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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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不多。到1951年我任民政局副局长时，才多次同他接触，对他才有所了解。一直到1955年他离开市府被审查为止，前后有6年时间。
一
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上海的情况十分复杂。我党在进上海以前，就在江苏丹阳做接管上海这个大城市的准备工作，按系统成立军事、政务、财经、文教等接管委员会，搜集资料、档案，安排好每个单位的负责人。汉年同志和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等人一起从丹阳进入上海。5月25口，上海苏州河以南地区解放，他们迅速同上海地下党会合。我当时参加国民党市政府的接管准备工作，奉命到总部设在交通大学的军管会政务接管委员会去报到。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政务接管委员会到塘沽路原国民党市参议会、市民政局地址办公。主要接管司法（法院系统）、参议会（接管后撤销）、民政（民政局和社会局救济、社团方面工作）以及一些不属于各局的国民党南京政府驻上海的机构。上海当时有30个区。市区20个区由政务接管委员会接管，郊区10个区由郊区工委接管。
上海市人民政府也在当时成立。汉年同志除任副市长外还兼任秘书长，管理市政府内部事务，同市政府各局的接触较多。市民政局成立后，仍管各区的工作。各区的许多工作要请示汉年同志。市政府任命的第一任民政局局长为曹漫之，副局长黄序周，我为秘书主任。当时，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机器采取彻底摧毁的方针。各区成立区接管委员会和区人民政府。区以下的保甲制度全部取消。我们接管了30个区，1193个保，28552个甲，1033206户，5406644人口的户籍册。一大批保甲人员，听候审查。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光是区一级的机构是管理不了的。记得当时汉年同志对地区工作有几点原则指示：一、上海市是一个情况极为复杂的大城市。有产业职工100万，有大中小学生，散居在里弄中。一个区的人口少则几万，多则40万（如蓬莱、嵩山区）。要考虑区以下用什么组织来代替保甲；二、地区工作要依靠群众，依靠工人家属，依靠在工作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三、要解决在里弄中出现的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例如当时上海居民在许多地方（特别是棚户区）没有家用自来水，而是由给水站供应的。这些给水站往往由当地的地痞、恶棍所控制，他们敲诈欺压居民。根据汉年同志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则，普陀区在梅芳里、江宁区在金家巷，发动群众建立由群众选举产生的自来水站管理委员会，深受群众欢迎。此事很快在各区推广。全市成立了104个自来水站管理委员会。
根据市委、市府的要求，我们逐步组织里弄居民，在1949年夏天开展清洁卫生运动，市区各区组织了居民卫生小组16650个。1950年2月6日美蒋飞机轰炸上海发电厂，各区开展反轰炸斗争，组织人民防护大队108个，中队413个，小队15875个。冬天，抗美援朝开始，破坏分子蠢蠢欲动，市军管会决定各区成立冬防办事处，组织人民冬防服务队2020个，开展防特、防匪、防空、防火和解决居民生活上共同关心的问题。1951年，在这些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了里弄居民委员会。
当时，全国还没有居民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它是一种新生事物。我们是根据上海人口多的实际情况和居民需要，由市委、市府决定组织的。成立起来后，出现的具体问题很多。我当时正担任市民政局副局长，主管政建工作，同潘汉年接触较多。他对于居民委员会由谁来组织的问题，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工人在工厂里工作，解放初没有退休工人。潘汉年指出：首先要依靠在里弄里的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家属。其次是党员家属和过去同我们一起参加过革命和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他曾对我说：“抗日战争时期，你不是在上海工作吗？那时候，不是有很多人同我们一起搞抗日活动吗？有些人因为环境关系，没有跟我们一起到根据地，或者没有参加党，有的人可能做了太太，到里弄里去了。我所知道的就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受过革命的教育，不少人为我们出过力，今天是拥护我们，也愿意做点工作的。你们可以找找妇联，介绍一些老积极分子。”这样，打开了我们的思路。我们同妇联联系后，找到了不少老积极分子，当时不过三、四十岁，一般都有文化，熟悉里弄情况，那时，什么报酬也没有，为里弄做了许多工作，成为基层工作中一批骨干。居民委员会和在区以下建立街道办事处，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是根据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的实际情况摸索着建立起来的，奠定了今天城市管理的基础。
解放初期，市、区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通过有关人民团体和代表性人士协商产生。潘汉年指示我们：“过去国民党时期是有钱人当代表，我们特别要注意，让各方面的人士当代表，听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1950年12月27日，提篮桥区第一个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潘汉年代表市人民政府前去参加。各界人民，特别是里弄居民、人民警察、烈军属、少数民族以及工商业者、中小学教员等各界热烈欢迎潘副市长的到来。潘汉年在会议上讲了话。从此，各区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在全市普遍召开，揭开了上海人民民主政治新的一页。
二
解放前的上海，在很大程度上由流氓集团控制，上海人民深受敲诈、盘剥和欺凌。解放初期，老百姓盼望着共产党消灭流氓，做到真正翻身解放。
潘汉年长期在上海工作，做过党的传科工作、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对于上海的流氓集团有深刻的了解。上海解放以后，党为了恢复生产，同投机倒把活动作了坚决的斗争，在他的参加领导下，取缔了证券交易所和银元贩子，其中不少人是流氓集团分子；在维护社会治安、打击盗匪活动及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中，镇压了一批流氓集团的骨干分子；在禁毒，取缔赌场，以及工厂肃清工特，整顿市政基层组织中，挖出了一批流氓霸头。解放前夕，青帮头子杜月笙及其手下避往香港。据说潘汉年在港期间曾同他们有过接触，告诫他们转告在上海的徒子徒孙，要老老实实服从人民政府政策法令；劝告杜等可以回上海改恶从善，将功赎罪。
在上海没有出走的青帮头子黄金荣，成为群众议论的对象。当时党内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让这个作恶几十年的大流氓头子安安稳稳地住在上海，他的徒子徒孙们觉得有个老头子作靠山，会继续胡作非为，必须对他作出处理；另一种看法相反，认为不要动他，潘汉年就是这样主张的。他认为：黄金荣不走，说明他受到共产党的政策影响，对党至少不抱敌意。再说，蒋介石几百万军队也消灭了，难道他斗得过共产党吗？我们要掌握他的情况，并要他有所表示。后来，黄金荣在报上登了悔过书，表示自己已经年迈（时已80多岁），不问外事，所有徒子徒孙，都要安分守己，服从政府；否则，谁在社会上干了不利于国家的事，由谁自己负责。黄金荣于1953年在上海去世。
在改造旧上海的斗争中，民政局除了收容游民、惯窃，实行劳动改造外，还配合市公安局进行取缔妓院、消灭娼妓的斗争。1951年，在市公安局材料中，上海还有400多名妓院妓女。公安局采取统一行动，把“大世界”附近和福州路一带的妓院予以查封，收容工作由民政局和妇联负责。对改造妓女的方针，潘汉年作了具体指示，他认为妓院老板、老鸨是剥削者，以吸妓女的血汗为生，必须坚决关押、判刑和强制劳动改造。对于妓女，首先应当肯定她们是劳动人民，是农村和城市贫民在饥寒交迫中被骗、被抢、被贩卖来的，是旧社会的受难者。但是，她们进入旧社会的黑暗圈子之后，受到环境的影响，沾染了不少不良习气。因而既要用对劳动人民态度来对待她们，又要用劳动来改造她们。
民政局专门成立了一个妇女教养所，在封闭妓院那晚把她们接来。不出潘汉年所料，有些人感到是党和政府的关怀，把她们救出了火坑。但也有不少人进来后大哭大闹，有的还设法逃跑。她们要抽烟，要喝酒，有的还有毒瘾；她们把晚上当白天，把白天当晚上，互相吵架厮打，甚至我们女干部在劝架中也被她们打伤。我们用潘汉年的指示教育干部，做耐心的工作。给这些妇女讲党的政策，讲革命故事，安定她们的情绪，帮助她们改变生活习惯，医治性病，并组织她们学文化和参加生产劳动。
潘汉年很关心这项收容工作。几天后，我们去市政府向他汇报，他说：“你们一定要耐心地做教育工作，工作人员要取得她们的信赖。我们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做过舞女的教育工作，从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吗？她们是被侮辱、被迫害的，一旦觉悟，就会懂得人民政府为了挽救她们的好意。”又鼓励我们说：“你们做了这样艰苦的工作，社会会感谢你们，历史会感谢你们。我相信你们会取得成功。”
事实正是这样。她们学文化、学生产技术，两年后，走上了工作岗位，不少人建立了家庭。当时，娼妓在上海不复存在了。通过多方面的改造，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在人民群众中大大提高。潘汉年在这方面花了不少心血。
三
1955年初，有一次在延安西路33号市委礼堂开会，宋日昌副市长告诉我：潘汉年向市委推荐，调我去市政协当副秘书长。当时，党中央决定将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刘晓调任我国驻苏联大使，原市协商委员会副秘书长梅达君到大使馆做参赞。协商委员会机关没有党员负责人，潘汉年那时是市委第三书记，主管政协工作。1954年，党中央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发交各省、市讨论，上海组织几千人讨论，提修改意见，主要由协商委员会负责。我曾参加了组织工作，对协商委员会和各方面人士比较熟悉。”我想调我去，可能与这方面有关。
1955年3月下旬，市委召开常委会讨论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上海市委员会的委员、常委的名单，通知我去参加会议。想不到这次会议竟是我和汉年同志最后一次见面。约十多天后，潘汉年在北京被逮捕。市委在4月召开的局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他为“反革命分子”。
这个大冤案，不仅迫害了潘汉年和董慧，还牵连了许多同潘有工作关系的同志，他们都遭逮捕，有的坐了20多年的牢，有的受到长期审查。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党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了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优秀的党的领导干部形象。党不仅为潘汉年伸张了正义，也为许多无辜受牵连的同志恢复了名誉，使许多干部感到党的伟大和温暖。
潘汉年具有高度的马列主义水平，能够正确掌握党的政策，对人民群众具有深厚感情，全心全意为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辛劳地工作，人民永远怀念他、崇敬他，他的光辉形象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之中。
6。2 潘汉年是上海工人的贴心人
陆象贤
“二六”轰炸前后
上海解放初期，由于美蒋封锁，面临着严重的形势。1949年9月7日，刘晓在华东青年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华东的斗争是尖锐、紧张、曲折、复杂的，华东的斗争位于全国反帝斗争的最前线，上海的斗争最尖锐。同一天，潘汉年在上海教育界反对敌人经济封锁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对于上海遭受经济困难的原因作了具体分析：一。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封锁海口，使过去畸形发展的上海经济与依赖于帝国主义原料的若干生产事业发生困难；二、目前我们尚处于军事状态，我军在华中、西北、华南正全面开展攻势，因此，使全国商品运输受到阻滞，物资不能顺利交流；三、8年抗战、3年解放战争主要依靠广大解放区农村的支援。农民负担很重，购买力相当萎缩。基于这三个原因，尤其是第一个原因，使目前上海经济情况受到很大影响。潘汉年告诉大家：这是解放后暂时的困难，前进中的困难，不但可以克服，而且激励了我们必须自力更生，打下今后改造上海、发展经济的基础。
正当上海广大职工和工商界人士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努力，积极沟通与各新解放区的关系，节约器材，节衣缩食，度过最困难阶段的时候，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的美制飞机17架（其中B24型12架，P51型和P28型5架）分4批在午间12时25分至13时53分轮番轰炸上海电力公司、法电、沪南及闸北水电公司等处，造成人员、财产、设备的巨大损失。当时，陈毅、刘晓、刘长胜等人和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正在参加上海工人首届代表大会，刘长胜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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