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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4章

汴京风骚-第1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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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政殿里鸦雀无声。司马光提高声调,说出了他这篇讲话中的最强音:“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高瞻远瞩,明断施恩,罢修城役夫,撤巡逻之卒,止御前造作,斥退近习之无状者,戒饰有司奉法失当过为繁扰者,罢货物场及所养户马,又宽保马年限。凡此福民之举,四方之人,无不鼓舞,圣德传布,一日千里,颂叹之声,如出一口,为我辈人臣示以范例。今后之计:我辈身为人臣当继承神宗皇帝‘励精求治’之初衷,革故鼎新,强国富民,中兴大业。新法之害民伤国者,去之!新法之便民益国者,存之!以爱民为心,其民必富;以益国为本,其国必强!”
  这是司马光“革故鼎新”的宣言书,他确定了罢废“熙宁新法”的基调。大多数群臣以“太皇太后万岁”、“皇帝万岁”的欢呼声,表达了对司马光的支持。
  这是司马光“革故鼎新”策略的巧妙运用,他举起继承神宗皇帝赵顼大志初衷的旗帜,不点名地抨击了王安石的“变法”,解脱了朝廷百官,赢得了人们的好感,争取了人心。
  这也是司马光“革故鼎新”的一次动员,他供奉太皇太后为主帅,用坚定不移的气概鼓舞支持者,主宰着朝政的进展。
  崇政殿的这次午朝,给了司马光超越一切臣子的权力,如同十七年前王安石凌驾于二府、三司一样,左相、右相靠边了,当年群臣“以介甫马头是瞻”的情状,今日变成了群臣“以君实马头是瞻”。历史转了一个圈子,时代的角色换了地位。
  章惇开始了悄悄的思索,对司马光的“宣言书”提出了怀疑:否定“变法”也是继承神宗皇帝的“大志初衷”吗?否定王安石的一切真是别无所图吗?“新法便民益国者,存之”,空洞的高调,骗人的伎俩!这样的“革故鼎新”不就是“旧制还魂”吗?章惇悄悄的思索变成了悄悄的串连,一股反对司马光的力量也在悄悄地集结,蔡确、张璪、韩缜和京东转运使吴居厚都向章惇靠拢了……
  司马光有着把握政治风云的敏感,而且诸通官吏与政情的血肉关系。“崇政殿午朝”之后,他便对朝廷现实的力量对比作了精细的分析,并从王安石“变法”兴衰过程中吸取了切实的教训:介甫之失,不唯失之于操术过急,亦失之于用人不当,任何完美无缺的方略,离开德才兼备的官吏,都是一纸空文。他本是“脚踏实地”之人,又知审官院多年,有着丰富的知人用人经验。为了推进“革故鼎新”,也为了改变自己在朝廷中“忌者甚众,置身其间,如黄叶在裂风中”的艰危处境,便借吕公著由扬州入京奏事,太皇太后征询意见之机,按照自己的“吏治观”,把一份“任贤任能”的名单上呈于太皇太后:……陛下推心于臣,俾择多士。窃见刘挚公忠刚正,始终不变;赵彦若博学有父风,内行修饬;傅尧俞清立安恬,滞淹岁久;范纯仁临事明敏,不畏强御;唐淑问行己有耻,难进易退;范祖离温良端厚,修身无缺。此六人者,皆素所熟知,若使之或处台谏,或侍讲读,必有裨益。徐如吕大防、王存、李常、孙觉、胡宗愈、韩宗道、梁焘、赵君锡、王岩叟、晏知止、范纯礼、苏轼、苏辙、朱光庭,或以行义,或以文学,皆为众所推,伏望陛下记其名姓,各随器能,临时任使。至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等,皆国之老成,可以倚信,亦令各举所知,庶几可以参考异同,无所遗逸……
  司马光所荐举的这二十五人,多为王安石“变法”中的被贬逐者,其个人才智,皆为当时俊彦。太皇太后纳司马光所荐,召被贬逐者入京,委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委范纯礼(范仲淹第三子)为吏部郎中,委孙觉为侍讲,委朱光庭为左正言,委王岩叟为监察御史。其余皆暂居谏院、御史台。
  这些被贬逐者的重返京都,立即改变了朝廷里的力量对比。这是一群受过委屈、受过苦难的受迫害者,积怨在胸,不吐不快。皇帝赵顼死了,王安石、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离开朝廷了,他们找不到昔日的冤家对头,便把几年、十几年来憋在心中的怨气向现时居于官位的人们撒去。他们蔑视一切权威,蔑视“变法”十七年来的一切,也蔑视司马光苦心诣意的筹划。王岩叟声称“青苗实国民之本,须尽罢去”,朱光庭叫喊“均输富商害国,当尽罢废”,晏知止认为“王安石余孽皆贪黩之人,除恶务尽”,梁焘竟然使气:“三省六部官员,皆当贬逐”。党同伐异之声势甚于十七年前王安石“变法”时的朝臣大换班。这种震荡朝廷的风雨雷电,壮大着司马光的声势,也把一些心存不满的朝臣推向章惇、蔡确、张璪、韩缜、吴居厚一边,朝廷里的一场新的纷争在酝酿着。
  但司马光没有被支持者的狂热所迷惑,也没有受朋友们的狭肠报复所左右,冷静地完善着他“革故鼎新”的筹划。他看得清楚,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免行法,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在许多地区已停止施行,且涉及广大农村,一时难以弄清真实情况,即使在王安石执政时期,这些新法的成败利钝,也是一本说不清的糊涂帐,短时期内难见“革故鼎新”之成效。而保甲法、募役法、将兵法,完全是朝廷法令的产物,也是府县政权的根本,迅速罢废,则震动全盘;罢废迟缓,则政令难通。他决定先在保甲、募役、将兵三事上开刀,以收立竿见影之效。遂上书于太皇太后:臣观今日公私耗竭,远近疲弊,其原大概出于用兵,大行皇帝以幽蓟云朔沦于契丹、灵夏河西专于拓拔,交趾日南制于李氏,深用为耻,慨然有征代开拓之志。于是边鄙武夫,自谓卫、霍不死;白面书生,自谓良、平更生;聚敛之臣扌君拾财利,自谓桑、孔复出,相与诱惑先帝。于是制提举官,强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货钱,又驱吠亩之人为保甲,使拾禾耜习弓手。又置都作院,多造器甲,又养保马,使卖耕牛、市驵骏,而农民始愁苦矣。部分诸军,无问边州内地,各置将官,舍祖宗教阅旧制,竟为新奇,朝哺上场,早为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今吏民上封事者千有余章,未有不及此数事者,而犹因循不知改辙。议者谓革弊不可仓卒,当徐徐有渐,此何异使医治疾而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源使尽也。保甲、募役、将兵三事,当为病民伤国有害无益者,当明令罢废……
  奏表上,太皇太后览后大喜,拍案称赞:“司马光思虑深沉,抓住尽罢度新法的要害矣。当公诸于群臣,以张‘革故鼎新’之威!”
  于是,一场纷争发生了:十月十六日,早朝,照例在延和殿举行,群臣照例应卯而至。司马光、吕公著、李清臣依然是神情肃穆。蔡确、韩缜、章惇、张璪依然是无精打采。三省、六部、谏院、御史台的官员已明显地分为两派,都是个个激愤、目光森冷。五十三岁的太皇太后,在宦侍梁惟简的喝道唱引声中走进延和殿。
  太皇太后今日着浅黄宽袍博带,头页两层垂玉珠花,神态庄穆,眉宇间闪动着勃勃豪气。
  早朝开始,照例是太皇太后那几句“询政于臣下”的开场白:“诸卿辛劳政务,若有所思,可舒怀奏闻。”
  紧张气氛中,人们似乎都慎于言行。三省、六部、谏院、御史台的官员都看着宰执大臣的举止,宰执大臣们此刻又各有所怀。章惇等人原本就无事可奏,现时全心戒备地等待着司马光等人的发言。吕公著、李清臣不愿奏请别的事务,怕干扰今天早朝的主旨。司马光虽已奉旨于今日早朝申述罢废保甲法、募役法、将兵法的理由,但总不能一开幕就主演独唱。群臣各怀心机,造成了早朝一开始就是长时间的沉默,冷落了高高在上的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似乎对今天的早朝估计不足,长时间的沉默使她有点慌神,一时显得焦急无措。司马光被迫跨步出列,跪倒在御案前,拱手禀奏:“臣门下侍郎司马光,有一事奏请太皇太后陛下。”
  太皇太后从冷落中解脱了,高兴地说:“司马大先生请讲。”
  司马光叩头站起:“太皇太后陛下明鉴。陛下颁诏求谏,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千有余章,农民王啬等人实封诉疾苦者一百五十道。农民诉奏,决非政见所驱,实为苦情难耐。窃惟农茧者,天下衣食之源,人之所以仰生也,是以圣主重之。窃闻太宗皇帝尝游金明池,召田妇数十人于殿上,赐席坐,问以民间疾苦,劳之以帛。太宗皇帝兴于侧微,民间事因无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贵而忘之故也。真宗皇帝乳母秦国夫人刘氏,本农家也,喜言农家之事,真宗皇帝自幼闻之,及践大位,成平,景德之治,为有宋隆平之极,《景德农田敕》,至今称为精当。若非陛下大开言路,使畎亩之民皆得上封事。则此曹疾苦,何由有万分之一得达于天命!
  “保甲法的施行,民间不胜其苦。兵出民间,虽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才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闲民甚多,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不妨稼穑。自司马以上,皆选贤士大夫为之,无浸渔之患,故卒乘辑睦,动则有功。今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以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战阵,是农民半为兵也。三四年来,又令三路置都教场,无问四时,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监司,专切提举,州县不得关预。每一丁教阅,一丁供送,虽云五日,而保、正长以泥棚、除草为名,聚之教场,得赂则纵,否则留之。是三路耕耘收获稼稻之事,几尽废也……
  “募役之法,其害有五:旧日上户充役有所陪备,然年满之后却得休息,今则年年出钱,钱数多于往日陪备者,其害一也;旧日下户原不充役,今来一例出钱,其害二也;旧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作公人则曲法受赃,主官物则侵欺盗用,一旦事发,挈家亡去,其害三也;农民所有,不过谷帛与力,今日我不用汝力,输我钱,我自雇人,若遇凶年,则不免卖庄田、牛具、桑朽以求钱纳官,其害四也;提举常平司惟务多敛役钱,广积宽剩,希求进用,其害五也……
  “将兵之法,虽云‘挑选武艺高强,谙熟战阵者充任’,但在实施中,皆为宫廷供茶洒扫之辈,儿戏战场,恃宠专横,不知用将,不知爱兵,‘灵州之失’、‘永乐之败’已使将校士卒寒心矣……
  “保甲、募役、将兵三事,乃病民伤国之法,乞陛下明令罢废,以解民苦。为监察圣诏切实实施,乞除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唐淑间为左司谏,朱光庭为左正言,苏辙为右司谏,范祖禹为右正言……”
  司马光所谈保甲法、免役法、将兵法的危害,多采用农叟耕夫妻状之所述,纵然有片面之嫌,但具体,真实,生动,有着强烈的感染力,群臣都聚精会神的静听着,包括蔡确、韩缜、章惇、张璪等人。支持司马光的朝臣们已准备在司马光禀奏结束之后,以高扬的“太皇太后万岁”的欢呼声表示赞同。太皇太后,也准备在司马光禀奏完毕之后,立即予以高声恩准。
  司马光以其慷慨激昂的声音结束了他的奏请,在其支持者正要张口欢呼的刹那间,知枢密院事章惇却抢先站起,拱手出尸:“禀奏太皇太后陛下,臣知枢密院事章惇有事禀奏。”
  太皇太后正欲恩准司马光奏请的“谕旨”被堵在嘴边,她迟疑片刻,惊诧地望着章惇说:“容卿禀奏。”
  章惇并不慌张,他一开口,并未直接维护“新法”,而是向司马光“荐举谏官”的疏漏处提出质询:“禀奏太皇太后,台谏之职,在于纠绳执政之不法。司马光以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以范祖禹为右正言之奏举,恐非相宜。”
  这是向司马光的公开挑战。太皇太后感到意外:“噢?”
  章惇从容谈起:“按照朝制,谏官皆令两制以上奏举,然后由宰执进拟。请问左相蔡确大人,右相韩缜大人,司马大先生奏举范纯仁等五人任谏职之事,你们事先知道吗?”
  蔡确跨步出列:“我事先闻所未闻。”
  韩缜亦跨步出列:“我事先亦不知。”
  章惇微微一笑:“如此说来,司马大先生身为门下侍郎,虽在‘广开言路’上享有太皇太后陛下委托的全权,但在奏举谏官上却是有些侵慢朝制了。”
  吕公著情急出列反驳:“难道门下侍郎就无权奏举谏官吗?”
  章惇厉声回答:“有。奏举别人可以,奏举范纯仁、范祖禹则不可!祖宗之法有律:执政初除,亲戚及所举之人现为台谏者皆徙他官。司马大先生现为门下侍郎、副宰相,居执政之列,而众所周知,范祖禹佐司马大先生修著《资治通鉴》,相处十七年之久,为大先生门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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