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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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俊薄Ｎ颐嵌蓟峥醇赂锩闶芄噬缁嶂饕迦耸康耐橹С郑谝淮问澜绱笳街螅鞯厣缁嶂饕逶硕そα恳脖涞眉看蟆３思俚睦猓话愣挤浅Ｔ蕹刹渭硬级参诵路⑵鸬牡谌剩╰hirdinternational）。布尔什维克发起新共产国际的用意，是为取代第二国际（1889－1914年），后者已因无力对抗大战，而告破产。事实上，当时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挪威等国的社会主义党派，也都已经投票通过，决定加入第三国际。反布尔什维克的死硬守旧派，已在社会党内成为少数。但是列宁和他的党的目标，并不只是要同情十月革命的人士团结起来，造成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而已。他们打算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由以革命征服为职业的国际勇士组成。凡不赞成列宁路线的党派，都被挡在共产国际的门外，甚至遭到驱逐的命运。列宁派认为，第五纵队式的投机心理与改革论调毫无意义，而马克思批评过的“白痴国会”，不用说更一无是处。这些在体制中改革的步调，只会削弱党派的力量。在布尔什维克的心目中，战斗就要来临；而战场上，只需要战士。
可是布尔什维克的论点，只能在一种条件之下成立：那就是世界革命仍在继续进行，而且革命战斗就要打响。但到了1920年，大势已经明显；欧洲局势虽然仍不稳定，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却已经不再在西方各国的议程上了。但是反过来说，俄国的共产党政权，也已根深蒂固。不错，当共产国际在俄国集会之际，局势似乎大有可为。已在内战中获胜的红军正与波兰作战，一路往华沙进发，大有顺带将革命大浪扑往西方的气势。这场短暂的俄波之战，起因出于波兰的领土野心。原来大战之后，沦亡150年的波兰终于重新复国，向俄重申其18世纪的疆界权利。这些土地深入俄国，位于白俄罗斯（belorussia）、立陶宛，以及乌克兰一带。红军的挺进，在俄国名作家巴伯尔（isaac babel）的文学巨作《红色骑兵》（redcavalry）中，有着极为出色的描写，广受当代人士的好评。喝彩之人，包括日后为哈布斯堡王朝写挽歌的奥地利小说家罗斯（joseph roth），以及土耳其未来的领袖暨国父凯末尔（mustafa kemal）。然而，波兰工人却未能起来响应红军的攻势，红军在华沙门口被挡了回去。从此，尽管表面仍有活动，西线从此无战事。不过，革命大势向东，却甚有收获，进入了列宁一向密切注意的亚洲。事实上，在1920－1927年之间，世界革命的希望似乎完全寄托在中国的革命。在国民党领导之下，革命军势如破竹，一路前进，国民党成为当时全国解放的希望，其领袖孙中山（1866…1925年），不但欢迎苏联的模式、苏联的军援，同时也接纳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加入他的革命大业。1925－1927年国共联手挥师北伐，从他们在中国南方的基地出发，横扫中国北方。于是自1911年清王朝覆灭以来，一直到日后国民军总司令蒋介石发动清党，屠杀无数共产党人为止，中央政府的号令，总算第一次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实行。而共产党在中国的挫败，证明了一件事，便是当时亚洲的时机尚未成熟。而且，即使当革命在亚洲似乎一时大有可为之际，也难掩革命在西方的挫败。
到1921年，革命大势已去，谁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革命退守回了苏维埃俄国，但在政治上，布尔什维克党的势力却也已经不能动摇（见第十三章）。革命从西方的议程上黯然退下，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虽然看出这个事实，却不愿意痛快承认。它们开始呼吁那些被自己在第二次代表大会赶出去的革命路线的社会主义党派，与共产党联手组成“联合阵线”。但是这联合阵线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后几代的革命分子却为此长期争辩、分裂。无论如何，布尔什维克这番努力来得太迟了。社会主义运动永久分裂之势已经形成。左派的社会主义者、个人及党派大多数回到由反共温和派领导的社会民主运动阵营。新起的共产党，在欧洲左派当中最终成为少数。而且一般来说——除了少数的例子，如德国、法国及芬兰——共产党人即使狂热，始终只能屈居小党。这种情况，一直到30年代才有所变化（见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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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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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动乱造成的后果，留下了一个庞大却落后的国家。它的领袖，一心一意想建立一个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而动乱的结果，也产生了一个政府，一个纪律严密的国际运动，或许更重要的是一代革命分子。他们在十月革命举起的旗帜之下，在总部设在莫斯科的运动领导之下，致力于世界革命的大业。（有一度，他们曾希望革命的总部，不久即将从莫斯科迁到柏林。两次大战之间，共产国际的官方语言，甚至是德文而非俄文。）但是欧洲形势稳定之后，革命又在亚洲受挫；一时之间，世界革命到底该如何进展，革命分子恐怕都茫无头绪。共产党在各地发动的个别武装暴动（1923年在保加利亚及德国，1926年于印尼，1927年在中国，以及最反常、迟至1935年在巴西发生的一次）都一败涂地。但是两次大战之间，世局诡谲不定，股市崩溃，经济大衰退，希特勒崛起执政，自然给共产分子推进革命的希望（见第三及第五章）。尽管如此，到了1928…1934年之间，共产国际忽然转向极端革命的褊狭言论。这项转变，毫无现实基础可言。因为不管它如何大发议论，词汇多么兴会淋漓，事实上革命运动在各地既没有夺权的希望，也没有执政的准备。唯一可以解释莫斯科立场转趋极端的理由，出在斯大林夺权成功后苏联共产党的内部斗争。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弥补苏联政府与革命运动之间日渐明显的分歧。苏联作为一个国家，无可避免，自然得与世上其他的国家共存共处——1920年开始，国际逐渐承认苏联政权——而革命运动的目的，却是要推翻所有的政府。两者间的矛盾，不言而喻。
结果，苏联的国家利益，终于盖过了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利益，后者的地位，被斯大林缩减成苏维埃国家政策的工具，受到苏维埃共产党的严格控制。共产国际的组织、成员遭到清算、解散、改革，一举一动，完全依苏共的意思。世界革命的理想，只属于往日美丽的词藻。事实上只有在两个条件之下，革命方被容许存在：一是不违害苏联的国家利益，一是受到苏方的直接控制。1944年之后共党政权的推进，在西方政府眼中，根本只是苏联权力的延伸。这一点，他们倒把斯大林的心意看得很透。可是坚守传统的革命主义分子，同样也看出了这个事实。他们苦涩地斥责，莫斯科不但不要共产党夺权，反而一味加以压制，甚至对那些成功的革命，如南斯拉夫及中国（见第五章），苏联也不喜欢。
但是尽管在这种苏联至上的心态之下，苏维埃俄国存在的意义，仍不只限于又一个超级霸权而已。终其一世，甚至连它最腐败自私的特权阶级，也对其使命深信不疑。苏维埃存在的基本目的，不就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在资本主义之外，为人类社会建立另一条更好的生存之路吗？若不是为了这个理由，过去几十年来，那些面容冷酷的莫斯科官员，何必不断地以金钱武力资助南非黑人共产党联盟的“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游击队呢？即使在后者推翻种族隔离政策的机会微乎其微时，苏方的支援也从不间断？（说也奇怪，中国共产党政权虽与苏联决裂，并指责后者走修正主义路线，背叛了革命运动。可是它自己对第三世界解放活动提供的实际支援，却比不上苏修的表现。）然而，长久以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了解一项事实：莫斯科鼓吹的世界革命，不可能改变人类社会。当年的赫鲁晓夫（nikitakhrushchev）坚信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终将“埋葬”资本主义。但到了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长期掌权的时代，连这种信念也逐渐衰退了。或许正是共产主义对全人类使命感的这种极端销蚀，可以解释何以到了最后，苏联连一点挣扎的力量都没有，便哄然解体了。
但对早年献身世界革命的一代，这些犹疑踌躇都不存在；十月革命的光辉激动了他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1914年之前），都深信人类社会必将发生巨大变化，一切邪恶、忧伤、压迫、不平，都将从此消失。美好生活必然到来，马克思主义已经以科学及历史的命定提出保证。现在，十月革命发生，不正证明这个大改变已经开始了吗？
为解放全人类，这支革命部队的纪律必然严明，手段一定无情。但是真正计算起来，革命战士的总人数前后恐怕不出数万。德国诗人暨剧作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曾写诗纪念国际运动的职业勇士，颂扬他们“身经万国疆场，远胜换履次数”。可是这些斗士的人数极少，最多不过数百。他们是职业革命者，万万不可与一般共产党人混作一谈。后者则包括当年意大利共产党最兴盛时，党员号称超过百万，被意大利称作“共产党大众”的广大支持群众。对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共产党支持者来说，美好新社会的梦想也很真实，事实上，根本不脱离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可是一般群众提出的誓言，最多不过建立在阶级与团体的基础之上，绝非个人牺牲式的献身革命。职业革命者跟他们不一样，人数虽少，却举足轻重。不了解职业革命者，就无法了解20世纪个中的变化。
若没有列宁派“新一类党派”的出现，若没有革命中坚干部的职业革命者的献身，十月革命之后短短30多年之间，全世界怎么可能就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共产党政权之下呢。这批革命中坚信仰坚定，对世界革命总部莫斯科忠贞不二。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各地共产党员，不再分属个别宗派（就社会意义而言），都可以将自己视为共产主义普世教会的一员。亲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虽然历经脱党、清算种种风波，首领不断易人，然而一直到1956年革命的热血真诚消散之前，它们始终不曾分裂。相形之下，追随托洛斯基的那一群人，却意见分歧，支离破碎。至于1960年，毛派思想在马列主义的会议上亮相后则更是众口不一，意见纷坛。共产党员人数虽少——1943年墨索里尼下台之际，意大利共产党只有男女党员5000名，而且多数方从狱中或流亡归来——却是1917年二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的真正传人。他们是百万部队的核心栋梁，国家人民未来的领导者。
对当年那一代人来说，尤其是历经大动乱年头的一代，不管当时多么年少，革命都是他们有生之年亲身经历的事实。资本主义命在旦夕，指日可亡。眼前的日子，对那些将能活着见到最终胜利的人来说，不过是过渡的门厅罢了。然而成功不必在自己，革命斗士不会个个活着见到胜利。＇1919年，慕尼黑苏维埃失败，俄国共产党员莱文尼（livine）在行刑赴死前曾说：“容先死之人先请假了。”＇如果说，连资本主义社会都对自己的前途没有多大信心了，共产党人又怎会相信它的残存？他们的一生，就证明了这个事实。
让我们看看两位德国年轻人的例子。他们曾一度短暂相爱，却为1919年的巴伐利亚苏维埃革命献出一生。女孩子名叫奥尔嘉·伯纳里欧（olga benario），是一位业务鼎盛的慕尼黑律师之女；男孩是一位学校教师，名叫奥托·布劳恩（ottobraun）。日后奥尔嘉在西半球组织革命，爱上巴西叛军领袖普雷斯特（luis carlos prestes），最后以身相许，结为夫妇。普雷斯特在巴西丛林地带长期领导革命，曾说服莫斯科方面支持1935年在巴西的一场起义。但是起义失败了，奥尔嘉被巴西政府遣送回希特勒德国，最后死在集中营里。而同一时间，布劳恩则比较顺利，向东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的驻华军事专家，并成为亲身参加举世闻名的中共“长征”的唯一外国人。长征后布劳恩回到莫斯科，最后回到了东德（长征之旅，使他对毛泽东打了问号）。除了在20世纪的上半叶之外，有哪段时期，能使两个纠缠交错的生命，经历如此的曲折离奇？
1917年之后，布尔什维克吸收了其他所有社会革命的思想，将它们一一推往极端激进的方向。1914年之前，世界各地的革命意识，原多以无政府思想为主流，与马克思无产阶级无关。除东欧地区以外，马克思只被视为人民群众的导师，为众人指出一条为历史命定却非暴力的胜利之路。可是到了30年代，无政府主义作为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