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文选-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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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任务，必须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所规定的政策和税种、税则、税率努力征收；超过部分，公粮按八成留归地方，二成上解中央；税收按七成留归地方，三成上解中央。——第49、58、65、71、158页。」），仍归地方支配；依据税则、税目、税率，国家规定了征收公粮、税收数字后，地方政府在严遵法令之下努力工作，严查漏税得来的款项，则以分成办法，大部归地方。同时，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绝不是说，公粮、税收归了国库之后，征收、保管、运输工作，以及在各地的中央人民政府各部所属的企业，地方政府不必或不应过问。相反地，地方政府对粮、税的征收、保管、运输，负有全部责任。地方政府对当地的中央所属企业完成主管各部所给的计划任务，负有指导、协助、监督的责任。没有地方政府这方面的工作，这些企业完成计划任务将是不可能的。此外，为使东北行政区能更好地在财政经济上支援全国起见，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东北的货币（注「指一九四六年三月起东北解放区东北银行发行的地方流通券，简称东北币。东北解放战争结束以后，为使东北及早恢复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减少全国战时财政对东北的影响，中央决定，东北市制暂不与全国统一。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收回东北银行的地方流通券，井责成中国人民银行自四月一日起，按东北币九元五角折合人民币一元的比价收兑。东北银行同时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下级机构，——第8、46、72页。」）暂时维持现状，在财政上对东北也暂时只采取抽调物资的办法。

　　像我们这样地区广大、许多地方又解放不久的国家，实行统一管理，是否太早，是否困难？比之过去解放区被分割时期，一个解放区内部财经工作由分散进到统一的那种进度来看，在目前实行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确是提早了。但是由此而来的困难并不算大。因为除边疆交通十分不便的省份，如新疆和西藏，仍应另作处理外，全国各地的电报电话已经畅通，几小时内可以电报往复，几分钟内可以电话问答；铁路已经全部恢复，航空运输也将开始。现在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已经可能做到逐日收到各地业务情况和收支数字的报告。这就是说，现在不是被分割的农村解放区，全国已经统一了，一切进步的交通、通讯工具已由人民掌握，过去那样的困难，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提早统一，已有可能。我们不应偏顾统一管理工作方面的小困难，而造成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大困难。应该克服小困难，以避免大困难。

　　这样程度的统一，地方机动性是否太少？是的，地方机动性比以前大大减少了。但是我们知道，目前国家的财政收支不但不富裕，而且有赤字，可以机动使用的现金和物资本来很少。这微小的机动力量，如果不放在中央人民政府手里，而分散给全国各级地方政府，其后果必然是把这微小的机动力量丧失无余，必然是全局不机动，大家不机动。这正像作战一样，把机动兵力分散了，不是大吃败仗，就是难获全胜。

　　统一管理是否会降低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可能的，但是应该避免。财经工作统一管理之后，下级工作人员降低积极性的原因，大体是出于误解，即以为上面统一管理了，下级可以不必负责。因此，领导机关要告诉这些同志，统一管理后中下级机关仍负有极大的责任，国家任何事情，办得好、办得坏，都与自己有密切关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完全错误的。

　　把公粮提走，每个月发的经费是人民币，如果货贬了值，下级经费怎样维持？不必担心。第一，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直接效果之一，就在制止通货膨胀。第二，对于若干地方，今天仍发一部分公粮作为经费。第三，即令货币贬了值，政务院决定中也规定了，国家银行对一切军政部门及公营企业举办折实（注「折实计算——即以一定种类和数量的实物为单位，按其价格折算为货币支付的方法，折实单位的价格，由各地人民银行按日或按旬用当地市场平均批发价格计算，并挂牌公布，称为折实牌价。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减轻通货膨胀对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影响，采取的一项临时性措施。——第7、36、39、68、73页。」）存款。这样，就基本上保证了各种经费款项的币值。

　　下级的经费总是要发的，何必将税收先归国库再发经费？如果先让下面在税款中把经费支用了，多余的上缴不一样吗？经验回答我们，这两种办法，结果是不一样的。在实行“多余上缴”的办法时，地方财政机关常常要首先照顾“当地需要”，近水楼台，便于挪用，结果是上缴无几，甚至不缴。“当地需要”的许多项目，在当地看来是首要的，但从全局看来，常是次要的，可以缓办的。全国如果都按各个局部需要来开支经费，那末，哪有钱来办全国性的大事？一个家庭收入的支配，还要分轻重缓急，何况国家？在人民政府中，公务人员在处理财经问题上合格与否的标准，不单是贪污或廉洁。贪污是犯罪，廉洁是必须的。主要的标准，还在于是否浪费。浪费也不单指铺张滥用的那种浪费，而特别是指办事用钱不分轻重缓急，不分全体、局部的那种浪费。即是说，不是把经费最适当地使用在一些最重要的事情上，而是不适当地使用在一些不重要的事情上。地方把粮、税收交出之后，中央对地方经费是必须保证的。但应该说，偶然迟发十天半月的情况，难于完全避免。目前仍在战时，先前方、后后方，先军队、后地方，仍旧是我们财政支付的基本原则。即使经费迟发了十天半月，下级政府的人员也不会挨饿。日夜作战的游击战争时期熬过去了，敌人统治下衣食无着的秘密工作时期熬过了，现在全国解放，保证了吃粮，偶然迟发十天半月的经费，并不是什么大的困难。

　　统一管理的初期，下级是有困难的。但是，这种困难，比之因全国财经管理继续不统一而致金融物价大乱所产生的困难，其程度要小得多，其后果要轻得多。我们必须忍受小困难，避免大困难。我们必须遵守这样的原则：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

　　只要严格实行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熬过几个月的困难，我们很有理由希望财政情况逐渐好转。财政情况的好坏，直接关联到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统一国家财经工作，将不仅有利于克服今天的财政困难，也将为今后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建设创造必要的前提。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

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一九五○年四月十三日）
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
（一九五○年四月十三日）

　　我要向此次政府委员会报告的第一个问题，是目前财政状况和改进财经工作的意见。

　　去年十二月二日第四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通过一九五○年国家财政概算之后，四个月来，国家的财政情况已有好转。秋征公粮（注「公粮——即农业税。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一些地方谈到财政收入时，往往把公粮、税收并列提出。这时所说的税收，指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不包括农业税。——第7、18、30、40、48、53、63、70、76、85、90、96、99、113、127、144、179、205页。」）百分之七十多已经入库。除西南地区因解放较迟（注「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同贺龙、李井泉等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和第一野战军一部，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开始向西南进军。十一月十五日解放贵阳，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庆。十二月九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宣布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十二月下旬，进行了成都战役，全部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二十七日解放成都。至此，西南全部解放。——第51、76页。」）正在征收外，其余各地绝大部分已经征起。去年解放较早的地区，税收亦在逐步增加。今年第一期公债（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这次公债发行总额原定二万万分，年息五厘，分五年还清。第一期公债在一九五○年一月至三月间发行了一万万分。第二期公债因国家财经状况已基本好转，没有发行。这里所说的分，是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单位。每分值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的大米（天津为小米）六市斤、面粉一市斤半、白细布四市尺、煤炭十六市斤的平均批发价格的总和计算。一一第36、38、55、76、97页。」）款，已实收百分之七十二。公教人员的编制正在制定，全国军政公教人员的总数，尚未超过概算所列的数字，并且还可能酌量减少。在此期间，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各部门开过许多专业会议，进一步规定了今年度的业务和财务计划。国家的财政收入一部分已经确实收到，而且因为西南已经解放，比去年十二月财政概算岁入所列有了增加；支出方面，经过核算，已经比通过概算时更加确实。收支相较，虽然仍有赤字，但比一九五○年概算所列已经缩小五分之二。今年一、二两月，是统一财经管理的准备时期，国家财政赤字仍然不小。但如从今年三月份起计算，此后十个月的财政赤字将大为缩小。平均算来，收支可以接近平衡。如果今后税收及公债能按照原定计划完成，公粮的出售部分和国营企业产品能按期脱售，从而使货币回笼；如果收支方面没有重大的改变，财政支出所需的增发钞票可以减到极小限度，那末，全国金融物价状况就可以开始好转。我国人民已经饱受通货膨胀之苦，如果能停止通货膨胀，使金融物价稳定下来，这是符合于人民的希望和国家恢复经济的需要的。努力实现这一点，是人民政府的责任。

　　在战争还未完全结束的时候，国家财政收支已接近平衡，这应该感谢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迅速解放了中国大陆；感谢全国军政公教职工努力工作，而过着艰苦的生活；还要感谢全国人民踊跃缴纳公粮、税收和购买公债。没有这种共同努力，要达到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比较稳定，是不可能的。我们希望全国人民和全体军政公教职工，继续奋斗，克服困难，实现大家所希望的财政经济、金融物价状况的进一步好转。

　　应该说，这种希望并不是空想，只要全国人民与政府共同努力，是完全可能实现的。最主要的根据是，照现行计划，财政收支已经接近平衡，这是与去年根本不同之点。去年金融物价经过三次大波动，今年一二月也有相当的波动（注「从一九四九年四月到一九五○年二月，全国物价先后发生过四次大的波动。第一次，发生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间，以同年三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物价上涨一点八倍。第二次，发生在七八月间，以同年六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七月份物价上涨一点八倍。十月十五日到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全国物价大波动，是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以同年九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十一月份物价上涨三点五倍。第四次，发生在一九五○年一二月间，以同年一月上旬平均物价为基期，二月份物价上涨零点九倍。每次物价上涨风，都是从大城市开始，然后波及各地。带头波动的是粮食和纱布。中央财经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使物价在一定幅度内波动，避免发生恶性的通货膨胀。一九五○年三月以后，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市场物价趋于稳定。参见本书《制止物价猛涨》（第29—31页）和《控制市场物价的几点意见》（第32一33页）两文。——第51、55、77、113页。」），这是因为去年国家财政赤字占全部支出的三分之二。去年每次物价大波动之后，短时期中虽也有过金融物价比较稳定的状态，但那种稳定是暂时的，并不是因为财政赤字缩小了。相反地，由于军政费用逐月增加，使得财政赤字逐月增大，造成了金融物价的不稳定状态。去年的某些暂时性的稳定，或者由于解放地区的扩大使人民币流通地区随之扩大，或者由于若干种商品适逢上市季节而价格未升。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