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死亡:恩宠与勇气-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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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抬头看着肯，我可以感觉自己的嘴唇在颤抖，眼眶开始涌出泪水。他弯下身子，小心翼翼地拥抱我，他必须很小心，因为绷带下面是几个小时前才刚缝好的伤口。“亲爱的，我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我们彼此都这么说着。
那天下午凯蒂从洛杉矶赶来，整间病房里挤满了支持我的家人，这种感觉真好。我想这样的时刻对他们来说一定也很难过，纵使想帮忙，也使不上劲。其实我只希望他们能待在我的身边，这样就足够了。爸爸要其他的人先出去一下——他想跟我和肯单独谈谈。我亲爱的老爸非常严肃，总是很认真地看待每件事情。我还记得母亲在15年前动手术时，他一个人焦虑地在医院的回廊上踱来踱去，忧愁写在他的脸上，他的头发几乎在我们的眼前一寸寸地变白。这回他转向肯和我，情绪激动地说：“我知道这几次的经历对你们而言是极为艰苦的，但有一件事情仍然值得感恩的，那就是你们至少还拥有彼此，特别是现在，你们终于知道自己对彼此而言有多么重要了。”当他转身出门时，我可以清楚地看见眼泪在他的眼眶中打转；我知道他不想让我们看见他掉眼泪。肯深受感动，他走到门边，看着我父亲一个人在医院的长廊上，低着头、两手紧握在身后，头也不回地走了。他如此爱我的父亲，不禁令我更加爱他。
肯和我沿着医院的长廊来回走着，早上下午各一次。我喜欢这种散步，尤其是走过那些有婴儿的房间，看那些被毛毯包裹着，露着小脸蛋儿，握着小拳头，双眼紧闭的小可爱们。但我也为他们感到忧心，这些早产的小婴孩，有些甚至还待在保温室里，看起来是这么地纤弱。虽然如此，只是这样站着看他们，想像着他们的父母、他们的未来，就令我感到相当愉悦了。
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位朋友也在这家医院里——杜尔塞·墨菲，她因为怀孕出血住进医院。肯和我去探望她，她看起来非常高兴而有信心，身体还连着一台监测她与宝宝心跳的机器。她打了安胎针；这种药通常会令母亲的心跳加速，但因为她是一位马拉松选手，药物只让她的心跳回升到正常的指数。她的先生迈克尔·墨菲也在。迈克尔是依萨冷学会 （Esalen Institute）的创办人，是肯的老友，也是我的好友，我们一起饮着香槟，兴高采烈地谈着小宝宝。
那天晚上，肯做了一个有关这个宝宝的梦，在梦境中，他似乎从头到尾都不想出生。他梦见自己看见这个宝宝处在中阴身的次元，这是灵魂降生以前暂时住留的次元。他问宝宝：“小迈克尔，你怎么不想被生出来呢？为什么那么不情愿？”小迈克尔回答，他喜欢待在中阴身，他想一直待在这里。肯对他说：“那是不可能的，中阴身虽然很好，但不意味你可以一直待在那里，如果真这么做，它就不再那么好了，因此最好的选择便是到人间来。”肯又对他说，这里有许多爱他的人正等着他的降临呢。小迈克尔回答：“如果真的有这么多人爱我，那我的泰迪熊在哪里？”
第二天，我们再度拜访他们，肯真的带了一只泰迪熊，脖子上系着一条苏格兰格子布的领带。“给小迈克尔·墨菲。”肯向前倾身，大声地对杜尔塞的肚子说，“喂！小迈克尔……你瞧，是个泰迪熊噢！”三周后小迈克尔出生了，身体非常健康，完全不需要保温箱，而这只泰迪熊也成了许许多多送给小迈克尔的泰迪熊中的先锋。
在医院里待了三天后，崔雅和我回到了穆尔海滩。医师们的意见相当一致：复发的癌细胞几乎可以确定只存在乳房的组织中，并未扩及胸腔。这之间的差别非常重要：如果只是局部复发，癌细胞就会被限制在相同的组织中（乳房）。如果它侵入了胸腔，那便意味着癌细胞已经“学会了”如何侵犯不同类型的组织——那么它就会变成转移性的癌症。癌细胞一旦学会进入不同的组织，就会以极快的速度入侵肺部、骨头与大脑。
如果崔雅的复发只是局部的，那么她已经采取了必要的行动：切除剩下的局部组织。她不再需要追踪治疗，不必做放疗或化疗。如果复发的部位是胸腔，那就表示崔雅得了第四期的癌症，这算是最糟的诊断结果了（癌症的“期”取决于肿瘤的扩散程度与大小——从第一期小于一公分的尺寸一直到第四期，即肿瘤已经扩及全身。至于癌症的“级”，代表的是它的恶性，从第一级到第四级。崔雅最初的肿瘤属于第二期第四级，胸腔复发则是第四期第四级）。如果真是这种情况，那么极激进的化疗便成了我们唯一的选择。
理查兹与坎崔尔医师都认为癌细胞应该已经完全消除，因此都没有建议化疗。理查兹医师说，即使还有癌细胞残留，他也不能确定化疗可以完全歼灭，它们可能会伤害我的胃壁、头发与血球，却错失了癌细胞。我告诉他，肯和我正计划要到圣迭戈的利文斯顿一惠勒诊所。他们的专长是增强免疫系统。他觉得免疫疗法很好，但没什么信心，他说，只启动七个汽缸是无助于车子的行进的；它无法促使第八个汽缸开始运作。我的免疫系统中的第八个汽缸正逐渐丧失功效，因为它已经有两次无法辨识出这个特殊的癌症，因此加速另外七个汽缸的回转，可能会有其他方面的帮助，但对癌症而言是发挥不了作用的。他说，虽然如此，免疫疗法仍是无害的。我知道自己需要做点事，为身体的复原尽点力，我不能只是坐着等待，我太了解自己了，等待只会让我不断地忧虑。在这个节骨眼上，西方医学已经断言我只能靠自己了。
几天后我们回到儿童医院拆绷带。崔雅仍旧非常平静，丝毫没有自怜，虚荣或私我意识，这一点真是令人震惊。我记得当时心里想着：“你真的比我坚强多了。”
理查兹医师取下了绷带，拆掉了钉针（缝合伤口用的），我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伤口——愈合得很好，但仍然令人不舒服，因为一低头就可以看到肚子，而且缝线红肿的两端看起来很丑，我哭倒在肯的怀里。但再哭也于事无补。珍妮丝打电话来：“你失去一个乳房，我好像比你还难过，你实在太平静了。”前天我才和肯说，失去一个乳房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也许说得太早。或者两者都对。最后我告诉肯，只要不经常去看，我想我会没事的。
崔雅和我开始扩大、加强对另类与整体疗法的找寻。这件事我们已持续一年了，直到最近才比较积极。这项基础的“核心课程”其实相当的直接简单：
（1）谨慎地控制饮食——几乎是乳素食者的饮食，低油脂、高碳水化合物（糖），尽量多吃粗食：不服用任何种类的治疗药物。
（2）每日高剂量的维他命治疗——着重于抗氧化剂A、E、C、B2、B5，B6，矿物质锌和硒，氨基酸硫基丙氨酸，与甲硫氨酸。
（3）静修——每天早上都要做，下午也无妨。
（4）观想与私我肯定——每天轮流进行。
（5）写日记——日常生活的记录，包括梦境。
（6）运动——慢跑或走路。
在这项核心课程中，我们还依不同的情况加入各种辅佐的治疗。这段时间，我们非常小心地观察波士顿希波克拉底斯协会、长寿疗法以及利文斯顿—惠勒诊所。在维吉尼亚州的利文斯顿—惠勒诊所提供了一个总括性的疗程，这个疗程是根据利文斯顿·惠勒医师的理念设计的，他主张有一种特别的病毒会潜藏在所有癌症的背后，因为这种病毒在大部分的肿瘤中都会发现。为了抵抗这种病毒，他们提供给你一种疫苗，这种疫苗必须配合严格的饮食控制。从一些可靠的证据中很清楚地得知，其实这种病毒并非致癌的元凶，在肿瘤里它充其量只是个清道夫或寄生物，不是致癌的主要原因。但是清除这些寄生物或清道夫并不会造成伤害，因此我愿意支持崔雅的决定到这家诊所去试试看。
再—次，对崔雅和我来说，所有的事情似乎又变得明确起来，我们和医师们都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癌症已经离我们远去。塔霍湖的房子就快完工了，我们还是疯狂地爱恋着彼此。
在得州过圣诞节，和去年一样。我正从癌症的手术逐渐复原中。一年中的同一个时刻经历两次相同的情况，不禁令我产生了诡异的感觉。不过这个圣诞节好多了。肯和我结婚已经满一周年，从现在开始不再是新婚了，这个癌症足足陪了我们一整年的时间；到现在为止，我们对它已经十分了解了。我希望不要再有任何意外。就在圣诞节的前夕，我们去了一趟圣迭戈的利文斯顿—惠勒诊所。我们计划明年的一月前来这里接受免疫疗法与饮食控制的治疗。我们都很喜欢那里。以下是我们的计划：免疫疗法，饮食控制，观想与静修。我感到相当兴奋，肯称之为“与癌症同乐”。但我确实感觉这是面对未来积极的一步。我们很仔细地向家人解释这项计划，他们觉得我的选择很好。
我真的感觉有一段让人振奋的时光正在前面等着我们。去年应该算是存在主义的一年，今年则更具有超越性。这种预测会不会太过大胆？去年我面对死亡，去年我生活在恐惧之中，去年我有着极大的焦虑，去年我处在一种被动的状态。经过了这一切，我记得的却只有新婚的快乐。如今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手术虽然是两周前的事，但我的感觉已经不一样了。我觉得自己做决定的方式太严苛了。我洞悉到掌控欲才是我饱受折磨最主要的原因。因此我决定要放下，让心中的神出现一些。活在私我中的一年，是充满恐惧、疑虑与面对死亡的一年，而在我前方的，将是学习臣服、真正接纳的一年。它为我带来了一份祥和、好奇与想要探索的感觉。
明年将是全心治疗与开放探索的一年，我不会再为“对世界没有贡献”而懊恼。辅佐的计划不再是来自恐惧或制造恐惧，而是来自信任，还会带来一份探索、振奋与成长的感觉。可能是我愈来愈觉得生死不再是什么大不了的议题，这两者的界线开始模糊，我不再执著于生，有这种念头时，我也不再怕自己丧失活下去的意志，我愈来愈能领会“重质不重量”这句话的真义。
我很高兴这趟旅程有肯相伴，一月底我们会搬到塔霍湖的新居，我们将开始全新的生活。
我们从拉雷多回到穆尔海滩，崔雅开始和几位医师及专家们会谈，她想知道自己是否全盘地了解了。随着咨询次数的增加，逐渐浮现一个令人不安的警讯：崔雅的确有胸腔复发的现象，这意味着她罹患的是转移性癌症，而且是所有征象中最糟糕的：第四级第四期。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生气，暴怒！他们怎么能这么说呢？如果被他们说中了怎么办？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该死！真该死！肯试着安抚我，但我不想被安抚，我要将怒气狠狠地发泄出来。我愤怒是因为原本我可以早一点武装自己来抵御它的，但现在防线却轻易地被打破；我愤怒是因为我们被许多不同的意见所包围，有些来自主张化疗的医师，有些来自许多主张另类疗法的亲友。我怀疑如果他们也得了同样恶毒的癌症，是否还对自己所推荐的方法如此充满信心。我痛恨这整个情况，尤其痛恨所有的未知！知道自己需要做化疗，已经够难受了，如果根本无法确定，在手术的过程中又有迷途的癌细胞被留在体内，你的感觉会是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崔雅一旦开始思考由肿瘤科医师提出的新证据，整个局面便难以避免地陷入令人毛骨悚然的推论中。如果胸腔复发是事实，那么不接受最激进的化疗，崔雅在未来九个月中就会有百分之五十零一次复发的几率（而且可能会致命）。不是几年，是几个月！从完全不做化疗，到接受少量的化疗，到最激进、最具毒性的化疗，这一连串的过程简直比中世纪的酷刑还要痛苦。
脚步缓慢地向化疗趋近。想起圣诞节时，我们还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一切——外科医师与放射科医师都说用不着做化疗了，如果问肿瘤科医师的意见，那就等于是在问卖保险的人你需不需要保险。因此我们只有倚赖利文斯顿的方法了。
我们回到旧金山，与两位肿瘤科医师约了时间。他们俩都建议要接受化疗，一个建议采用CMF，另一个则建议使用CMF—P（这两种化疗都是时常被采用且相当温和的，是病人比较容易忍受的）。我心中的危机意识愈来愈重了。去年我只有一个不好的指数——肿瘤分化不良（属于第四级），然而大小中等，属于第二期。至于其他方面——雌激素呈阳性反应，20个干净的淋巴结都很好。
现在，这份平衡感完全被推翻，一年内复发的可能性突然增加，而且是在接受放疗的区域复发，雌激素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