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法医-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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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我曾经在无数的交通事故中看见过这种骨折，它甚至能告诉我们逃逸车辆原来的行进方向；但是这一次它失灵了，五六块碎骨一团乱麻一样彼此重叠着，交叉着，一个平面的X光片根本容纳不下这么多信息，只看见一团糟。我得说人体结构之复杂，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困扰，比如说这种情况，如果是一截木棍被撞，那么它的断端指向的方向就是受力的方向，但是人体就不同了，碎裂的骨片会受到肌肉的牵拉，会受到组织的缠绕　
　　　　正当我和我的朋友在护士办公室连比划带画图地讨论着患者的骨折情况的时候，我听到对面病房传来一声并不太响亮的女声：“卖牛！”接着一个中年男人走了出来，蹲在门口，愣愣地望着墙角，一声不响大口大口地抽着烟；随后是一个农村妇女走了出来，嘴角紧紧抿着，带着坚强和委屈，眼眶红红的，显见得刚才还哭过，手上拿着医院的一次性脸盆，到洗漱间去了。显然这是伤者的父母。我苦笑了一下，这也是我司空见惯的。肇事司机在法院判决之前玩一点赖皮屡见不鲜，甚至还有判决之后拒不执行的，现在离事故解决还早得很，首先是二十日之内我的鉴定书和车辆检测报告，然后是事故责任认定书，然后是可能旷日持久的诉讼而家属来自农村，已经无力支付医疗费用。卖牛！我知道牛对农民意味着什么，那是来年的希望！我无言以对，我只能继续做好我的法医。我和铁匠的讨论不得不马上停止了，虽然我还是不得要领。医院又来了一个患者，一个玩滚轴的时候不小心（是单纯的不小心吗？）从两米高处摔下的孩子，显然他的脚骨折了。我不禁哑然失笑，我们的电视台在拍摄这种技巧复杂的运动的时候手段可以称得上是炉火纯青，连我这个外行都觉得看得目眩神迷，但是是不是也该给孩子们一个提醒，这项运动也是有风险的呢？我觉得我和铁匠这次沟通最大的障碍是由于我们职业的不同造成的：他关心的是患者的治疗，比如说下肢骨折，他关心的是能不能很好地复位，会不会有死骨形成；而我关心的是损伤的机制以及成因，但这却不属于他的职业范围，因此每当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还是必须自己去看X光片，所以放射科的医生也很熟悉了，我转身来到了放射科，既然腿部的骨折没帮上我什么忙，我只有在头部的CT片上碰碰运气了。我得感谢美国这个品牌的螺旋CT。一般的CT显示的都是一个人体的横断面，但是这台CT（当然只能在医生的电脑上，或者确切地说是图形工作站上）却可以根据这些横断的影像资料把颅骨三维重建起来，于是我可以对患者的颅骨任意角度任意切面进行观察，而这一切只需要把鼠标拖拽几下。没有它的帮助我可就麻烦多了：在我读本科的时候根本还没有横断解剖这门功课，CT片我勉强能看懂，但是要在心里形成这样的一个三维图像就不可能了。这一切都不是科幻，我得告诉大家我写的最多算纪实，决不会出现任何科幻的成分。我一直对这套系统垂涎三尺，但是无论是它的硬件还是软件的价格都让我望而却步，好在我最近好不容易弄到了一套可以在我的个人电脑上完成这一过程的软件，虽然它没有放射科的那么完美。　
　　　　在放射科这套软件的帮助下我很快弄清了车祸撞击的过程：当然首先是桑塔纳最突出的前保险杠撞在了伤者的腿部，然后是车辆的挡风玻璃和车顶交界处撞到了伤者的后脑，造成了一个凹陷性骨折；然后是伤者飞出去，撞在坚硬的地面造成了一个所谓“同心圆”骨折（好像我们在桌子上打鸡蛋，鸡蛋的裂缝会由一个个环形组成，中间再加上一根根放射状排开的裂缝）。这两者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我一眼就可以区别出它们，然后我还可以根据所谓的“T”字原则证实我的判断：当由后一次撞击造成的骨折遇到前一次撞击造成的骨折的时候，就不再往下延伸，在局部形成一个小小的“T”字（显然伤者先撞到车上才会飞出去撞到地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铁匠做手术的时候颅骨几乎快掉下来：一前一后两处骨折由于这些骨折线交汇在了一起。这证明肇事司机在撒谎。显然伤者正好好地走在路上（但他也没有遵守交通规则走在人行道上），司机由于某种缘故没有看见他，甚至没有减速就重重地撞在了行人的身上；至于是什么缘故或者说司机当时到底在干什么这就不是我的专业范围了，不过按交警朋友的说法，肇事司机后来承认他当时在接电话。这又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原因！我的工作告一段落了，因为关系到责任认定这一部分的鉴定书是有期限的，我必须在二十天以内完成。但是我的工作并没有结束，因为还有伤者的最后损伤程度以及后遗症的鉴定很有可能还是会由我来完成（这一部分由于现在还在治疗中，显然我无法完成）。所以每次有机会（这些机会要么是交通事故，要么是人体伤害给我的）去铁匠那家医院，我都会顺便了解一下伤者的情况，一个月过去了，奇迹没有发生，伤者还离不开呼吸机，也就是说他脑干管理呼吸运动的那一部分最基本的生命中枢还没有任何活力。　
　　　　铁匠是一个极端负责的医生，我亲眼见过他因为病情紧急而在医院走廊上奔跑的情景——走廊的地面会因为他而震动，每当出现这种情形我都会会心地微笑着；因为我也曾经是这样一名外科医生。我总是想这种震动可能可以赶走死神吧？但是这一次他也灰心了，因为一个月后再苏醒的可能性就极小了。而这个时候家属不仅是把牛卖了，房子也搭了进去，可是在这么重的病情下这一点钱够干什么？房子的钱还不够一个礼拜的医疗费用（农村的房子本来就不值钱，还急着要脱手）。铁匠也很心痛，甚至组织了一次医院的募捐，但是还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伤者的父母兵分两路，父亲在老家专门借钱，我可以想象他因为借贷无门在故乡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母亲则在医院照看着孩子，因为实在是没有钱进行“全静脉营养”（这种情况伤者不能吃东西，营养需要通过静脉补充），她甚至学会了用胃管注射牛奶；但是伤者还是一天天瘦弱下去，而且看不到任何苏醒的迹象。这一天铁匠实在是忍受不了了，他给伤者做了一个脑电图：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伤者还有脑部的活动，他开始劝伤者的母亲放弃。但伤者母亲唯一的回应是当天拿出了卖血的钱要求再给儿子注射一次静脉营养。那一天肇事司机一方终于出现了，确切地说不是肇事司机，而是他的代表——一位律师。而我正好在场，目睹了发生的一切。我得承认虽然无数次见到那位母亲，甚至有时候当我来得很早的时候会看见她由于没钱住不起任何旅馆（也许更确切地说是为了节省每一分钱），也住不起“加床”（为照顾患者必须彻夜守候的家属们可以付一点钱，让医院放一张床在患者的旁边，很多人可能经历过），因而蜷缩在儿子脚头的情形（她是那么小心，生怕触动了维系儿子生命的任何东西，在那个时候她总是显得格外弱小），但是那是我第一次仔细地端详她，端详她竟然可以爆发出那样的力量。律师来的目的十分明确：劝家属放弃治疗，显然治疗费用最终会转加到肇事司机身上，他不愿意在这个无底洞上浪费自己的金钱了（这更证实他对医院发生的一切其实了如指掌，而且他不是真的没钱，至少他有钱请律师）。他甚至带来了一个我的同行（我必须这么称呼他，虽然我十分不情愿），这个同行的诊断是患者已经脑死亡。律师甚至提出如果家属签字放弃治疗，停止呼吸机的运作的话（铁匠出自怜悯会愿意这样做的），他们可以马上给一定的经济补偿，比如说两万块钱。母亲对他的回答是把热水瓶摔在了地上，让他们滚。热水瓶摔碎的声音引来了围观，而飞溅的热水和玻璃屑让律师退了两步，他几乎就站在门口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而是试图通过增加价码让母亲心动，这时候母亲突然发疯了一样对他又咬又打（这一刻她简直像一头发了疯的母狮），并且把他推了出去，重重地撞在了病房外医院走廊的水泥护栏上，幸好走廊是封闭的，护栏上的铝合金窗户救了他的命，不然他早就变成一具要我解剖的“高坠”了。我得承认母亲这样做不合法，他对一名法律的象征：律师进行了人身攻击，而且这一次人身攻击是如此的严重，以至于后来我从铁匠那里得知律师断了一根肋骨（当他拿着X光片哎哟哎哟的时候，据说一个性格直爽的护士骂他活该）。所幸的是我没有听说这名律师提出任何诉讼（这应该是他的强项，看来他还是有良知的），我或者我的同行也就没必要为他写一份鉴定书了；我很庆幸这一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必须实话实说，但那会让我心里不舒服好几天。但是我也得承认这是母亲在那种情况下唯一的选择，这场较量是如此的不平衡：伤者家属忙成了一锅粥，甚至来不及拿着已经到手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去起诉肇事司机（这种情况及时起诉是有必要的，法官可能可以进行财产保全或者冻结账户之类的处理，这会比我的鉴定书直接而且有效得多）；而肇事司机一方则以整待暇，选择了一个最好的出击时间。律师显然和母亲在对法律的了解上不是同一个重量级，我甚至觉得他在一开始和母亲谈话的时候有一点猫戏老鼠的成分，但母亲最后的爆发让他自己成为了一只狼狈的老鼠。当律师最终离开医院的时候，母亲好像是一个刚打完仗的战士，突然瘫软在地上，她甚至来不及整理自己在扭打中因为扣子脱落而暴露出来的胸怀就坐在了地上，嚎啕大哭起来我得承认，那一刻我的眼眶红润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发挥了作用，当然我不相信神鬼，但是奇迹慢慢地发生了。在一个月零两个礼拜的时候，儿子可以自主呼吸了（铁匠是一个如此性急的医生，以至于每天都会把呼吸机停掉观察一下患者是不是能够自主呼吸了，我甚至有一次发现他一天之内这样做了至少三次），于是铁匠停了呼吸机，给他面罩上氧，然后也转出了重症监护室。这显然给母亲带来了莫大的希望，她从家里带来了一筐鸡蛋感谢一直照料儿子的医生护士，这是她在儿子遭遇车祸后第一次离开医院，当她洗漱整理后容光焕发地出现在医院里的时候，我几乎认不出来她了。医生护士实在是无法拒绝她的好意，每一次还给她她又会悄悄地拿过来。所以医院骨科又组织了一次捐款，但这一次她说什么也不肯要了。我不想编造一个完美的结局欺骗大家和我自己。病人一天天地好转，很快就不需要氧气了。但是当车祸过去两个月差三天，当儿子最终睁开双眼的时候，他已经认不出妈妈了，更无法意识到他身处何方，他无法进行最简单的十以内的加法，甚至无法自己端着饭碗吃饭，每一口都要妈妈喂，而且由于脑组织损伤后修复所形成的大量疤痕，儿子随时会癫痫发作。但母亲毫不气馁，在儿子的耳边一次次地教他喊“妈妈”，当我后来发现儿子的病房里出现了一块小黑板而母亲在教儿子2＋3＝5的时候，我再次被震撼了，我问起母亲，母亲幸福而骄傲地回答：“我就当我刚把他生出来好了！”极朴实的回答。我想不出更朴实的语言，也找不到更好的理由解释母亲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感到幸福而满足。而这一切，母亲表现出的不正是天下所有的母亲温暖而坚韧的母爱吗？我们不都曾经享受过这种母爱吗？上天或许不会在我们遭遇这样一次车祸的时候再给我们第二次生命，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因此更加珍惜这一次，这唯一的一次呢？我很庆幸最后这个案件的鉴定工作（对伤残程度和精神智力障碍的鉴定，这是法院判决赔偿多少的依据）又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可以再一次接近这位可爱、可敬的母亲，虽然我必须驱车颠簸在山路上好几个小时（按照程序我应该让他们来，而不是我去，但是我很愿意这么做）。看到母亲的时候她还是那么朴实，虽然她对我的造访猝不及防，但是她很快就认出我来，拿出自家的落花生招待我。儿子这时候挑水去了，当他回来，母亲为我端上一碗山泉解渴的时候，我的心似乎被这山泉慰平了。下面我的出现似乎就有一点画蛇添足了，但是我还是想告诉大家，几天后当我在鉴定书上写下“智力中度障碍”几个字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鉴定是经得起推敲的，因为虽然儿子的语言还很贫乏，但是他已经可以简单地劳动了。虽然相比重度智力障碍而言这可能会减少这个家庭获得的赔偿，但是我想这样更让我觉得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