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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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在摇滚歌迷和激进学生汇集的美国疯狂两岸，吸食毒品与示威抗议往往似乎是不可分离的事物。
各种行为的解禁，社会规范的松弛，不但愈发推动种种此前被视为禁戒行为的实验与频率，也大大地增加了这些行为的曝光率。因此在美国，即使在一向带动全美风气的旧金山和纽约两地（两地又相互影响），公开从事同性恋的次文化，到60年代方正式公然露面。至于其蜕变为一股政治压力团体的气候，则到70年代才形成（duberman et al，1989，p．460）。种种激烈变化，其中最大意义在于有形无形之间，推翻了长久以来根深蒂固于社会和历史当中，经由社会规范、传统、禁令所传达、认可、象征的人类伦理关系。
更有甚者，这股推翻旧秩序的力量，不来自任何一股条理井然的社会新秩序，虽然有人觉得必须正名，硬把功劳归在“新自由意志主义”（new libertarianism）名下。其中真正的动力，是来自个人欲望巨大无比的自律力量，其假定是建立于一个人人自我规范的个人主义世界推展至极限的境地。传统禁令的叛逆者对人性的假定竟然与消费社会的理论基础如出一辙，至少对于人类心理动机的看法，他们与出售货物劳务者极为一致。后者认为，最有效的办法，便是攻心为上。
根据这个共识，世界上数十亿芸芸众生的存在，均是基于其个人欲望的追求。这些欲望，包括了各式各样在以往被禁止被反对，可是在现在都一一被社会允许并存在的大小欲望——如今被默许的原因，非因道德的解禁，却由于世人心中充满了它们。直到90年代，官方均不再试图将毒品合法化，而继续以不同程度的刑罚加以禁止——虽然效率始终很差。60年代开始，市场上对可卡因的需求量突然大增，尤以北美的中产阶级需求最大，此风其后也迅即传至西欧。这股趋势，跟不久前海洛因在劳动阶级中流行的现象极为类似（也以北美为主要市场）。贩毒的暴利，首次使得作奸犯科变成大手笔经营的大事业了（arlacchi，1983，pp．21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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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文化革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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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期的文化革命，是一场个人战胜社会的革命，换言之，是一场打破了人类与社会交织的纹理的革命。长期以来，社会的纹理不但界定了人类之间真正的关系与组织形态，也决定了人类关系的一般规范，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对待的预期行为模式。社会中人的角色，虽然不一定正式以成文规定，但事先都有脉胳可循。因此，一旦旧有的行为成规被打破或失去其理性基础，人的心中便感惶惶不安无所依凭。上一代熟悉这套法则，如今深感所失；下一代不谙人事，只知道眼前这个变调社会。两代之间，自然难以沟通理解了。
在这种变异的氛围之下，自然便出现了80年代一位巴西人类学家笔下的冲突情境。通常作为一名巴西中产阶级的男性，在其强调荣誉与羞耻心的传统地中海文化熏陶教化之下，面对现代社会日渐增多的抢劫强暴事件，照理，身为一名绅士，他应该宁死也会挺身保护自己的女友或钱包。而一名淑女，也应宁死不屈，绝不愿遭到这种“比死还更可怕”的厄运。但是到了20世纪末期大都市的生活现实里面，任何抵抗恐怕也挽回不了女子的“名节”与口袋里的钱财。于是最理性的处理方式，便是屈从听命，以免激怒了盗匪，反而会使恶人真正出手伤人，甚至致人于死。至于妇女名节，所谓婚前保持处女之身，婚后矢志贞节不二，在20世纪80年代受教育被解放的男男女女当中，在他们对性行为所持的假定及现实的行为之下，名节与否，到底又是在为什么而持守呢？但是正如人类学家的研究显示，尽管在新思想新道德的冲击之下，这一类经历依然使受害人创巨痛深，在心头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即使是其他程度比较轻微的遭遇，也往往带来精神上的不安与折磨——比方一般非暴力性质的正常性交等等。旧的规范就是再不合理，一旦不存，取而代之者也不一定就是某种合理的新秩序，既无法则，又缺乏共识，反使众人惶惶不可终日。
所幸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类社会里，旧有的社会纹理与成俗，虽经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史无前例的动荡变革，虽有损毁，却尚未完全解体，不可不谓人类大幸。旧秩序脉络的存在，对贫苦人尤其重要，因为亲族邻里的济助扶持，是人在变动世界中生存成功不可或缺的助力。在第三世界多数地区里，亲族邻里的网络更是一切资源的汇集，包括信息的提供、劳力的分工、人力与资本的共同来源、储蓄功能的机制，以及保障社会福利安全的合作系统。事实上，若除去家族之间亲密的合作关系，地球上某些地区的经济成就范例——如远东一带——恐怕根本无法解释。
在比较传统的社会里，由于新时代企业经济的成功，旧有基于不平等关系建立的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因而遭到破坏，一方面是因为如今机会均等，人人可以力争上游，另一方面则出于原有不平等结构引为倚仗的理论基础已遭蚀损。因此在过去，家财万贯放浪形骸的印度王侯，向来可以为所欲为尽情享受，不担心臣民觊觎或憎恨（正如英国皇家拥有纳税豁免权从来无人质疑，一直到90年代才改变）。因为王公贵族属于并代表了社会阶级中——甚或宇宙间——的特殊角色；他们的地位身份，被人以为是维护安定其王国不可或缺的力量及象征。在稍微有点出入的类似情况下，日本企业大亨所享有的特权及豪奢，也同样比较不为人所非议。只要他们拥有的荣奢并非专拨其个人享用，而是跟随着他们在经济社会中扮演的功能角色附带而来即可。就像英国内阁成员的轿车、官邸等特权享受，是属其职位而非个人，一旦去职，不出数小时内这些豪华物品也随其职务而去。日本的财富分配，其贫富不均处事实上远不及欧美社会严重，可是80年代日本在经济大繁荣之下，个人财富累积之巨，以及毫无隐讳地招摇展示，却使日本有钱人生活水准的高级现象，及其与一般日本国民之间的对比愈显突出——日本人民的生活条件，远逊于欧美——这种强烈对比的印象，即使在远处遥观也可以深刻感受到。其中原因，或许是由于有史以来，日本大众第一次开始认为日本有钱人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已经不足以保障他们理所当然的特权享受之故。
至于西方，数十年的社会革命造成了影响更为深重的大破坏。其极端之处，可以从西方对意识形态的公开讨论中一窥究竟。尤其是那不经深思熟虑，缺乏任何分析深度，只因众人作如此想使公开宣示中更可一见。信手即可拈来的例子，就是曾在女权主义者圈中流行一时的一项主张，认为妇女的家务劳动，也应该以市场价格估算（必要时甚至该以此为准付酬）；或以极其抽象兼且毫无限制的个人“选择权利”为由（所谓个人，是指女性），主张堕胎改革一事的正当性。而新古典经济学派（neo…classical）的势力无孔不入，在西方世俗社会中愈发取代了神学的传统地位，加以在极端个人主义倾向的美国法律影响之下（美国文化霸权自有推波助澜之功），诸如此类的言论更受到鼓励，愈发甚嚣尘上。甚至连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都为其提供了政治言论的出口，她曾说过：“只有个人，没有社会。”（there is no society，only individuals．）
理论固然偏激，实际作为也毫不落后。70年代，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社会改革家，见到精神病患者及弱智者在病院受到的可怕对待，惊骇之余，发起运动，尽量将患者从隔离中解放出来，改由“社区邻里来照顾他们”。可是在西方社会的都市里，如今已经没有共同生活扶助的社区邻里挑起这个责任了。家族关系也荡然无存，谁也不认识这些被人遗忘的可怜人，于是只有像纽约一类的街头，收容这些社会的弃儿，大街小巷，充斥着无家可归的流浪人。每日自言自语，乞讨为生，一只破塑料袋，便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如果运气不好（也许可以算作运气好，看你从哪一个角度而言），总有一天，他们会从当初赶他们出来的医院迁到监狱里去。而在美利坚，监狱已成了美国——尤其是美国黑人——社会问题的主要收容所。1991年，高居全球比例第一的美国监狱囚犯——每10万人中便有1人在狱中——据报告有15％为精神病患者（walker，1991；human devel opment，1991，p．32，fig．2．10）。
新道德标榜的个人主义，对西方传统家庭以及组织性的宗教体系造成了最大的破坏，两者皆于20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时期严重崩解。过去将罗马天主教社会结合在一起的凝聚力量，如今以惊人的速度裂为碎片。终60年代，加拿大魁北克（quebec）地区的弥撒人数，由80％骤降为20％；该地法裔加拿大人传统上偏高的出生率，也一降而竟低于加拿大的平均数（bernier／boily 1986）。女性的解放运动，或更明确一点，女性对节育一事的要求，包括堕胎及离婚的权利，更在教会与作为19世纪教会信徒主干的女性之间，划下最为深刻的裂痕（见《资本的年代》。这个歧异不和的现象，在天主教国家如爱尔兰、教皇自家门内的意大利，甚至在共产主义失势后的波兰，都一天比一天更为显著。献身神职或其他宗教形式生活的人数，连年锐减；真心或表面愿意信守独身圣洁的人，也一日少于一日。简言之，不管其中转变是好是坏，教会对信徒道德物质生活的辖制权势大减；教会对道德与生活设下的戒律，与20世纪后期人生的行为现实之间，有了一道深邃的黑洞。至于其他对信徒支配力一向不及天主教的西方各教会，甚至包括某些古老的新教教派在内，其数量势力之衰退更为迅速。
从物质观点而言，传统家庭凝聚力松弛之下所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我们都知道，家庭不仅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更是社会合作的经济机制，是维系农业社会，以及早期工业经济（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主力。因为19世纪末期，资本尚未大量集中；而现代大公司组织前身的大型企业，即那只将要在市场活动上补充亚当·斯密那只“无形之手”的“有形之手”（chandler，1977），当时也还没兴起，因此社会上缺乏一股“不具个人性”的资本企业结构。可是家庭之所以在经济活动上扮演着主要角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当时的市场，依然缺乏任何一个私有利润制度作业中不可或缺的主要成分，即对权利义务的信任——或其法律的化身，合同执行力的保障。这方面的工作，在过去一向需要靠国家（17世纪主张个人主义政治学说者，对此知之甚详），或亲族社区的力量来完成。因此国际贸易、银行金融、在远地的操作经营涉及的巨大利润及高度风险，往往得靠家族方式的结合始能获得成功，若由具有共同宗教团结意识的群体进行则更佳，如犹太人、教友派信徒（quakers）、胡格诺教徒（huguenots，编者注：法国加尔文派教徒之称）等等即属此例。事实上即使到了20世纪后期的今天，这一类的关系组合，依然是犯罪组织不可缺乏的要素，因为黑社会集团经营的生意，既属违法，自然便没有法律来保护或保障它的合同契约，唯一可以信任者，只有家族的关系及死亡的威吓。黑社会组织中最成功者，首推卡拉布里亚（calabria）黑手党，其成员就包括一家数名兄弟在内（ciconte，1992，pp．361…362）。
时移势迁，非经济性群体的密切团结逐渐受到破坏，其中的道德关系也随之不存。固有道德体系存在的时间，也比资产阶级工业社会为早，已被接受成为其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然而如今旧有的道德词汇，凡权利责任、相互义务、罪恶美德、牺牲奉献、良心道德、奖赏处罚，种种处理定义人际社会关系的观念，已经无法再转译为满足新时代人类的新语言了。一旦这些观念制度不再被人视为规范社会秩序的方法，不再能保证社会合作及社会生命的延续，它们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规范组织能力也就消失于无形。它们的身价一落千丈，从制约社会行为的真实力量，缩减成为个人观点的选择抒发，最多也只能要求法律承认其所占有的至高意义。生活之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期性。社会人生的罗盘针上，不再指向永远的北方；地图地标，也一无所用。60年代开始，茫然无主的现象在多数发达国家愈为显著，促成各种五花八门新理论的诞生。从主张极端市场开放的自由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形形色色不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