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第2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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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谓导师，不是说天天把书讲给我听，把道德……等指示我的，乃是正在找一个能给我一些真实的人生观的师傅！
大约一月前，我把嚣俄的《哀史》〔３〕念完了。当夜把它的大意仔细温习一遍，觉得嚣俄之所以写了这么长的一部伟著，其用意也不过是指示某一种人的人生观。他写《哀史》是在流放于ＣｈａｎｎｅｌＩｓｌａｎｄ〔４〕时，所以他所指示的人是一种被世界，人类，社会，小人……甚至一个侦探所舍弃的人，但同时也是被他们监视的人。一个无辜的农夫，偷了一点东西来养母亲，卒至终生做了罪犯；逃了一次监，罪也加重一层。后来，竟能化名办实业，做县知事，乐善好施，救出了无数落难的人。而他自己则布衣素食，保持着一副沉毅的态度，还在夜间明灯攻读，以补少年失学之缺憾（这种处所，正是浪漫作家最得意之笔墨）。可是他终被一个侦探（社会上实有这种人的！）怀疑到一个与他同貌的农夫，及至最后审判的一天，他良心忍不住了，投案自首，说他才是个逃犯。至此，他自己知道社会上决不能再容他存在了。于是他一片赤诚救世之心，却无人来接受！这是何等的社会！
可是他的身体可以受种种的束缚，他的心却是活的！所以他想出了以一个私生女儿为终生的安慰！他可为她死！他的生也是为了她。试看Ｃｏｓｅｔｔ〔５〕与人家发生了爱，他老人家终夜不能入睡，是多么的烦闷呵！最后，她嫁了人，他老人家觉得责任已尽，人生也可告终了。于是也失踪了。
我以为嚣俄是指导被社会压迫与弃置的人，尽可做一些实在的事；其中未始没有乐趣。正如先生所谓“遇见深林……”，虽则在动机上彼此或有些不同。差不多有一年之久，我终日想自己去做一些工作，不倚靠别人，总括一句，就是不要做智识阶级的人了，自己努力去另辟一新园地。后来又读托尔斯泰小说ＡｎｎａＫａｒｅｎｉｎａ〔６〕，看到主人Ｖｒｏｎｓｋｙ〔７〕的田园生活，更证明我前念之不错。及至后来读了Ｈａｒｄｙ的悲观色彩十分浓厚的Ｔｅｓｓ〔８〕，对于乡村实在有些入魔了！不过以Ｈａｙｄｙ的生活看来，勤勤恳恳的把Ｗｅｓｓｅｘ写给了世人，自己孜孜于文学生涯，觉得他的生活，与嚣俄或托尔斯泰所写的有些两样，一是为了他事失败而才从事的，而哈代则生来愿意如此（虽然也许是我妄说，但不必定是哈代，别的人一定很多）。虽然结果一样，其“因”却大相径庭。一是进化的，前者却是退化了。
因为前天在某文上见引用一句歌德的话：“做是容易的，想却难了！”于是从前种种妄想，顿时消灭的片屑不存。因为照前者的入田园，只能算一种“做”，而“想”
却绝对谭不到，平心而论，一个研究学问或作其他事业的人一旦遭了挫折，便去归返自然，只能算“做”一些简易的工作，和我国先前的隐居差不多，无形中已陷于极端的消极了！一个愚者而妄想“想”，自然痴的可怜，但一遇挫折己便反却，却是退化了。
先生的意思或许不是这些，但现今田园思想充斥了全国青年的头脑中，所以顺便写了一大堆无用的话。但不知先生肯否给我以稍为明了一些的解释呢？
先生虽然万分的憎恶所谓“导师”，我却从心坎里希望你做一些和厨川白村相像的短文（这相像是我虚拟的），给麻木的中国人一些反省。
白波，上海同文书院。六月。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莽原》周刊第八期。
〔２〕参看《华盖集。导师》。
〔３〕嚣俄通译雨果（１８０２—１８８５），法国作家。《哀史》，即《悲惨世界》。
〔４〕ＣｈａｎｎｅｌＩｓｌａｎｄ海峡群岛，在英吉利海峡。〔５〕Ｃｏｓｅｔｔ柯赛特，《悲惨世界》中的人物。〔６〕ＡｎｎａＫａｒｅｎｉｎａ《安娜。卡列尼娜》。〔７〕Ｖｒｏｎｓｋｙ渥伦斯基，《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人物。
〔８〕Ｈａｒｄｙ哈代（１８４０—１９２８），英国作家。Ｔｅｓｓ，《苔丝》。
下文的Ｗｅｓｓｅｘ，《威塞克思》。
备考：来信（霉江）
鲁迅先生：
从近来《现代评论》之主张单独对英以媚亲日派的政府，侮辱学界之驱章为“打学潮糊涂账”以媚教育当局，骂“副刊至少有产生出来以备淘汰的价值”以侮辱“青年叛徒”及其领导者，藉达其下流的政客式的学者的拍卖人格的阴谋等等方面看来，我们深觉得其他有良心的学者和有人格的青年太少，太没有责任心，太怯懦了！
从牠的消售数目在各种周刊之上看（虽然有许多是送看的），从牠的页数增加上看，我们可以知道卑污恶浊的社会里的读者最欢迎这类学术界中的《红》，《半月》或《礼拜六》。
自从《新青年》停刊以后，思想界中再没有得力的〃缰南拭鞯某宸娑恿恕Ｈ缃瘛*新青年的老同志有的投降了，有的退伍了，而新的还没练好“，而且”势力太散漫了。“我今天上午着手草《联合战线》一文，致猛进社，语丝社，莽原社同人及全国的叛徒们的，目的是将三社同人及其他同志联合起来，印行一种刊物，注全力进攻我们本阶级的恶势力的代表：一系反动派的章士钊的《甲寅》，一系与反动派朋比为好的《现代评论》。
我正在写那篇文章的时候，Ｎ君拿着一份新出来的《语丝》，指给我看这位充满“阿Ｑ精神”兼“推敲大教育家”江绍原的“小杂种”，里面说道，“至于民报副刊，有人说是共产党办的。”江君翻打自己的嘴巴，乱生“小杂种”，一被谑于米先生（见京报副刊），再见斥于作《阿Ｑ的一点精神》（见民报副刊）的辛人，老羞成怒，竟迁怒到民副记者的身上去了。
最巧妙的是江君偏在不入大人老爷之×（原刊不清）的语丝上诡谲地加上“有人说”
三个字。
Ｎ君××（原刊不清）“大约这位推敲大家在共出十五期的民副上，曾推出一句共产的宣来同而睡，（原刊如此）时对于这位归国几满三年，从未作过一句宣传的文章，从未加入任何政党，从未卷入任何风潮，从未作任何活动的民副记者——一个颓废派诗人梭罗古勃的爱慕者，也终不能查出共产党的证据，所以只能加上‘有人说’三字，一方面可以摆脱责任，一方面又可造谣。
而拈阄还凑巧正拈到投在语丝上……“我于是立刻将我的《联合战线》一文撕得粉碎；我万没想到这《现代评论》上的好文章，竟会在《语丝》上刊出来。
实在，在这个世界上谁是谁的伙伴或仇敌呢？我们永远感受着胡乱握手与胡乱刺杀的悲哀。
我看你们时登民副记者的文章，那末，你不是窝藏共产党的（即使你不是共产党）么？至少“有人说”你是的。
章士钊褫你的职还不足以泄其愤吧，谨防着他或者又会“私禀执政”把你当乱党办的。
一笑。
下一段是Ｎ君仿江绍原的“小杂种”体编的，我写的——
“……胡适之怎样？……想起来了，那位博士近来盛传被‘皇上’‘德化’了，招牌怕不香吧。
“陈西滢怎样？……听说近来被人指为‘英日帝国主义者和某军阀的走狗章士钊’的‘党徒’……”至于江绍原，有人说他是一般人所指为学者人格拍卖公司现代评论社的第O支部总经理。
……“”竞瓤筛г拱祝衅斫陶呛伞*
霉江谨上。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周刊第二十期。
〔２〕江先生即江绍原，安徽旌德人，当时北京大学讲师。
他在《语丝》周刊第四十二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发表《仿近人体骂章川岛》一文，其中多用反话，如说“至于《民报》副刊，有人说是共产党办的”等，霉江误以为是正面的诬蔑，表示愤慨。
〔３〕章士钊（１８８１—１９７３）字行严，湖南长沙人，当时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
他在所办的《甲寅》周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常有“密呈执政”和“密言于执政”一类话。
备考：来信（未名）
我们学校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虽说不到国内的报章刊物杂志一切尽有，大概也有一二种；而办学者虽说不到以全副力量在这里办学，总算得是出了一点狗力在这里厮闹。
有一天，一位同学要求图书馆主任订购《莽原》，主任把这件事提交教授会议——或者是评议会，经神圣的教授会审查，说《莽原》是谈社会主义的，不能订。
然而主任敌不过那同学的要求，终究订了。
我自从听到《莽原》是谈社会主义的以后，便细心的从第一期起，重行翻阅一回，始终一点儿证据也找不着。
不知他们所说的根据在何处？——恐怕他们的见解独到罢。
这是要问你的一点。
因为我喜欢看《莽原》，忽然听到教授老爷们说它谈社会主义，像我这样的学生小子，自然是要起恐慌的。
因为社会主义这四字是不好的名词，像洪水猛兽的一般，——在他们看起来。
因为现在谈社会主义的书，就像从前“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一样。
因为恐怕他们禁止我读我爱读的《莽原》，而要我去读“人之初性本善”，至于呵斥，打手心，所以害怕得要死。
这也是要问你的一点，要问你一个明白的一点。
有此两点，所以要问你，因为大学教授说的话，比较的真确——不是放屁，所以要问你，要问你《莽原》到底是不是谈社会主义。
六，一，未名于武昌。
我并不是姓未名名，也不是名未名，未名也不是我的别号，也不是像你们未名社没有取名字的意义。
我的名二十一年前已经取好了，只是怕你把它宣布出来，那末他们教授老爷就要加害于我，所以不写出来。
因为没有写出自己的真名字，就名之曰未名。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二期。
〔２〕关于学生因为投稿被教授谋害的事，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董秋芳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京报副刊》发表《可怕与可杀》一文，指斥陈西滢等把三一八惨案的责任“放在群众领袖的身上”。
陈便利用北大英语系主任的职权，拒发英语翻译本给董，使他得不到该课成绩而影响毕业。
董曾将此事经过告诉鲁迅。
〔３〕指牛荣声的《开倒车》一文，见《现代评论》第七十八期（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其中说：“即如现在急进派骂稳健派为‘开倒车’，照他们的主张，必须把知识阶级打倒，把一切社会制度根本推翻，方不是‘开倒车’。
不过大家要细想：假设我们把知识阶级完全打倒后一百年，世界成个什么世界呢。“
〔４〕“心上有杞天之虑”这是杨荫榆掉弄成语“杞人忧天”而成的不通的文句。
见她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日《晨报》的《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
备考：咬嚼之乏味（潜源）
当我看《咬文嚼字》那篇短文时，我只觉得这篇短文无意义，其时并不想说什么。
后来伏园先生在仲潜先生信后的附注中，把这篇文字大为声张，说鲁迅先生所举的两点是翻译界堕落的现象，所以用二号字标题，四号字标名；并反对在我以为“极为得体”的仲潜先生的“最无聊”三字的短评。
因此，我才写信给伏园先生。
在给伏园先生的信中，我说过：“气力要卖到大地方去，却不可从事吹敲，”
“记者先生用二号字标题，四号字标名，也是多事，”几句话。
我的意思是：鲁迅先生所举的两点是翻译界极小极小的事，用不着去声张做势；翻译界可论的大事正多着呢，何不到那去卖气力？（鲁迅先生或者不承认自己声张，然伏园先生却为之声张了。）就是这两点极小极小的事，我也不能迷信“名人说话不会错的”而表示赞同，所以后面对于这两点加以些微非议。
在未入正文之先，我要说几句关于“滥调”的话。
实在，我的“滥调”的解释与普通一般的解释有点不同。
在“滥调”二字旁，我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