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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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组后的冷战共产国际总部（共产党情报局）所在地。苏联越过铁托，试图向忠实于它的南斯拉夫的好兄弟直接呼吁，可是没有什么重大回应。斯大林此惊非同小可，典型的反应，当然便是向其他卫星政权的共产党头目们开刀，掀起一场大清算。
然而，南斯拉夫的拂袖而去，并未影响共产党圈内的其他成员。一直要到1953年斯大林死去，苏联集团才逐渐出现政治溃散的现象。等到苏联官方也开始对斯大林大肆抨击，并于1956年在苏“二十大”上也对斯大林谨慎地试探评判之后，这个现象更为明显。攻击的内容，虽然仅对苏联国内一群极少数的听众发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讲，对外国共产党一律保密——可是苏联政治已告分裂的风声，不久便传到外面。此事在苏联控制的欧洲地区，立即引起了回响。不到几个月，由波兰改革派共产党组成的新领导班子，为莫斯科当局平和接受（也许是中国忠告之故）。匈牙利却爆发了一场革命。改革派纳吉（imre－nagy）宣布结束一党统治，这项主张苏联也许可以容忍，因为苏联自己内部对此也意见不一。可是纳吉的动作太过火，竟然同时宣布匈牙利从此中立，退出华沙组织。此举苏联可绝对不能容忍，1956年11月，匈牙利革命被俄国军队大举镇压平息。
苏联集团发生的这场内部大危机，却不曾为西方联盟趁火打劫（只不过趁机大肆宣传而已），证明东西双方关系的稳定，两边都心照不宣，接受了彼此的势力范围。50和60年代间，除了古巴以外，全球各国均不曾出现过任何足以扰乱这种微妙平衡关系的重大革命变化。
政治层面既被牢牢控制，其与经济之间的发展便也难于分野。因此在波兰和匈牙利，人民既已清楚表示，对共产主义缺乏热情，政府就不得不在经济上作出让步。波兰重新解除了农村的集体化政策，虽然此举并不见得提高该国农业的效率。最重要的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势力，在冲向工业化的大浪中获得极大的强化，同时也被政府所默认。说起来，1956年一连串发生在波兹南（poznan）的事件，就是因工业化运动造成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80年代末期团结工会的最后胜利，波兰的政治经济动态，都处在那无可抗拒的力量（共产党政权），以及那无法制服的工人阶级的对峙中。一开始并没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最终终于组成一般古典式的劳工运动洪流，并与知识分子结为联盟，最后并发展成政治运动，正如马克思的预料一模一样。可惜的是，马克思门徒不禁哀叹，这场运动的意识形态非但不反对资本主义，反而掉过头来倒打社会主义一枪，减轻政府对基本生活成本的大量津贴负担。于是工人便起来罢工，最后往往在一场政治危机之后，由政府让步打消此意。至于1956年革命被镇压之后的匈牙利，苏联在该国设立的领导阶层，倒具有比较真诚并有效果的改革。首先，卡达尔（janos kadar，1912－1989）有系统地将匈牙利政权进行自由化的改革（多半也有苏联重要人物的默许），并与反对势力讲和。于是在实际上，在苏联许可的限度之内，不费一兵一卒，完成了原先1956年的革命目标。就这一点而言，直到80年代，匈牙利可以说相当成功。
可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展就完全两样。自从50年代初期凶残的清算风暴结束之后，人民变得政治冷淡，不过却小心翼翼，开始试着解除斯大林套上的箍咒。进入60年代下半时期，这一发展如雪球般加速扩大（包括共产党内的斯洛伐克人），为党内提供了潜在的反对力量。1968年党内发生政变，当选党的书记的是斯洛伐克人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因此也就不足为奇。
但是另外一个不同的问题，即经济改革刻不容缓的重大压力，以及如何在苏维埃式的体系里，注入一点理性和弹性，在60年代也成为难以抗拒的洪流。我们在以下将会看见，这种感觉，此时普遍感染了整个共产党集团。经济上解除中央极权，这项要求本身虽然不具政治爆炸力，可是一旦与知识解放甚至政治解放的呼声相结合，就立刻变得极具爆炸性了。在捷克斯洛伐克，这项要求的呼声尤其强烈，一方面固然由于斯大林作风在捷克实行得特别残酷且长久，再一方面也因为眼前政权的真相，与自己心中依然保存的理想差距太大，令许多共产党员感到心惊不已（这种感受尤以党内知识分子为强烈。当初纳粹统治前后，共产党的确拥有过民众的真心拥戴）。正如许多被纳粹占领过的欧洲地区，共产党曾是地下抵抗运动的核心，吸引过多少年轻的理想分子，他们的奉献承诺，在那时候是一种多么无私的保证。希望的明灯，加上可能面对的苦难与死亡，除此之外，一个人在加入共产党时（就像笔者一位友人，于1941年在布拉格参加共产党时的心情一般），难道还会有其他什么期望吗？
一如常态，改革的动力往往来自上层——即来自党内，其实看看各共产党国家的结构，这种情况根本无法避免。1968年“布拉格之春”（prague－spring），在政治文化动荡骚乱的先导之下，与当时全球性学生运动同时爆发（见第十章）。这一场全球学生运动，属于极少数能够跨越地理阻隔及社会阶级鸿沟的事件。于是从加州、墨西哥，到波兰、南斯拉夫，各地同时发动了多场社会运动，多数以学生为中心。捷克斯洛伐克当局的“行动纲领”，本来是否会为苏联接受，很难论定，不过它当时试图由一党独裁转向多党民主的举动，的确相当危险。东欧苏维埃集团的凝聚力量（恐怕甚至连其基本存在在内），都似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布拉格的春天”，愈发暴露并进而深化了这道内部裂痕。一边是缺乏群众支持的强硬派政权（比方唯恐捷克斯洛伐克的影响，将导致自己国内也趋不稳的波兰与东德），它们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批评甚激；另一边则是为多数欧洲共产党、并为改革派匈牙利人热烈支持的捷克斯洛伐克民众。后者的支援力量，尚来自集团之外，包括南斯拉夫有铁托领导的独立共产党政权，以及1965年来以齐奥塞斯库为新领导的以民族主义立场与莫斯科渐远的罗马尼亚（但是对于国内事务，齐奥塞斯库却与共产党改革派完全背道而驰）。铁托与齐奥塞斯库均曾访问布拉格，受到当地民众英雄式的欢迎。此情此景，是可忍孰不可忍，莫斯科内部纵有分歧迟疑，也决定当机立断，以武力推翻布拉格的政权。苏联此举，为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际共运划上了句点——其实它早已于1956年出现裂痕——但是也帮助苏联集团再度苟延了另一个20年。不过从此开始，它的结合只能在苏联军事干预的恐吓之下勉强存在。在苏联集团的最后20年里，甚至连执掌政权的共产党领导人，也对自己的作为失去了真正信仰。
与此同时，独立于政治事件之外，对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要求，变得更为刻不容缓。就一面而言，非社会主义的发达经济在此时开始突飞猛进，繁荣景象前所未见（见第九章），愈发加深两大体系之间的差距。这种现象，在一国之内两制并存的德国尤为明显。就另一面而言，原本直到50年代一直领先西方的社会主义经济，此时却明显地开始落后。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由50年代5．7％的年增长率（几乎与1928－1940年间头12年的工业建设同速），一路下滑，先降为60年代的5．2％，70年代前半期的3．7％，以及后半期的2．6％，到戈尔巴乔夫掌权之前的5年（1980－1985年），已经陷入2％的深谷（ofer，1987 p．1778），东欧国家的记录同样悲惨。为了使系统变得比较有弹性，60年代，苏联集团各国纷纷开始进行改革的尝试，基本上是解除中央全盘计划的手段，甚至连柯西金为总理的苏联也不例外。可是除了匈牙利外，一般都并不特别成功，有些甚至起步维艰，毫无成效。或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由于政治上的理由，根本不让实行。至于社会主义大家庭内的独行侠南斯拉夫，出于对斯大林主义的敌意更一举废除了中央计划型的国营经济，在70年代进入一段茫然不定的新时期，东西双方，已无人再对“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抱有任何期待，人们都认定它绝对不可能迎头赶上非社会主义的经济了——而且，恐怕连并驾齐驱都难办到。不过当时，虽然张望前路，道上云雾似乎比以前为多，但是短时间内，似乎也无足堪忧。然而，不久这个状况就要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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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天崩地裂 第十四章 危机二十年
生小 说＋网
前些日子，曾有人问我对美国的竞争力作何看法。我答复道，这个问题根本不在我的考虑之列。我们“国际收银机公司”（ncr）的人，只把自己看作一个在国际上竞争的公司，只是本公司的总部刚好设在美国而已。
——谢尔（jonathan schell，ny newsday，1993）
特别令人感到痛楚的是，（大量失业的）后果之一，可能会造成年轻人与社会上其他部分日渐疏远。根据当代的调查显示，年轻人还是愿意工作，不管工作多么难找；他们也依然希望建立一番有意义的事业。更广泛地说，如果未来这十年的社会，不但是一个“我们”与“他们”渐行渐远的世界（这他我之别，大致上代表着资方与劳方之分），而且更将是一个多数群体本身也日趋分裂的世界。即工作人口之中，年轻及保障较不足的一群，与经验较多保障较全的另一群人，彼此之间极为不合。这样一个社会，当中一定会有某种危险存在。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秘书长英维斯汀 （investing 1983，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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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危机二十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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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后的20年间的历史，是一页世界危机重重，失去支点大举滑落入不安定的历史。但是一直要到80年代，世人才明白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当年的基石已经粉碎，再也不能成形。直到世界的一部分全面倒坍之后——即实际“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苏联与东欧集团——这股危机的全球性方才为人认识。在此之前，发达的非共产党地区自然更不承认危机的存在，多年来，众人都仍将每一回的经济难题，称为过渡性的“景气萧条”（recession）。半个世纪以来，令人联想起大灾难时期的“不景气”（depression）和“大萧条”（slump）二词，于是成为至今犹未完全解禁的禁语。更有甚者，只要提一下这个字眼，就可以使人不寒而栗，唤回当年那个恐怖的阴魂。甚至当80年代的“景气萧条”是“五十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时，连这句话也小心使用，不敢直指那段相对照的时期——即30年代。（广告人的文字魔术，已经被人类文明提高为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一环；可是文明本身，如今却陷落在它自己这个专长构筑幻境的机制之中。）只有到了90年代初期，才有人敢开始承认（如在芬兰），目前的经济难题，确实比30年代还要糟糕。
就许多方面而言，这种情形实在令人困惑不已。为什么世界经济变得不再稳定？正如经济学家的观察一般，各项有助经济稳定的因素其实比前更强——虽然一些自由市场国家的政府，如美国的里根与布什、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与她的后继者，试图将其中几项因素的力量减弱（world economicsurvey 1989，pp．10－11）。旧有大量生产制度中的一大关键所在——即难于控制的“存货周期”（inventory cycle）——在电脑化的存货管理以及更好更快的通讯传输下，影响力已经大大降低。如今生产线上可以配合需要变化，随时调整产量：扩张期“刚好赶上”（just in time）大规模地生产，缩减期“原地不动”静待存货销清。这项新方法是由日本人首先试行，并在70年代科技的帮助下成为事实。其宗旨是减少存货，只需生产足够数量，“刚好赶上”经销商的所需即可。总之，生产能力的弹性大幅度升高，随时因应需求变化，在极短的通告之下灵活调度。这不再是一个亨利·福特，而是贝纳通（benetton）的时代。与此同时，政府开支之大，以及名列政府支出项目下的私人收入——社会福利金及救助金等“移转性支付”（transfer payments）——也有助于经济的稳定。前述两项政府开支的总和，如今已高居国内生产总额的三分之一。如果说，在这个危机时代里有什么东西上涨的话，恐怕就数这两项了。单是失业救济、养老金，以及医疗费用的增加，就足以推动它们的上涨。这个危机时代，一直延伸到短促二十世纪末期。我们大概得再等上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