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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契诃夫作品集-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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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顾忌她的丈夫在场,对她说话粗鲁无礼,她也照样回敬他。两人都感到对方束缚了自己,都觉得对方是暴君是仇敌。他们大发脾气,在气愤中全然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举动不成体统,连科罗斯捷列夫也全看明白了。饭后,里亚博夫斯基匆匆告辞,走了。

“您去哪儿?”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在前室问他,那目光是仇恨的。

他皱起眉头,眯着眼,随口说出一个女人的名字——这人她也认识。显然他这是嘲笑她的嫉妒,故意惹她生气。她回到自己的卧室,倒在床上。由于嫉妒,懊丧,屈辱和羞耻,她咬着枕头,放声大哭起来。戴莫夫撇下客厅里的科罗斯捷列夫,来到卧室,局促不安地、心慌意乱地小声说:

“别哭得这么响,亲爱的,……何苦呢?这种事不可外扬……要不露声色……你知道,已经发生的事就无法挽回了。”

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平息心中的妒火,猜忌折磨着她,她甚至感到太阳穴疼痛起来。她转而又想,事情还可以挽回,于是她洗过脸,朝哭肿的脸上扑点粉,飞一般去找那个熟悉的女人。她在那个女人家没有找到里亚博夫斯基,就坐上车找第二家,然后找第三家……起先她还觉得这样乱找一起有点难为情,可是后来她也习惯了,常常是,一个晚上她跑遍了她认得的所有女人的家,为的是找到里亚博夫斯基。大家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有一天,她对里亚博夫斯基说到她的丈夫:

“这个人拿他的宽宏大量来压我。”

她很喜欢这句话,所以遇到别的画家时,只要对方知道她和里亚博夫斯基的风流韵事,每一回她总是把手用力一挥,这样说她的丈夫:

“这个人拿他的宽宏大量来压我。”

他们的生活方式倒还跟去年一样。每逢星期三总要举行晚会。演员朗诵,画家作画,大提琴手演奏,歌唱家唱歌,而且一到十一点半,通往餐室的门打开了,戴莫夫面带微笑说:

“请吧,先生们,请吃点东西。”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照旧寻找伟人,找到了不满意,又重找。跟从前一样,她每天深夜才回家,这时候戴莫夫却不像去年那样已经睡觉,而是坐在他的书房里,在写什么东西。他要到三点才躺下,八点钟就起床了。

一天傍晚,她正准备去剧院,站在卧室的穿衣镜前,这时戴莫夫穿着礼服、系着白领带走了进来。他温和地微笑着,而且像过去一样,高高兴兴地瞧着妻子的眼睛。他的脸上喜气洋洋。

“我刚才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他说着,坐下来揉他的膝盖。

“通过了?”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问。

“啊哈!”他笑起来,伸长脖子想看看镜子里妻子的脸,她却始终背对着他,站在那里梳理头发,“啊哈!”他又说了一遍,“你知道,他们很可能给我一个病理学概论方面的编外副教授职称。有这方面的迹象。”

从他那张容光焕发、无比幸福的脸上可以看出,此刻只要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能分享他的喜悦和成功,那他会原谅她的一切,包括现在的和将来的,他会把一切都忘掉,可是她不懂什么叫编外副教授,什么叫病理学概论,再说她担心看戏迟到了,所以什么话也没有说。

他坐了两分钟,抱歉地微微一笑,走了出去。



这是最不安宁的一天。

戴莫夫头痛得厉害。早上,他没有喝茶,也没去医院,一直躺在书房里的一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像平时一样十二点多钟又去找里亚博夫斯基,想让他看看自己的静物写生①,再问问他昨天为什么不来找她。她觉得这幅画毫无意思,她之所以画它只是为了找个无谓的借口可以去找画家——

①原文为法文,下同。

她没拉门铃就走了进去。当她在前室脱套鞋时,听到好像画室里有人轻轻地跑过去,还有女人衣裙的蟋蟋声。她赶紧往画室里张望,只看到棕色的裙角一闪而过,消失在一幅大画后面。这幅画连同画架,从顶端一直到地板,都蒙着黑布。毫无疑问,有个女人躲起来了。想当初,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也常常在这幅画后面避难呢!里亚博夫斯基显然很窘,他对她的到来似乎感到吃惊,向她伸出两只手,不自然地笑着说:

“哎呀哎呀!见到您真高兴。有什么好消息吗?”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她感到羞辱,感到伤心。哪怕给她一百万,她也不愿在这个不相干的女人,情敌,虚伪的人在场的情况下说上一句话。那女人现在站在画布后面,大概正在幸灾乐祸地窃笑呢。

“我给您带来一幅画稿……”她用极细的声音怯生生地说,她的嘴唇颤抖起来,“一幅静物写生。”

“啊?……画稿?”

画家接过画稿,边走边看,似乎是不经意地进了另一个房间。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顺从地跟着他。

“静物写生……一流的,”他嘟哝着,随后信口押起韵来,“库罗尔特,乔尔特,波尔特②……”——

②分别为“疗养院”、“鬼”、“港口”的音译,与“一流的”尾音“索尔特”同韵。此处为无聊的戏言。

从画室里传来匆忙的脚步声和衣裙的蟋蟋声。这就是说,她走了。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真想大喝一声,抓起什么重东西朝画家头上砸去,然后转身跑掉。但是她泪眼模糊,什么也看不清楚,沉重的羞辱感压在心头,她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不是女画家,而是一条小爬虫了。

“我累了……”画家懒洋洋地说,望着画稿,不住地甩着头驱赶瞌睡,“当然啦,画得不错,不过今天一幅画稿,去年一幅画稿,下个月还是一幅画稿……您怎么不厌烦呢?我要是您的话,早就把画笔扔了,不如认真槁点音乐什么的。要知道,您算不得画家,您是音乐家。不过,您可知道,我多累啊!我这就去叫他们送茶来……好吗?”

他走出房间,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听到,他在吩咐听差什么。为了避免告辞,避免解释,最主要是为了免得放声痛哭,她没等他回来,赶紧跑到前室,穿上套鞋,走了出来。她这才轻快地嘘了一口气,感到自己跟里亚博夫斯基、跟绘画、跟刚才在画室里压在她心头的那种沉重的羞辱感,从此一刀两断了。一切都结束了。

她先去找了一趟女裁缝,随后去拜访昨天刚到的巴尔奈①,从巴尔奈那儿出来又去了一家乐谱店。一路上她都在琢磨着,她怎样给里亚博夫斯基写一封冷酷无情的充满个人尊严的信,怎样在春天或夏天她和戴莫夫一道去克里米亚度假,从此跟过去的生活彻底决裂,开始新的生活——

①巴尔奈(一八四二——一九二四),德国名演员,戏剧活动家。

这天夜里,她很晚才回家,她没有换衣服就在客厅里坐下写信。里亚博夫斯基说她算不得画家,她为了报复,现在写信告诉他:他每年画的都是老一套,他每天说的也是老一套,他停滞不前了,除了已有成绩外,他将来不会有任何进展。她还想告诉他:他在许多方面得益于她的良好影响,如果说他现在行为恶劣,那只是因为形形色色的轻薄女子取代了她的影响,今天躲在画布后面的那个女人就是其中之一。

“亲爱的,”戴莫夫在书房里叫她,并没有开门,“亲爱的!”

“你有什么事?”

“亲爱的,你别进我的房间,站在门口就行了。是这么回事……前天我在医院里传染了白喉,现在……我不舒服。你快去请科罗斯捷列夫。”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对丈夫,就像对她所有熟悉的男人一样,只叫姓,不叫名字。她不喜欢他的名字奥西普,因为它让人联想到果戈里的奥西普①和一句俏皮话:“奥西普,哑嗓子;阿尔希普,爱媳妇。”现在她却喊道:——

①果戈里的剧本《钦差大臣》中的仆人。

“奥西普,这不可能!”

“去吧!我不舒服……”戴莫夫在门后说。可以听到他走回沙发那里,又躺下了。“去吧!”传来他低沉的声音。

“这是怎么回事?”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想道,她吓得手脚发凉,“这病可危险呢!”

她毫无必要地举着蜡烛走进卧室,在那里考虑着她该怎么办,无意间看了一下穿衣镜:一张吓白的脸,短上衣的两个袖子高高耸起,胸前一大堆黄色的绉边,裙子上乱七八糟的条纹,她觉得自己这副模样既可怕又丑陋。她突然痛心地感到她对不起戴莫夫,对不起他对她的那份深情的爱,对不起他年轻的生命,甚至对不起他的这张好久没睡过的空床。她不时想起他平日那张温和、柔顺的笑脸。她伤心得放声大哭起来,立即给科罗斯捷列夫写了一封求助的信。这时已是午夜两点了。



早晨七点多钟,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因夜间失眠而脑袋发沉,没有梳洗,模样难看,一脸悔愧的神色,从卧室里出来。这时一位黑胡子先生打从她身旁走过,进了前室,看来这是医生。屋里有一股药水味。科罗斯捷列夫站在书房门口,右手捻着左侧的唇髭。

“对不起,我不能放你进去看他,”他阴沉地对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这病会传染的。说实在的,您也没有必要进去。他已经昏迷,在说胡话。”

“他真是得了白喉吗?”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间,声音几乎听不清。

“那些明知危险却偏要去冒险的人,真应该送交法庭审判,”科罗斯捷列夫喃喃自语,没有回答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问题。“您知道他是怎么感染的吗?星期二,他用吸管吸一个病儿的白喉粘液。这是干什么?愚蠢……是的,胡闹……”

“危险吗?很危险吗?”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问。

“是的,都说这病很难治。说实在的,应当请施列克来才对。”

先来了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他头发棕红,鼻子很长,说话带犹太人口音;继而来了一个高个子,他背有点驼,须眉浓重,看上去像个大辅祭;最后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很胖,脸色红润,戴一副眼镜。这是医生们来为自己的同事轮流值班。科罗斯捷列夫值完班后没有回家,他留下来,像个幽灵似的在各个房间里踱来踱去。女仆给值班的医生们送茶,不断跑药房,根本没人收拾房间。家里冷清而凄凉。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独自坐在卧室里,想到这是上帝来惩罚她了,因为她欺骗了丈夫。这个沉默寡言、从不抱怨、不可理解的人,这个温顺得失去个性、由于过分的善良显得没有主见、显得软弱的人,此刻正躺在他书房的长沙发上,默默地忍受着痛苦,连一句抱怨的话也没有。如果他吐出一句怨言,哪怕是高烧中的呓语,那么值班的医生就会了解到,毛病不单单出在白喉上。他们就会去问科罗斯捷列夫:他什么都知道。难怪他看着朋友的妻子时,那眼神仿佛在说:她才是真正的元凶,白喉不过是她的同谋犯。她已经不记得伏尔加河上那个月夜,不记得那番爱情的表白和农舍里的那段富有诗意的生活。她只记得,她由于无聊的苛求,由于娇生惯养,她整个人从头到脚都沾上了一层粘乎乎的污秽,从此休想洗干净了……

“哎呀,我把他骗得太厉害了,”她想道,记起了她跟里亚博夫斯基的那段烦心的浪漫史,“这种事真该诅咒!……”

下午四点钟,她眼科罗斯捷列夫一起吃午饭。他什么也没吃,只喝了一点葡萄酒,皱起了眉头。她也没吃东西。有时她暗自祷告,向上帝起誓,一旦戴莫夫病好了,她一定再爱他,永远做他忠实的妻子。有时她精神恍榴,望着科罗斯捷列夫,想道:“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没有一点出众的地方,再加上面容憔悴,举止粗野,难道不枯燥吗?”有时她又觉得上帝会立即来处死她,因为她害怕传染,竟一次也没去过丈夫的书房。总之,她的情绪低沉而沮丧,相信她的生活已经毁掉,再也无法挽救了……

午饭厨天色暗下来。当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走进客厅时,科罗斯捷列夫已躺在沙发床上,枕着一个金线绣的绸垫子,在呼噜呼噜地打鼾。

值班的医生进进出出,谁也不曾留意这种混乱状态。外人在客厅里呼呼大睡,墙上的那些画稿,独出心裁的陈设,头发蓬乱、衣衫不整的女主人——所有这一切现在已引不起丝毫兴趣。有位医生无意中不知为什么笑了一声,这笑声显得那么古怪、胆怯,叫人听了不寒而栗。

当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再次走进客厅时,科罗斯捷列夫已经不睡了。他坐在那里抽烟。

“他的白喉已经转移到了鼻腔,”他小声说,“心脏功能也不好。说实在的,情况很糟糕。”

“那您去请施列克吧,”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

“已经来过了。正是他发现的:白喉杆菌已经扩散到鼻腔,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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