在。
潘汉年对于华东局、市委、统战部召开的会议非常重视，每次必到。会前有所准备，会上静心倾听，发言简要而言之有物。会期都只有半天，每次都收到预期效果。至于他召开的市府局、处长会议、党组会议，都有明确的讨论内容和预期目标，只用半天时间5便能解决实际问题。这种会议呈现出强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把局、处长的聪明才智和实践经验都集中到会议中。但他对当时上海各单位的庆典活动都不参加，只要求我把收到的请柬单位和内容向他汇报。有时，他认为有必要，就派专人代他出席，但禁止代表他发言或致贺词。有一次，市总工会发来庆祝大会的请柬，他不出席。朱青秘书向他提出意见，说：“工商界，民主人士的会议你都出席；工人阶级的工会开大会，你为什么不出席？”潘汉年直截了当回答：“市委分工，市总工会由刘长胜领导，他已代表市委主持会议，市府就不必干预群众团体的活动。像这样的会议多得很，每次都参加，我哪有时间工作？！”
对于各种宴请的严�
![[何夕] 祸害万年在封面](http://www.34gc.net/cover/noimg.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