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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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分奘歉隼庵猓湔侥甏槐硎菊秸驯煌场４�1948…1989年，此起彼落，人世间难得有一年安静而没有重大冲突。不过，大小冲突多少都在控制之下，或迅即扑灭，因为人人都害怕一发不可收拾，引发超级大国之间一场公开大战——即核战争。原属英国保护国的波斯湾石油富国科威特（1961年独立），多年来紧邻的伊拉克一再对其重申领土主张。可是这项多年宿怨，却一直要到波斯湾不复成为超级大国争权的爆发点后，方才付诸行动，爆发成一场大战。回到1989年之前，作为伊拉克军火厂的苏联，一定会强烈反对巴格达（baghdad）在此地区采取任何贸然行动吧。
各国内部的政治情况，自然不及国际情势那般暂时冻结，不过在大体上纵有变动，也不改其向超级大国之一靠拢的主要方向。美国是绝不容许意大利、智利、或危地马拉的政府内有任何共产党或亲共人士。同样地，若有小老弟不听指挥，苏联也绝不轻易放弃派兵教训的机会，看看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遭遇便知。诚然，对于麾下友好附庸政权的多元及多样性，苏联的容忍度远较美国为低，可是它对这些国家的控制能力，也同样逊于美国。甚至早在1970年之前，苏联老大哥对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中国三位老弟的所作所为就已经完全失控了。对于古巴和罗马尼亚两国领导人个人色彩极其强烈的作风，它也不能不退让三分。至于其他第三世界的大小国家，虽然由苏联供给武器，并与其一同憎恨美帝，但舍此共同利益不谈，苏联也毫无任何真正的控制力量可言。各国之中，甚至没有几国愿意在国内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但是在两极对立及反帝国主义的逻辑下，再加上权力斗争、政治势力、贿赂收买等几项因素的相互运作，敌我双方阵营对峙的局面多少还保持着稳定的状态。除中国外，若非内部发生革命，世界上没有一个重要国家曾经倒戈向敌方靠拢。而革命，依照美国在70年代的经验，往往非两个超级大国可左右。与美国的联盟关系，虽然令诸友邦日感掣肘，并在政策上窒碍难行〔1969年东进政策（ostpolitick）事件，德国政府即深受其苦〕，可是它们也始终不曾打过退堂鼓，脱离这个令人感到日益棘手的合作关系。因此一些力量薄弱。政局不安、毫无防御能力的国家靠冷战之赐，竟然也莫名其妙地在夹缝中生存下来。这些小国，置身于国际丛林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原本恐怕根本没有生存的机会——红海与波斯湾间，便充斥着这一类的弱国小邦——原子弹蘑菇云的恐怖阴影，不但保障了西欧民主自由国家的生存，附带也使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之类的政权有了苟活的机会。小国存在的最佳时机，就是冷战年代——因为冷战过去，原本暂时获得解决，或一时束之高阁的种种问题立刻重上台面，无可逃避了。
再其次，多年不断的军备竞赛、冲突之下，世界因冷战贮存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军火。40年来工业大国竞相加强军备，以防随时可能爆发的大战；40年来超级大国在全球拼命发放军火，争取同志笼络友人。更何况40年来所谓“低强度”（low lntensity）的战祸不断，偶尔更引发了几场规模较大的重要战争。军火充斥全球是当然后果。于是以军火工业为导向的经济体系，或国防工业在其中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国家，自然忙于军火外销的经营。因为此中不但有可观的经济利益，至少也可以让本国政府感到心安理得，证明其天文数字的军事预算并非全然浪费，毕竟也有其经济价值。全球各地突然兴起的一股军政府浪潮（见第十二章），更提供了难得的大好市场。加以自油价革命以来，地表底下的黑金，忽然为第三世界的苏丹酋长们带来以前做梦也难以想象的巨大财富，自此军火业不但有超级大国培植，更有石油暴发国家的钞票喂食。于是不分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日走下坡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纷纷投入军火出口。因为除此之外，它们实在没有任何足以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重要产品。“死亡交易”的内容，不仅限于唯有政府才能负担的重型军火，随着游击战和恐怖行动猖獗时代的来临，便携式轻型武器的需求量也大大增加——这些轻武器的重量轻，体积小，其杀伤力却不低。进入20世纪后期，活跃于都市丛林的黑社会地下活动，更为军火产品进一步提供了丰厚的民间市场。在这种环境下，以色列制造的乌齐冲锋枪（uzi）、俄国制造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kalashnikov），以及捷克出品的西姆太可斯炸药（semtex），竟都成了家喻户晓的日用名称。
于是便在竞相购买生产军火的马拉松竞赛中，冷战之火生生不息。超级大国扶持的当事人之间，继续着它们的零星小战。即使旧有的冲突已结束，即使战争的原始发动者想要罢手，战事却仍在当地继续下去。因此安哥拉全国独立民族同盟（unita）的叛军部队，始终留在战场上与该国政府作对。虽说始作俑者的南非与古巴，早已撤离了这个倒霉的国家。而美国和联合国组织，也已经否定游击部队的存在，转而承认对方的合法地位。不过它们的武器供应，绝对不虞匮乏。以索马里为例，其军火武器供应，先有苏联（当年亲美的埃塞俄比亚老皇帝还在位时），后有美国（埃塞俄比亚老皇帝下台，换由亲莫斯科的革命政权当家）。进入“后冷战时期”的今日，索马里已成哀鸿遍野的饥馑之地，战祸连年，一片无政府部族相残的乱象。粮食生产一片荒芜，要什么缺什么。唯有枪炮弹药、地雷雷管、军用运输设备，源源供应不绝。虽有美国及联合国大量动员进行和平援助，但是粮食及和平的输送却比军火难多了。而在阿富汗一地，美国也曾将大批手持型毒刺（stinger）防空导弹及发射器，给当地反共的部落游击队，以抵制苏联在该地区的制空权。美方估算果然正确，此举的确有效，最后俄国人撤出了阿富汗。可是美俄势力虽去，当地却战火依然，就像什么变化也不曾发生。唯一的改变是如今心腹大患苏联飞机既去，部族中人开始转售防空导弹发大财，因为国际市场对其需求日大。见此态势，美国大感不安，绝望之余，只有出价以10万美元一支的高价，意欲购回自家制造的武器，可是此计竟大大地失败了（见《国际前锋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993年5月7日24版；《共和报》（repubblica），1994年6月4日）。正如歌德（goethe）笔下魔法师的学徒所叹：“请神容易送神难。”
冷战骤然结束，原本支撑着世界架构的桅梁突然抽去，甚至连各国内部政治结构也因此岌岌可危——只是对于第二项的变化，很多人还不察觉。旧梁既去，剩下世界半塌半立，一片凌乱，因为能取而代之的新梁尚无踪影。美方的发言人一厢情愿，以为如今唯我独尊，气势必然更胜往昔，必将可以在旧有两极秩序的残墟废址之上，建立起一个“世界新秩序”。这个想法，很快便证明不切实际。世界再也不可能恢复冷战前的旧貌了，因为多少的人事已经改观，多少的面目已经消失。地表上所有地标，已然倾圯；旧日地图，尽已废去。巨变之下，向来习惯于某种一定世界观的政客和经济专家，如今发现自己毫无能力领会并掌握新问题新事物的本质。1947年美国之所以能够一针见血，观察到必须大刀阔斧、迅速恢复西欧经济力量，是因为当时的危险之源——共产主义和苏联势力——界定清楚，面目分明。比较起来，苏联及东欧共产世界的倒塌，其突然性及其对政治和经济的震撼效果，远超过当年西欧各国摇摇欲坠之势。而且早在80年代末期，这种趋势便已出现——可是各个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此却视而不见，完全不认为全球危机将至，更不知大家必须群策群力，研商紧急应对之计。原因正是其中的政治意义不明，不似当年资本对共产两极对立般易于界定。因此各国的反应迟钝，只有西德稍有例外——其实连德国人也完全看错并低估了问题的本质，从西德合并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困难重重中即可看出。
冷战结束对世界的影响冲击非同小可。即使其他与冷战同时出现的种种因素不曾发生——如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正遭遇大危机，以及苏联帝国最后瓦解前面临的重重险境——其惊险万状之处，依然不能减于万一。不过史家的任务，既只在描述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就不必徒费笔墨，猜想不同情节的假设了。事实证明，冷战只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非国际冲突矛盾的结束。一个旧时代已经过去，不光是东方集团，对全世界也是如此。这个过程中有几处代表一个时代结束的历史性关键时刻，连身在其中的当代人也可以清楚辨认：1990年前后，显然便是人世间一个如此的转折点。但是人们虽然都看出旧事已了，然而未来如何，是优是喜，是好是坏，却充满着一片迷茫，无人能够料定。
迷茫之中，似乎只有一事确凿，再也无可逆转：那就是自冷战开始，世界经济遭遇的万般变化，连带着受其影响的人类社会，变化之深、之剧，史无前例。影响所及，彻底改变了世貌人情，再也不可能幡然回头了。种种变化在历史上的意义，在千年之后的历史书上应该占有更多更大的篇幅，其意义必定远比朝鲜战争、柏林事件、古巴危机、巡航导弹种种事件更重大深远。现在，便让我们看一看人类世界从冷战中脱胎换骨的面貌。
……
第九章 黄金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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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40年里，摩德那（modena）眼见大跃进的发生。从最早意大利统一（ltalian unification）之日起，一直到大跃进发生之前，人们始终陷在一个不断等待、长期等待的处境里，其间偶尔有些短暂的改进。但是猛然间，却开始了彻底的转型，于是一切都以闪电的速度开始进行。而现在一般人享受的生活，以前只限于一小批特殊阶级。
——穆基奥里（g．muzzioli 1993，p．323）
一个人只要头脑清醒，肚子饿的时候绝不会把身上仅存的一块钱用去买食物以外的东西。可是一旦衣足食饱，他就会开始考虑其他用途。在电动刮胡刀和电动牙刷之间，便可以说动他做一选择了。因此，在价格和成本之外，消费者需求，也成为另一项可以管理并操纵的东西。
——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恩（j．k．galbraith 1976，p．24）
第九章 黄金年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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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观事探理，往往与史学家相似：只有于回顾往事时，才能认清自身经验的本质。50年代时，众人开始意识到年头的确越来越好，若与二战爆发之前的日子相比，更见其佳。持有这种想法者，尤以那些国势蒸蒸日上的“发达国家”的居民为最。1959年，英国某位保守党首相保住首相宝座，赢得大选的口号便是：“你可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日子吧。”这句话显然相当正确。但是一直要到这段欣欣向荣无限繁荣的美景过去，进入动荡不安的70年代，等待着伤痕累累的80年代，观察家才幡然醒悟——主要是以经济学者为首——恍然了解到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世界，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的世界，正结束了一个在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极为特殊的时期。众人搜索枯肠，想要为这个时期拟一个恰当的名称；于是法国人士有“光辉三十年”，英美社会则有“四分一世纪黄金年代”（marglin and schor，1990）的种种说法。金色的光辉，在随之而来数十年黑暗的危机背景衬托之下，越发显得灿烂。
众人之所以如此迟钝，花这么多年时间才认识到当年美景的特殊之处，其中原因有几个。对美国来说，繁荣不是什么新鲜事，毫无革命性的突破可言，只不过是战争时期经济扩张的持续而已。自从大战时期开始，这个国家就受战争之赐而发达，不但没有遭到任何物质损害，全国国民生产总额（gnp）反而增加三分之二（van der wee，1987，p．30）。到战争结束，美国已一跃几乎占全球工业生产总额的三分之二。但也正因为其架构之庞大及跃升之迅速，美国经济在战后黄金时代的表现，相对地也就不如其他国家在此时期增长率惊人，因为后者起步的基础远较美国差。1950－1973年间，美国的增长率均低于其他工业国家（英国除外）；更重要的是，其增长率较其前期的冲动活力也更见逊色。其他工业国家中，即使连增长远较他国迟缓的英国在内，均突破了本国过去的记录（maddison，1987，p．650）。事实上就美国而言，从经济和科技的角度而言，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