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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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知识圈内如此。因此就这个层面而言，男女之间，最后总算平等相对待了。
在发达国家里，属于中产阶级的女性主义，以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为对象的女权运动，最终开始向外扩散，成为一个涵盖面更为广泛的呼声，那就是“妇女的解放”，至少是“妇女自我认定”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早期的中产阶级女性主义，对象面纵然狭窄，有时并不能直触西方社会上其余女性关心的焦点，但是它毕竟为所有女性提出了她们共同关心的议题。社会的动荡，触发了种种道德、文化上的大革命，造成许多社会及个人行为习俗的大变革，妇女课题也随之变得日益紧急。在这场空前未有的文化革命中，妇女扮演的角色非同小可；因为这关系着，并标志着传统家庭形式定义的变化。而妇女，一向就是家庭最中心的成员。
下面，我们便来看看这是一场怎样的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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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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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carmen maura）在片中扮演一名接受过换性手术的男子，由于与他／她的父亲有过一段不快的异常关系，因此对男性绝望，改而与另一名女子建立了女同性恋（我猜想）的关系，后者由马德里一位有名的性错乱男扮女装者所扮演。
——保罗柏曼，《村声杂志》影评（village voice，1987，p．572）
示威行动之成功，不在动员人数之多寡，而在其吸引媒体注意的强度。只要有50名聪明家伙造声势成功，在电视上有5分钟的报导，其政治效果，不下于——也许稍微有点夸张——50万名的示威群众。
——波笛尔（pierre bourdieu，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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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文化革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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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文化革命的最佳途径，莫过于从家庭与家族关系入手，也就是从性别与世代的角色结构上着眼。虽然在多数社会里面，人伦与两性关系，对各种骤变的抗拒性极强，但是也非一成不变。此外，世界各文化的外表虽有不同，但是一般而论，在广大地区之内，基本模式都大同小异。不过也有人认为，就社会经济和科技层面而言，在欧亚大陆（包括地中海左右两岸）与非洲其余地带之间，却有着极大的差异（goody，1990．xvii）。因此如一夫多妻之制，虽说几乎已经在欧亚大陆全然绝迹（除某些特权团体和阿拉伯世界），却依然在非洲大陆方兴未艾，听说其中四分之一以上的婚姻，属于多妻制的婚姻关系（goody，1990，p．379）。
话虽如此，人类种族虽多，却依然有几项共同的特征，比如正式婚姻制度的存在，以及依此享有与配偶进行性关系的专属特权（所谓“好淫”，是全世界共同声讨的莫大罪行）。此外尚有婚姻关系中丈夫对妻子（“夫权”）、父母对子女，以及长辈对晚辈的优势支配地位；家庭组合包括数位主要成员等等，诸如此类，都是人世间四海皆有的现象。不论亲族关系网涵盖的亲疏远密，不论其中相互的权利义务复杂单纯，基本上，内层都存在着一种核心的同居关系——也就是一对夫妻加上子女——即使在外层大环境里，一同生活的家族或群体比此为大。一般以为，核心家庭是在资产阶级和各种个人主义思想兴起的影响之下，才于19－20世纪逐渐脱离原有较大的家庭与亲族单位，进而演变成西方社会的标准形式。其实这是对历史的认识不够，对工业时代之前的社会合作关系及其理论基础更有着极大的误解。核心家庭之存在，不始于现代工业社会，即使在具有标准共产性质的社会制度里面，如巴尔干半岛斯拉夫国家实行的所谓“共同家庭”（zadruga），“每位妇女勤劳操持的对象，均以家庭为最狭窄的定义，即其夫其子。除此之外，她们才轮流挑起照顾邻里大家庭中未婚者及孤儿的责任。”（guidetti／stahl，1977，p．58）。诚然，核心家庭存在的现象，并不表示外围的亲族关系便也大同小异。
然而到了20世纪的下半期，源远流长的核心式基本安排，开始有了剧烈的改变，尤以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为烈（不过即使在西方世界，各地分布也呈不一之势）。英格兰和威尔斯，可列为变化最剧的特例——1938年时，每58桩婚礼中，只有一对以离婚收场（mitchell 1975，p．30－32）；到80年代中期，每二点二对新婚夫妇就一对分手（un yearbook1987）——这股趋势，在自由放任的60年代开始加速；70年代结束，前述两地的已婚夫妇，每千对便有十对上离婚，其数字为1961年的5倍（social trends，1980，p．84）。
这个现象自然绝不限于英国一地。事实上，在一些传统道德具有强烈约束力（如天主教）的国家里面，其中改变愈发显明。在比利时、法国和荷兰三地的离婚率数字（每千人中的年离婚数）于1970－1985年15年间，几乎跃增3倍。更有甚者，即使在一向对这一类束缚限制较轻的国家，如丹麦、挪威，同时期的离婚率也增加近两倍。西方人的婚姻，显然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转变。根据7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某家妇科的病历记录显示，前往就诊的妇女之中，“已婚者显然大为减少，生育意愿也大为降低……对两性之间的关系适应，显然也有态度上的改变。”（esman，1990，p．67）由这个横断面看到的女性新现象，即使回到离当时10年之前的加州，恐怕也难找到。
独居者的人数，也开始直线上升（即没有配偶，也不为任何较大家庭成员的人）。本世纪前三分之一时期，英国独居人数一直保持不变，约居全国总户数的6％，之后便开始缓缓增加。但是从1960年开始直到1980年，20年间，独居比率竟由12％一跃而为22％。到1991年，更高达全国总户数的四分之一（abrams，carr saunders，social trends，1993，p．26）。在西方许多大城市里，独居人口甚至占其总户数的半数。反之，传统的西方核心家庭模式，即由已婚的父母带着子女同住的家庭，显然呈败落之势。在美国一地，核心家庭的比例，20年间（1960－1980年）由44％猛降为29％。在瑞典，80年代中期出生的婴儿，几乎有半数是由未婚妈妈所生（worldswomen，p．16），核心家庭比例也由37％降至25％。甚至在其他于1960年时犹有半数为核心家庭的发达国家内（加拿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荷兰、英国），到了1980年，核心家庭的比例也剧降，变为绝对的少数。
就某些极端的例子而言，甚至连核心家庭名义上的典型模式地位也失去了。1991年时，全美58％的黑人家庭，是由单身妇女撑持门户，70％的黑人儿童，由单身母亲生养。相较于1940年的数字，全美“非白人家庭”之中，只有11．3％是由单身母亲主持，甚至在城市里也只占12．4％（franklinfrazier，1957，p．317）。甚至在1970年，也只有33％而已《纽约时报》，1992年5月10日）。
公众对性行为、性伴侣及生殖关系看法的巨大改变，与家庭危机有着极大的关系。这方面的变化，可分为正式与非正式两方面，两者中的重大转变，都有确定的年代可考，并与60和70年代的社会变动相始相生。从正式的改变看，这是一个两性关系大解放的年代，不论是异性关系（主要是就女性自由而言，过去一向比男性少许多），还是同性恋者，以及其他各种形式性观点的非传统文化，都大大地解脱桎梏。英国绝大多数的同性恋行为，于60年代下半期开始，不再构成犯罪理由，比美国稍迟几年——伊利诺斯州是美国最先对鸡奸解禁的一州，于1961年判为合法（johansson／percy，p．304，1349）。即使在天主教的意大利，也于1970年宣布离婚为合法，并于1974年以公民投票再度认定。1971年，避孕药物及生育控制资料在意大利开始合法销售，1975年，新家庭法取代法西斯时期以来一直残存的旧法律。最后，1978年堕胎正式变为合法，1981年全民投票加以确认。
随着法令日益的宽大，一些原本被列入禁止的行为，如今实行起来自然更为方便，获得的宣传效果因而也非同小可。可是在法令与日益松弛的性关系之间，与其说前者造成后者的解严，不如说后者追认这股新氛围的存在。1950年时，只有1％的英国妇女曾于婚前与未来的丈夫同居过一段时间；80年代初期，这个数字跳升为21％（gillis，1985，p．307）。可是不论多少，未婚夫妻同居与否，都跟当时的立法没有任何关系。以往三令五申视为禁律的行为，现在不但被法律及宗教所许可，同时也为风俗道德并邻里议论所接受。
种种潮流，当然并末以均等的程度向全球流动。虽说凡在准许离婚的国家，其数字都有上升（这是假定以正式形式解除婚姻的行为，在各国都具有同样意义而言），可是婚姻制度本身，在某些国家却特别地不稳定。80年代，凡罗马天主教会的（非共产党）国家，婚姻制度均比较安定。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的离婚率，甚至连拉丁美洲在内，都较一般为低。甚至在以世故自诩的墨西哥和巴西，前者每23个婚礼中，也仅有一对离婚；后者更低，为33：1（不过古巴更低，为40：1）。此外尚有亚洲的韩国，以其经济发展之速而言，婚姻观念可说依然出奇保守（11：1）。日本更奇，甚至到了80年代，离婚率还不及法国的四分之一，比起随时准备离婚的英美两国男女，更有天壤之别。即使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离婚数字高低也依国情不同，不过一般均比资本主义国家为低。其中只有苏联与众不同，倒是一大例外：苏联人民急于打破其结婚誓约的心理，仅次于美国（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9，p．36）。各国变化程度不一，倒不值得人们大惊小怪。但是同一种变化，却能跨越国界、普遍渗透“现代化”世界的现象，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探讨的课题。其中最惊人的现象，莫过于全球的大众通俗文化，或更确定一点，其中的青少年文化，所展现的面貌类似、精神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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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文化革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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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离婚、非婚生子女、单亲家庭（绝大多数是单身母亲）泛滥的现象，显示着两性之间的人伦关系陷于危机；那么全球各地兴起的一股青少年强势文化，则指向世代之间人伦关系的重大转变。青少年作为一支具有强烈自我群体意识的族群，年龄层从青春期发育开始一直到25岁左右，已经发展为一股独立的社会动因——发达国家少年男女的青春期萌动，更比上几代提早数年（tanner，1962 p．153）。60和70年代最惊人的政治现象，就是这一年龄层的社会总动员。在政治意味比较没有那么浓厚的国家，这一代为唱片业带来了巨大财富；75％～80％的总出片量——总而言之就是摇滚者音乐——全部被14岁至25岁之间的消费者买去（hobsbawm，1993，pp．28，39）。60年代，各种文化异议边缘分子期待的政治激化现象，也由这个年龄层的男女一手包办。向下他们排除儿童，甚至连青年期也一概抹煞（对他们来说，青年期之意，即意味着还不太成熟的半成人）；向上除了几位大师级人物尚能豁免之外，更完全否定30岁以上众人的一切人性地位。天地之间，唯我族群独尊。
各地激进极端的青年男女，除了在中国是由年迈的毛泽东领军之外（见第十六章），其他都是由同龄的群体带队。当时覆盖全世界的学生运动浪潮，更是如此，即使连学生运动引发的工人事件，如1968－1969年间法意两国的工潮也往往由青年工人发起。也只有从来不曾有过半点实际人生经验的年轻人，才会提出如1968年巴黎五月工潮和意大利次年“炎热的秋天”那般大胆可笑的口号：“我们什么都要，而且现在就要！”（tutto e subito）（albers/goldschmidt/oehlke，pp．59，184）。
青少年作为追求“自治”地位的新族群，一个单独成立的社会阶层，更因某种现象，大大扩展其象征意义。其象征意义之丰富，可说自19世纪初浪漫时期以来所未有：英雄的年轻岁月，与其肉体生命同时终结。这种生命倏忽的英雄形象极为普遍，在50年代便以早逝的歌星詹姆斯·迪安（jamesdean）开其端。其后成为青年文化宣泄口的摇滚乐坛，更找到标准的理想象征：巴迪·霍利（buddy holly），贾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滚石乐团的布赖恩·琼斯（brian jones），鲍勃·马利（bob marley），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以及其他多位广受崇拜的偶像人物，都成为早夭生活方式下的牺牲者。他们的死亡，之所以沾染上浓烈的象征气息，是因为他们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