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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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大清王朝俨然已经了一个大贼窝。官员们从老百姓那儿搜刮到民脂民膏以后，整个官场都在那儿分赃，分的时候还瞒着皇帝。可是皇帝也不傻，也要钻进去分。你说这个腐败还有得治吗？依靠整个官僚系统自己能够发明的那些反腐败机制，还能够治理这些腐败吗？
乾隆皇帝的逻辑误区
前面我们讲了，腐败现象不是个人道德的问题，它是官僚系统中一个集群性的病状，所以切除它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你可能会说，如果明君在位，又痛下决心，利用自己知难而上的君王权力跟整个官僚系统作战，有没有可能成功呢？
那我再给你讲两个来自清代的故事。
第一个发生在1790年，这一年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乾隆皇帝一辈子都很重视办寿，八十大寿还是整寿，就在北京城热热闹闹地办了三个月。办完之后，有一个人开始给他找不痛快，这个人是内阁学士尹壮图。尹壮图给他上了一封奏折，说议罪银导致天下骚动，贪污腐败的官员越来越多，您应该注意点儿。
乾隆皇帝说，我是个明君，要纳谏当然可以，你说贪污腐败多，那你指实一件，我去查。尹壮图说人家私相授受，都是在私下里进行的，我哪知道呢？但是我这次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老百姓蹙额长叹，大骂朝廷，而且很多地方官府亏空都很大，所以您要注意了。
这句话无疑触犯了乾隆皇帝的底线。因为皇帝不怕你指实哪个人贪污腐败，就见不得有人否定他的大局。我坐拥天下快60年了，你说我搞得民穷财尽，贪官污吏遍地，你这不是否定我的整个皇帝生涯吗？所以乾隆皇帝勃然大怒，他性格当中的戏剧化因素这个时候就迸发出来了——那好，咱俩打一个赌，你如果能查出天下府库亏空，算我这几十年皇帝白干；如果查不出来，你可是欺君罔上。
可是，乾隆皇帝怎么会跟他公平地赌呢？他接下来做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对尹壮图搞人身攻击，说他这个人封疆大吏当不上，尚书侍郎也当不上，当外放学政都不够资格，就想靠诬告别人哗众取宠。我让他下去查案子，他却收受贿赂，他就是一个坏人。
第57章 现代化的本质（5）（）
第二，尹壮图问，我能不能密查？门都没有，朝廷无此体制，要查就明查，走到哪儿都要提前500里告诉地方官。
乾隆皇帝还有第三招，派户部侍郎陪他去查。但是，户部侍郎那是出公差，所以盘缠由国家报销；尹壮图可是自愿去的，得自己出钱，其实就是羞辱他。
不管怎样，尹壮图还是上路查案去了，可是大江南北走了一圈，查到什么了吗？他怎么可能查出什么，皇上已经明明白白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坏人，就是要惹事，现在就是要树一个反面典型，地方官还能让他查出任何问题吗？
尹壮图跟着队伍出发了，别人坐着公家的马车走在前面，他自己骑着一匹骡子，叮当叮当地跟在后面。每到一处，找一个破旅馆就铺开纸写奏折，说查过了，老百姓安居乐业，没有蹙额长叹这回事，都是我在胡扯，恳请您不要让我查下去了，该怎么惩处就怎么惩处吧。
乾隆皇帝说，没事，我不会判你死罪的，好好回来当反面典型就行。
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尹壮图辞职回老家侍奉老娘去了，这一年是1790年。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发现，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面对反贪污腐败的问题都是有一个底线的，就是你可以指认具体的人，但不能否定主流是好的，大局是好的。
道光皇帝正式认输
另外一件发生在30年后，公元1821年。这一年道光皇帝刚刚上台，正值盛年，而且他很抠门儿，把一文钱看得比磨盘还大，所以他反对贪污腐败应该最有条件吧，天性如此嘛！
他上台之后，就对天下臣民下了一道谕旨，开始查清陋规，让各地官员把陋规都写出来，组织一个专家委员会进行评估，什么陋规该保存，什么该革除都写清楚，以后咱们明明白白做人，桥归桥路归路。
听着挺好，他太爷爷雍正皇帝也这么干过一回，火耗归公，然后发养廉银，现在史学界对雍正皇帝这套做法的评价还是很高的。道光的这道谕旨大概是9月发的，结果各地的封疆大吏都上奏折劝阻他。我看过这些奏折，还真不是官僚集团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才反对皇帝这个举动，还真是为皇帝着想的。
这些奏折的内容都差不多，核心意思有两条。第一条，既然是陋规，就是暗着收的，不可能摆在明面儿上让您全知道。能告诉您的只是一部分，如果能全部告诉您，就不是陋规了。
第二，如果经过评估，有些陋规可以继续收，就是“奉旨收陋规”了。可是，我们肯定的陋规，将来会得到朝廷的认可吗？一边让陋规合法化，一边创造新的陋规，最后是谁吃亏？仍然是黎民老百姓买单，老百姓遭到进一步的搜刮，所以这件事情万万不能干。
道光皇帝一看就明白了，紧接着12月又下了一份谕旨。这份谕旨虽不是罪己诏，但是口气简直就是罪己诏。大概意思是，当时大行皇帝升天，所以我的心情非常不好，干了这么一件错事。现在经过忠臣的提醒，我发现确实我年纪太轻了，不懂政事，所以我要收回成命。
这道诏旨的口气看着让人心酸，不是替道光皇帝心酸，这意味着几千年中国官场中，皇帝在和官吏就陋规、就贪污腐败问题的搏斗中，正式认输。这也确实是我在清代史料中看到的最后一次清查陋规。
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
我讲了这么多中国古代的故事，而且给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你肯定会问，罗胖你什么意思？是说贪污腐败就没法根治了吗？我还真不是这意思。
前面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针对中国古代科层制的官僚系统。要知道这个系统的本质，不仅仅是一个权力系统，同时也是一个信息系统，是二者同构的。
皇帝想要了解民情，得通过官僚系统；民情想要上达天听，也得通过官僚系统。而官僚系统内部形成了一个有规则、有价格的贪污腐败的市场网络，割断了上下政情，这个贪污腐败还怎么治理呢？
可是现代社会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有广播、电视、报纸，还有最先进的互联网，造就了更多的信息回路，让信息系统和原来的权力系统发生了剥离，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系统。所以，中国古代皇帝和臣子玩的那套心眼儿，在现代社会就玩不下去。
治理贪污腐败有很多种方法，道德治理当然不靠谱，严刑峻法也不靠谱。有人说，只有实行民主才有根治贪污腐败的可能，哪有这回事？你去看看印度，好像有民主，但是根据国际上的评估，贪污腐败也是非常厉害。
贪污腐败说到根源处就是一个生态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说到更根本的根源上，是一个信息问题。只要我们有了更开放的信息通路，只要我们能够把更多的事实放在新闻媒体面前供大家监督，只要官僚系统内部敢于做类似官员财产公示这样的事情，把内部的信息暴露在阳光之下，贪污腐败当然就可以根治。
那么多治理贪污腐败的理论，分析来分析去，看来只有一句话是靠谱的，那就是：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
03权力与生意
国企到底搞不搞得好
十几年前的一天，一个朋友突然兴冲冲地告诉我一个内幕消息，说中国移动马上要推出一项新的互联网服务，这玩意儿可厉害了，叫飞信，它不仅可以替代腾讯qq的所有功能，而且有一项好处，就是可以免费发短信。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我的几个好朋友都在腾讯上班。我就赶紧给他们打电话，说兄弟们，赶紧撤吧，腾讯快玩不下去了，中国移动杀过来了。
正好当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当时通信业几个大佬的聚会，有专家、学者、老总，我当席就把自己这个担忧说出来了。结果我话音刚落，满桌人哄堂大笑。其中一个老师指着我说：“罗胖，你怎么能那么幼稚呢？移动怎么可能竞争得过腾讯？”我说：“为什么不能啊？移动有那么明显的优势。”他说：“当然不能，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它是国企。”
说实话，这番理由当时没有说服我，但是没办法，十几年来的现实说服了我，腾讯的qq现在活得好着呢，而飞信安在哉？
这就引出了中国舆论界30多年来一直在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国企到底搞不搞得好？常识认为，国企容易滋生贪污腐败，效率很低，所以应该撤出市场经济。但是另外一派观点认为，不要轻易地否定国企，要知道中国人的经济战场不仅仅是国内市场，还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必然需要那些大规模的企业。共和国60多年来好不容易搞出这些上规模的国企，你们这帮败家子为什么一定要把它们否定掉呢？有什么问题可以改，国企是可以改革的，国资委也不是吃干饭的嘛。这样的争论我们听了很多年。
最近我看了一套书，叫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它的作者李德林先生是一个老媒体人，他花了几年时间搜集资料才写出了这本大作。看完之后，我掩卷长叹，原来关于国企改革，我们连病根都诊断错了。
国企的百年发展史
我们先看一看100多年来的国企是什么样的。1840年之后，洋务派运动兴起，建立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批国企，最著名的有两家，一家是福建的马尾船厂，另一家是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马尾船厂的主导人是左宗棠，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主导人是李鸿章，但是他们背后都是曾国藩。
曾国藩于1864年灭掉了太平天国，八年之后，也就是1872年，死掉了。也可以说，这一批国企有着八年的建设期。但是就在1872年，内阁学士宋晋给同治皇帝上了一份奏折，说马尾船厂不要搞了，左宗棠在骗您老人家。左宗棠当年说，给他300万两白银，他给朝廷造16艘战舰，对吧？可是现在五六年时间过去了，花了四五百万两白银，只造出来5艘船，而且都是破船，有那银子还不如直接找外洋人去买呢。
宋晋讲的确实是事实，这两家企业都太不争气了。江南制造总局也是一样，造出来的枪，连它的主办人李鸿章自己率领的淮军都不用，因为准头不够。更重要的是，江南制造总局造一艘船，且不说技术水准如何，它的费用居然是洋人的两倍！
为什么？因为太浪费，尤其是人员费用。比如说马尾船厂一个工头的月薪居然开到了30两银子，一个普通工人能开到12两银子。当时如果不在这种官办企业，一个工人的月薪大概也就3两银子。如果是农村的贫苦人家，1两银子足够过一个月了。当时皇后一个月的月利钱，也就是1000两银子。
他们为什么要花30两银子雇一个工人呢？很简单，有人托塞到这个企业的。这种情况，其实在几十年前中国的国企里也到处都是，现在也有不少。
到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马尾船厂的高管就已经达到了59个，每个高管都要配一堆杂役人员伺候。现在看到的记录是，有60多个杂役来伺候这些人。江南制造总局也是一样，仅高管、会办、经办人、主办人，就有80多个人。所以马尾船厂的账里，一个月有三分之一的花费是用于人员开支和伙食费，你说这个企业还怎么办下去？
问题出在哪儿呢？当然有技术水准不够的问题，有管理技术不到位的问题。当时马尾船厂的领导人沈葆桢，给朝廷上了一份奏折，说自己就是外行领导内行。“督艺员者，匠首也”，就是工匠头子，管小工的；“督匠首者，绅员也”，就是那些士大夫；“督绅员者，臣也”，就是我。但是一层比一层不懂，工人比匠首懂，匠首比士大夫懂，士大夫比我懂，你说这个企业怎么办？
但是当时的人不认为问题出在管理制度上，都认为既然是贪污腐败，人浮于事，那一定是出在吏治上，就是人的品德上。还真不能这么说。比如马尾船厂的领导人沈葆桢，他当时是福建巡抚，在近代历史上可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