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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汴京风骚-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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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心闹事的皇室王公子弟一哄而起,冲向“杂卖务”……
  赵府的府丁则扑向吕嘉问。吕嘉问的坐骑受惊,嘶鸣腾跃,冲倒了赵府的一个府丁,冲出围观的人群,在骚乱的街道上狂奔着。
  市井大乱,乞食的流民们,趁混乱抢掠食物。无论抢到还是没抢到的,都将为皇室子弟的闹事承担罪责……
  几乎在同一时辰,朱雀门外太学贡院南大街的“五岳书肆”门前,也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惨剧:巳时,又一场别具风格、震动京都文坛的售书活动在“五岳书肆”门前开张了。一幅特大的红绸金字“贴示”覆盖了半面墙壁,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红黄交映的光彩,向街上行人宣示苏轼诗作《钱塘集》已隆重行世。几百部缕版精致、装帧堂皇的《钱塘集》整齐地摆放在门前的书架上。京都的文人学士、馆阁官吏、知书细民、官妓歌伎、瓦肆艺人皆欢聚于此,争相购买,真是人山人海。特别是驸马王诜的驱车来临,使这次销书活动达到了高潮。
  这部《钱塘集》是驸马王诜半年前在苏轼本人尚不知晓的情况下着手镂版印制的。驸马的用意,也许是为了表达对朋友不移不变的情谊,特别是在朋友倒霉遭贬的年月;也许是出于对朋友艰难生活的资助,因为苏轼仅靠微薄的俸禄,养家糊口着实不易;也许是受到去年王雱自费按版出书、鬻于书肆、哄动京都、被皇帝破例晋升为崇政殿说书的启示,也想用《钱塘集》唤醒皇帝的良知;也许是欧阳修于前年(熙宁五年)八月病故于颍州,苏轼已成为文坛领袖,特以此为朋友鼓吹祝贺;也许他什么也不为,只是因为苏轼的诗风变化太大,诗句太精彩,诗魂太动人了,文心相通的喜悦和欣慰,使他不能不把远在杭州的苏轼再次推给京都的人们。
  驸马王诜一走下马车,就受到文人学士的热烈欢迎。他身着浅黄色博带宽袍,红绸束发,气宇轩昂,举止随和,言谈无拘。书肆老板急忙上前恭行大礼。王诜执老板之手朗声谈笑:“书肆老板,文人之神!《钱塘集》销售景况如何?”
  “托驸马洪福,景况空前,超过去年王公子王雱镂版自售《〈道德经〉注》、《老子训传》、《佛书义解》的盛况。八百部《钱塘集》,半天售完,京都少有。这得感激驸马爷的慧眼识珠了。”
  王诜纵声大笑:“苏子瞻,诗才超人,声威夺人啊!”说罢,走进文坛的新朋故友之中,相互问候,热情打趣。为朋友们关切苏子瞻的命运的议论所感动,他以《钱塘集》为话题,慷慨激昂地为朋友张扬鼓吹:“苏子瞻的这部诗集,绝大部分诗篇是赞美杭州风光的秀丽和多情,这与子瞻的郁郁不欢有着血肉真情的联系。他要借陶冶山水以忘忧消愁。他热爱杭州,吟出了‘故乡无此好湖山’的感慨;他热爱西湖,把西湖喻为美女,吟出了‘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多情;他热爱西湖春天‘新蒲出水柳映洲’的清雅;他热爱西湖夏天‘夏潦泓水深更幽’的邃远;他热爱西湖秋天‘西风落木芙蓉秋’的萧索,他热爱西湖冬天‘飞雪暗天云拂地’的凄凉。他赞美孤山,吟出了‘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的宁静;他迷恋灵隐,吟出了‘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孤’的感叹。他热爱杭州,爱得朝夕难舍、生死难离啊,竟然吟出了‘平生所乐在吴会,老死欲葬杭与苏’的生死恋情。
  “这部诗集,也有一部分是写民间生活的。这些诗作,有的是从‘朝推囚、暮决狱’的公堂上得来的,有的是从‘飞蝗来时半天黑’的灾情中得来的,有的是从田中老妇‘眼枯泪尽雨不尽,忍看黄穗卧青泥’的悲惨情景中得来的,有的是从视察润州、秀州、富阳、新城等地的山村、农舍、盐田、猪圈、牛栏里得来的,有的是从他那片‘见事有不便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的痛苦心境中喷涌出来的。子瞻的诗变了,不再是‘发万古之幽思’,而是着眼于治下人们的疾苦了;不再追求绮丽、峻险和缠绵,而是变得真切、深沉、犀利、明快、泪花闪闪和含讽带刺了。子瞻似乎在超越他的恩师欧阳修,向诗圣杜甫的身边跨去,他在为天灾中黎民的疾苦奋力呼号。在这些地方,他还是那样口无遮拦……”
  门外街头,三四百名饥饿的流民,在王诜心神专一的谈论中,弄清了有一位大人物对他们的境遇十分同情,“哗啦”;一声响动,一齐跪倒,打断了王诜未尽的话,向这位着装高贵的驸马爷发出了碎心裂胆的乞求。
  王诜望着跪地哀求的流民,望着乞食行列里奄奄待毙的老人和孩子,心胸发问,嗓门似乎淤结了。他一时不知此时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身边的官妓歌伎、瓦肆艺人突然咽沮出声,他才灵醒过来。
  “我无诗,我‘呼号’不出声啊!书肆老板,借我铜钱五千,我要学《钱塘集》中的苏子瞻广布功德!”
  “五岳书肆”的老板忙从屋内取出五千铜钱,放在王诜面前。
  王诜抓起铜钱撒向乞食的饥饿百姓,喟然自语:“我能做的,只是如此,只能如此啊……”
  谁知,五千铜钱落地,却引起了疯狂的争抢,以至相互践踏,任何劝阻、恐吓都制止不住。待皇城司的士卒赶到,书肆门前,竟留有十余具被活活踩死的老人和孩子的尸体。
  “我做了一件蠢事啊!施舍为了救命,谁知五千铜钱却杀害了他们……”驸马王诜呆呆地站在“五岳书肆”门前。
  从三月二十日起,皇城司开始在全城驱赶流民出京。
  禁军马队,挥动皮鞭到处追逐着饥饿的流民。奈何禁军有数,且不都是铁石心肠;流民万千,个个都是饿不怕死;京城方圆四十余里,街巷千百,道路纵横,大有回旋之地,于是,流民窜于京都,神出鬼没。禁军追踪寻迹,疲于奔命。逃躲追逐之间,马蹄声、斥叱声、鞭打声,呼天抢地的哀嚎声,有气无力的咒骂声,悲不忍闻的惨叫声,不分昼夜地起伏在京城。
  三月二十四日午时,烈日如火,热风如炙。一群老幼相扶、腿脚打飘的流民二十多人,艰难地流动到皇城左侧的安上门附近。终于筋疲力尽,一位老者脚步一乱,身体踉跄地跌倒于地,随着一声微弱地呻吟,不见动静了。流民们木呆地注视着老人,颓然瘫坐在地上,无言,无泪。就在这时,一队禁军士卒追逐而来,四面围上,驱赶着、叫骂着,挥起皮鞭向流民抽去。皮鞭如蛇如刀,衣片飞卷,血花四溅,一扇扇流血的脊背,一只只流血的手臂,一张张流血的面庞,依然无言、无泪,甚至无知、无党、无火。
  突然,一串激愤而威严的怒喝声从安上门前传来:“住手!畜生,你们还有人性吗……”
  士卒一愣,停鞭转头望去,一个年约三十岁的官吏,身高约六尺,眉清目秀,举止潇洒,头戴黑色双翅朝冠,身着黑色博带朝服,从安上门前提袍急步而来。这位年轻官吏神情激愤,举手指点禁军,高声训斥:“你们也有父母兄弟,你们也有姐妹姑嫂,你们也是父母生养的,如何下得这般毒手!”
  士卒们被年轻官吏一下镇住了,手提皮鞭,疑惑地看着他们的头目。
  禁军头目何尝不为年轻官吏真挚的话语所打动,但奉命行事,身不由己。他注目打量着眼前这位身分不明的官吏,厉声询问:“你是谁?”
  年轻官吏拱手回答:“监安上门小吏郑侠。”
  禁军头目惊诧了:“大人莫非是王安石相爷门下能诗善画的郑介夫郑参军?”
  郑侠点头,弯腰致意:“请军爷高抬贵手,莫再为难、逼迫这些饿以待毙的父老孩提……”
  王安石的门楼和名头发生了效用,禁军头目拱手施礼,带着他的士卒离开了。
  遍身血渍的流民们似乎在奈何桥头遇到了菩萨,死里逃生又回到阳间,纷纷从地上爬了起来,跪倒在郑侠面前,痛哭失声,连声哀求:“大人活我,大人活我啊……”
  郑侠急忙弯腰搀扶,流民们跪伏不起,乞求声更哀。郑侠的心突然间收缩得发抖了:多么善良的百姓!拖着鞭伤跪拜,只为自己说了一句人话啊!“大人活我!”一个看门小吏,能活天下挨饿的百姓吗?连眼前这些流民的一餐饱饭也供不起啊!他泪水滂沱,气噎嗓间,无言以对,突然悟通了做一个好人难,做一个好官难,做一个违心的好官更难!新近从《钱塘集》中读得的两句诗从他的口中自语吟出: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民更鞭箠。
  流民们虽然听不懂他说些什么,更不知这两句诗是他从王诜镂版的《钱塘集》中记取的,但从他那滂沱而下的泪水中、气噎嗓间的神态中、吟诗自责的歉疚中,明白了这位恩人的难处。有心无力,不可强求其难啊!他们戛然地停止了乞求,只是不停地默默叩头感谢。
  郑侠不忍再看。他急忙低下头,伸手从衣囊中摸出一把散碎银两和铜钱,递在面前的一位老妇手里:“老妈妈,给孩子们买点吃食充饥吧。”说完,他转身向着皇宫跪倒,叩头触地,声泪俱下,昂首高呼:“皇上,天高听卑,你看看这无云无雨的天空,你看看这青苗衰败的田野,你听听这响彻京都的哭声,快救救大宋嗷嗷待哺的黎民百姓吧!”
  流民们“哇”的一声,又放声痛哭。
  当天晚上,这位守门官吏郑侠回到他的住宅,把自己关在一间狭小的画室里,在一盏烛光下,面对着桌案上摆好的画绢、画笔发呆。他眼前闪现着流民们老幼相扶、伸手乞讨的悲惨情景,心头闪现着禁军士卒挥鞭驱赶的暴虐凶相,脑中闪现着流民们横卧的尸体和飞贱的血花,耳边轰响着流民们不歇落的痛哭。他闭上眼睛,企图把自己纷乱的思绪集中起来,可流民中那些孩子们惊恐含泪的眼睛,似无数繁星闪烁着,包围着他,使他的心神更为紊乱。他要画一幅《流民图》,要把几天来,特别是今日午间所见流民各种各样的悲惨情景,形象地展示在他的皇上面前,禀报皇上以实情,以求皇恩浩荡,活天下流离失所、饿以待毙的黎庶。可是王安石的身影,却又不时地闪现在他的眼前、心头和脑海,那亲切的目光,那熟悉的声音,那长者关怀后进的神态,总是萦绕于心,使他不忍提笔,不能濡墨,不敢落绢作画!
  郑侠,福建福清人,时年三十三岁。从学童开蒙起,十七年的学子生涯,他都是在孔、孟儒家的熏陶中度过的。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汉代谶纬传说,使他深信天命的存在。联系眼前惨景,他认为前年的华山崩塌和现时的十月不雨,都属于上苍对朝政不良的警示!而上苍警示的具体原由,正是王安石现时推行的新法!若新法不罢,这种“警示”是不会停止的。深居高墙之内的皇上,现在该是猛省而知天命的时候了。
  郑侠居官京都已有七年,深知官场宦海风波的险恶和无情,更明白上呈《流民图》之举是在玩火玩命,玩自己之命,亦玩妻儿家室之命,玩亲朋故友之命,也是玩皇帝的命!事情明摆着,一个小小的看门吏,竟敢以“天命”的警示弹劾新法,威逼皇上作出取舍,这不仅是“狂妄”,简直是大逆不道的作乱。乱臣贼子,得而诛之。《春秋》之义,也许会在一夜之间,用不着刑部开堂勘审,自己的人头就会落地。并且在自己的人头落地之后,又会有一群尚不知《流民图》为何物的梦中人被杀、被贬、被逐!自讨罪愆,死不足惜,那些冤枉鬼魂就是想讨债告状,只怕也寻不到债主的名头!何苦害己害人呢?自然,皇帝是天子,上天之子,当然是英明的,理应是英明的,定然会听“天命”而罢停新法,顺应“天命”以活天下黎庶之命。可“新法”不也是王安石的“命”吗?王安石执政六年,只有“变法”这一条“命”啊!皇上如若接受天命,同时也就将王安石断送掉了!
  而他与王安石的交谊太深了。治平元年(1064年),他中进士,任光州司法参军三年后,就被王安石调进京师,居于王安石身边整整一年,研讨学术,议论朝政,老少交契,情若师生。他钦服王安石的人格、才智、勇气和胆略,但对王安石所操之术,不敢苟同。但王安石仍然信任他,重用他。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变法”伊始,王安石欲调他入“制置三司条例司”,他以“不谙青苗、免役诸法”为由而推辞,王安石笑而允诺。去年(熙宁六年)四月,王安石提举“经义局”修《三经新义》,又欲调他入局协助,他以“读书无几,不足以辱检讨”为由而拒绝,王安石依然笑而允诺。他以傲物不群之躯监安上门,居皇帝之侧多年,亦得王安石之庇护。官场十年,受王安石之恩七载,做人不能忘恩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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