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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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仁在内心深处甚至有“十年当做二十年来干”的劲头。

摆在荣毅仁面前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做官，一条是办企业。国务院准备设立一个部委让他主持，但是，对于荣毅仁来说，当部长已不再新鲜。况且，几年的部长工作经历常常让他感到无法施展所有才干。考虑再三之后，荣毅仁还是决定回归自己的“老本行”，创办一家“公司”。

当时的中国，工厂遍地，“公司”却还是一个稀有词汇。现代意义上的商业组织形态在计划经济体制中难以生存，而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为公司的成立扫清制度障碍。荣毅仁是做实业出身，但他并不准备成立一家实业公司。多年经商生涯让他意识到，与其像以前那样组建一家单打独斗的公司，不如创办一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帮助更多的企业。

信托投资公司在融资方面有天然的优势，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和“融合剂”，在西方国家广为盛行，在中国却十分陌生。1913年，中国第一家信托机构在大连成立，即日资大连取引所信托株式会社，在民间资本匮乏的时代，其很快展现出不可阻挡的魅力。此后30多年的时间，信托公司、信托局、信托社等同类机构在上海滩遍地开花，鼎盛时达上百家之多。

新中国成立前上海规模最大的信托机构名为“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拥有外资背景，主要业务是发行公司债券以吸收游资，然后投资证券或地产。该公司最大手笔是1930年、1933年共发行300万元公司券，将所融资金用于股票交易。荣氏对信托并不陌生，荣宗敬便是资本运作方面的老手，尽管他的每次投机往往将危机转嫁于荣氏企业，却在后人心中留下了资本运作的种子。

环境感染和家族熏陶，让荣毅仁可以正视信托业，并掌握其组织架构、运作方式和运行规则。在当时国内亟需建设资金的情况下，荣毅仁不禁设想，如果组建一家信托公司作为融资平台，无疑于雪中送炭。况且，海外有大量华人对投资祖国报有热情，正需引导。仅荣氏一族便有400多名亲友在海外打拼，不少人是工商界和科技界成名者，借助国家和家族号召力，通过他们引进外资、技术和设备，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定能起到非同寻常的效果。

几经斟酌，1972年2月，荣毅仁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正式提出建立“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构想。

还有什么好怕的？

由于没有配备秘书，夫人杨鉴清充当助手，将荣毅仁的构想用工整隽秀的笔体誊写在信纸上。正值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申请合资经营引发讨论之际，这封手抄信的适时出现不禁令人眼前一亮。

1978年年底，第二汽车制造厂正式与通用汽车公司进行重型汽车技术引进的谈判。时任通用汽车董事长的托姆斯？墨菲建议说：“你们为什么只谈技术引进，为什么不能谈合资？”代表中方谈判的是后任政治局常委的李岚清，他对墨菲说：“你是资本家，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怎么能够搞合资啊？”

美国人仍不肯放弃，墨菲以商人特有的精明口气说道：“大家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对中国来讲比较有利。”这句话显然引起了中方代表团的兴趣。李岚清遂向谷牧副总理打报告，谷牧批示“拟同意”。随后，一份《关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访华代表团愿意同我国合资经营办汽车厂的报告》摆到邓小平案头，刚从美、日访问归来的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合资经营企业可以办。”

邓小平一锤定音，以文字形式结束了对合资经营的犹豫态度，就在此时，他看到了荣毅仁的来信。

荣毅仁在信中详细阐释了公司名称、宗旨、任务、组织架构、人事安排、财务运行、经营方式和利润分配方式等内容，并特别提及“采用资本主义方式中的能为社会主义建设运用的部分”，“经济核算、自负盈亏”，“设立董事会”，“对人员量才录用、越级提升或降级任用”等建议，可谓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几乎可以称得上一份完整的项目策划书。

两天后，邓小平进行批复，华国锋、李先念、陈云等人先后传阅。陈云批示“把中信公司办成国务院直属的国营企业为好”，他担心“一家纯民间的公司恐怕实力不够，不容易在国内外开展工作”。引自王伟群著：《艰难的辉煌——中信30年之路》，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中信元年”一节。

尽管如此，信托公司毕竟属于资本主义产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运行，怎样避免触碰政策“红线”，均是对智慧、能力和平衡的极大考验。对此，坊间的质疑一直未曾停息。

许多人不能理解荣毅仁的举动，认为他放着好好的部长不当，去做什么信托公司，搞这种资本主义色彩的东西，风险大得很，难道苦头还没吃够吗？实际上，抱有这种观点的人大多曾受批斗并且尚未平反，在心理上异常保守。荣毅仁不但不生气，反而开导他们说：“冤假错案也不只是我们这些人，不都在平反吗？现在，我们是为对外开放出力，有中央支持，还有什么好怕的？”

话虽如此，“栽过跟头”的工商界人士毕竟遭受过不小打击，难免犹疑观望，畏葸不前。一时之间，荣毅仁竟然找不到得力人手。

关键时刻，来自高层的支持再次坚定了前行信念。1979年“两会”期间，邓小平见到荣毅仁，问起中信公司的筹备情况，明确表示：“你来带头办实体，搞成对外开放的窗口。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要排除干扰，不用担心其他部门来管制，你们自己也不要搞官僚主义。”引自《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荣老板的召集令

4月的北京已是春意盎然，长安街上车水马龙，白玉兰迎风怒放，愈发衬托出都城的庄严、肃穆。

这天，位于王府井的北京饭店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银行家资耀华、徐国懋和实业家王兼士、吴志超从上海赶来，工商联秘书长经叔平以及庄寿仓、王军、叶选基等人在北京虚位以待，他们都是应荣毅仁之邀而来，探讨组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众人中，王军、叶选基是“小字辈”，才三十出头，正是头角峥嵘的岁月。荣毅仁和经叔平、吴志超年龄相仿，吴志超是著名实业家吴蕴初的长子，时任民建中央副主席，而经叔平与荣毅仁是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属于老交情。资耀华、徐国懋和王兼士三人资格最老，年过七旬，商界前辈，说话分量很重，但他们早已到了不问世事的年纪，被荣毅仁三顾茅庐特邀而来。

会谈安排在北京饭店一间宽敞的会议室，秘书出身的庄寿仓担任记录工作，其余人等各抒己见，气氛友好而热烈。

见到荣毅仁，75岁的王兼士开门见山地问道：“办公司你有实权吗？说话算数吗？”一连抛出两个问题，不等荣毅仁回答，王兼士接着又说：　“要是不算，只是挂名，那就没什么意思了，我们干脆在上海养老好了。”荣毅仁连忙郑重其事地回答：“算，算，这次真的算数。”

王兼士经商一生，沉浮荣辱，太了解世事的叵测，创办企业，如果没有实权，无异于竹篮打水。这个问题，其他人同样关心，荣毅仁自然也明白其中分量。这些人大多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批斗，犹有阴影，如今既然王兼士提及，荣毅仁便把邓小平的指示简略介绍了下，众人听了，大受鼓舞。

还有人怀有疑问，问荣毅仁：“方针定下了，那人呢？”显然是追问具体的人事安排。

荣毅仁也不隐瞒，爽朗笑道：“就是找你们呀，还要请你们物色人才哩。”闻听此言，有人当即表态：“荣老板，既然你领头，我们就到北京帮你一段吧。”有人调侃：“没关系，大不了再挨斗呗。”

荣毅仁虽然不是年纪最长、资格最老者，资历、经验、名望却堪称首屈一指，能把老、中、青三代人请来共处一室，可见其号召力。而众人对他亦敬重有加，称之为“荣老板”“荣老板”之称最早来自荣毅仁的同辈企业家，多是上海旧相识，彼此不拘礼节，后来这个叫法渐渐传开，中信员工也耳熟能详，在背后称之“荣老板”。一次员工大会，荣毅仁说：“与其背后称，干脆当面叫吧。”从此“荣老板”一称呼公开叫开来。，言谈中既有拳拳诚意又不乏诙谐幽默，显然是对其能力信任有加。成大事之“天时、地利、人和”已具两项。

多年之后，回忆起这段往事，从中信董事位上卸任的王兼士不无感慨地说：“我觉得很幸运，到了垂暮之年，还应荣老板之邀，为中信创业做了一些事，遇到了国家开放改革的好时机。新中国成立前，我也自己办厂，但惨淡经营，没有闹出什么名堂，可是，我到中信这8年，却做了许多过去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这8年是我一生做成事业最多的8年，也是我以前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总之，在1979年春，人事便这样定了下来。接下来，这场筹备已久的大戏终于要开场了。

欧洲之行

出乎很多人意料，座谈会结束之后，荣毅仁并未马上投身筹建工作，而是率领代表团出访欧洲。

在一个半月的时间中，荣毅仁一行走马观花地访问波恩、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苏黎世、日内瓦、巴黎等20多个城市，先后探访50余家工厂、银行和企业，并参加了在德国汉堡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始于1947年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是世界顶级专业性贸易展览会，每年都会有来自全球各地的企业、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参加，促成数以亿计的产品、技术交易。然而，在过去32年的时间中，中国人一直是这项盛会的缺席者。直到1979年这个不同寻常的春天，荣毅仁带领的中国代表团出现在汉堡的土地上，这些国内工商界的翘楚才第一次真正见识到所谓的世界级水准。

曾几何时，他们还是世界工业前沿的弄潮儿。在他们设在上海郊区的工厂里，产自英国、法国、美国的纺织机、面粉机日夜轰鸣，只要需要，上海外滩的洋行可以提供任何可能的新式设备。资金不足，甚至可以申请分期付款。资本、技术推动着工业潮流滚滚向前，而他们对各种工业机械如数家珍，不以为怪，就是再新奇的发明，也不能让他们脸上出现诧异的神色。

然而，30余年后，当这些曾经的潮流先锋站到一项项工业产品面前时，他们被震惊了。没有人能说清楚，他们看到的是些什么事物。30多年前，电力机器在中国凤毛麟角，人工智能更是天方夜谭，而如今，自动化、计算机、机械臂、流水线，西方发达国家工厂中的庸常事物，却令这群来自东方的老商人震惊，那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产物，不属于他们的认知范围。

与此同时，他们清楚地知道这30多年发生了什么，明白究竟何以造成今日之局面。于是，一种酸涩的、被世界遗弃的落寞感油然而生，不仅是对过往岁月的不安，更是对家国境遇的深切同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降，技术进步、工业文明与商业发展带来社会财富爆炸式增长，欧洲大陆在废墟上重建繁荣，一扫战争阴霾。而遥远的东方，人们一度迷失于政治运动带来的狂热，诸如“大炼钢铁事件”层出不穷，喧嚣过后，中国被远远地甩在世界潮流之后，国民经济面临崩溃威胁。

对比之下，巨大的落差冲击神经，“师夷长技”的信念在那些曾经无比灵光的头脑中再次复苏。

几乎可以肯定，这些曾经在国内工商界赫赫一时的人物一定是心情复杂地看完这届汉诺威工业博览会。1979年6月，他们带着“时不我待”的急迫心情返回国内，拉开筹建中信的序幕。

夜以继日，奋不顾身

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办公场所，而筹办事宜又非常紧急，荣毅仁便将自家的四合院辟出一部分，作为中信公司的临时筹办处。一时间，人来人往，平日宁静的小院顿时热闹起来。

人手不够，荣毅仁一面申请增调人员，一面就有限的人力进行分工。念及王兼士等人年老体弱，只安排些指导性顾问工作，叶选基、庄寿仓、王军三人才是“主力军”。叶选基是叶剑英的侄子，与政府关系熟络，负责跑政策；王军是王震之子，熟悉军工系统，凡此项事务均由他处理；庄寿仓50多岁，不比二人年轻，但经验丰富，担任荣毅仁的秘书，负责文秘和对外联络。

这样分工协作倒也相安无事，期间，不断有人持介绍信前来报到，荣家的小院子渐渐显得局促起来。

人越来越多，很多人是从外地入京，人地两生，吃饭、洗澡、住宿，都是问题。看来需要申请正规的办公室，并妥善安排筹备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