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1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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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拇笮⌒吕瞎遥思偈猓鹊�21世纪度完头一个25年时，能以目前状况继续存在者恐怕不多。
如果说国际舞台上的演出者妾身未明，世界面对的种种危机也同样面目不清。短促的二十世纪时期，大战不断；世界级的战争，不管冷战热战，都是由超级大国及其盟友发动，每一回的危机都日益升级，大有最后核武器相见，不毁灭世界不罢休的架势。所幸悲剧终能避免，这种危险显然已远去。未来如何，犹未可知。但是世界剧场上的各位主角，如今不是悄然下台，就是黯然退居陪衬，意味着一场如旧日形态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极不可能发生。
然而旧战虽了，并不表示从此世间再无战争。80年代时，即有1983年的英阿福克兰之战，以及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为证，人世间永远会有与超级大国国际对峙无关的战火。1989年以后，欧、亚、非各地军事行动频仍，多至不可计数，虽非件件正式列为战争——在利比亚、安哥拉、苏丹、非洲合恩角，在前南斯拉夫、摩尔多瓦，以及高加索山与外高加索地区的几个国家，在永远蓄势待爆的中东地区，以及前苏联的中亚及阿富汗。在此起彼落，一国接一国崩溃解体之中，经常弄不清楚到底谁在交手，而且为何交手。因此一时间，这些军事动作很难界定，极不符合传统“战争”的定义，既不是国际交战，也非国中内战。然而黎民百姓身在其间，烽火之中何来安宁？当然不可能觉得天下太平。像波斯尼亚、塔吉克、利比里亚几地，不久前还在和平度日，此刻自然深感离乱之痛。除此之外，90年代巴尔干局势的动荡，更证明地区性的相残杀戮，与较易辨识的旧式战争之间，并无明显界限，随时可以变成后者。简单地说，全球大战的危机并未消失，只是战争的性质改变了而已。
至于那些国势较强、较稳、较受老天照顾的几个国家——如欧盟组织，则与相邻地带的烽火连天有云泥之判；斯堪的纳维亚的北欧国家，也与波罗的海对岸的前苏联地区命运有别——眼见倒霉的第三世界，骚动不安、屠杀残酷，它们可能满以为自己幸得豁免，殊不知此想大错特错。传统民族国家的纷争，也足够使它们惹火上身。其中关键所在，倒不是它们会解体分家，而是本世纪下半期新起的一种风气，即毁灭的力量已经进人民间或落入个人之手，于是使暴力与破坏处处可见，世上无一地可以幸免。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削弱了这些国家，至少，也剥夺了它们独自有效运作的能力，而这能力，原是世上所有疆界已定的地区当中，一国国家权力的主要凭证。
时至今日，一小群政治不满团体，或其他任何不同政见组织，无时无地，都可以造成破坏毁灭，如爱尔兰共和军在英国本土的行动，恐怖分子爆破纽约世贸大楼之举（1993年）。不过到短促20世纪结束，这些破坏活动导致的损失，除了保险公司所费不赀以外，整体而言还算客气。因为跟一般的想法相反，其实这种零星式的个别行动，论杀伤对象、范围，比起国家发动的正式战争，远不及后者不分青红皂白殃及无辜的程度。也许正因为前者的目的（如果有其目的）在于政治，而不在军事之故吧。此外，除去使用爆炸物之外，这类恐怖行动多用单人操作的武器，较适合小规模的杀戮，而非大肆屠杀的重型炮火。不过有朝一日，将核武器设计成小团体武器也非没有可能，看看制造核武器的材料及知识唾手可得，已经在世界市场上满天飞的情况便可推断。
更有甚者，毁灭力的普及化和民间化，使治安的成本增加。正因为如此，当面对着北爱尔兰境内天主教徒与新教徒民兵间的正式开火，虽然双方人数不过数百，英国政府也不得不到场坐镇，派遣约两万名的部队，以及8000名武装警察，长期驻扎，年耗费高达30亿英镑。而国境之内的小规模骚乱，换在国外发生自然更为头痛。甚至连相当富有的国家，碰到国际间这种烦恼事，也不得不考虑是否花得起这种没有限制的费用。
冷战结束之后，立即发生数起事件，愈发显示出国家威力日益减弱的现象，波斯尼亚和索马里就是两个最明显的例子。此中状况，更点明新千年中，最大可能的冲突来源，是贫富地区之间愈益快速加深的巨大鸿沟。贫与富，富与贫，彼此相互僧恨。于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兴起，显然并非只是抵制“现代化即西方化”的意识，而且更进一步，根本就是反对“西方”本身。因此这一类运动的成员，便着手伤害西方的旅客以达目标（如在埃及），或大举谋杀当地西方住客（如在阿尔及利亚）。反之，西方富国之内则盛行仇外思想，其最激烈处也直接指向第三世界的外来者，欧盟国家坝堤高筑，阻挡第三世界前来打工的贫民洪流。甚至在美国，事实造成的无限制移民，也开始遇到严重的反对。
不过就政治和军事而言，双方都远在对方势力所及之外。虽然在任何可想见的南北公开对抗之中，北方诸国仗其科技优势和财富强大，往往势在必赢，如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即为铁证。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即使有核导弹——假定也有维修和发射的能力——也不能造成有效恐吓。因为西方国家，如以色列、海湾战争中的盟军，有打算也有能力，在后者尚未造成真正威胁之前，先发制人，挥动大军，摧毁力弱不堪匹敌的对手。从军事观点而言，第一世界实在可以把第三世界视为毛泽东所说的“纸老虎”。
然而，在短促的二十世纪后半期里，情况却愈来愈清楚，尽管第一世界可以在战役中击败第三世界，却无法赢得战争。或者换个角度，就算赢得战争——即使可以——却也不能真正保证可以进行军事性的占领。早先帝国主义的最大资产，在于殖民地被殖民者一旦占领，往往愿意俯首称臣，乖乖地听命行事，让少数占领者管辖，可是这种局面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回到哈布斯堡王朝时代，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纳入帝国统治可以无虞；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论到如何绥靖这不幸为战火蹂躏的国家，所有政府的军事顾问，都主张非数十万大军长驻不可。换句话说，等于动员一场大战所需的兵力。当年的索马里兰（somaliland）殖民地，向来难搞，一度甚至得劳驾英国军队出动，由一位少将率军。但在整个殖民时期，伦敦及罗马当局，却从来不曾闪现过该处会闹出英国及意大利殖民政府大为棘手的念头，甚至连素有“疯子毛拉”（mad mullah，编注：“毛拉”是伊斯兰教神职人员）之称的阿卜杜拉（muhammad ben abdallah），也不在它们眼下。然而日换星移，到了90年代初期，美国及联合国数十万的占领部队，一旦面对着目的不明、时间不确的长期占领的选择，竟然便立即不名誉地打退堂鼓了。甚至连大美国的无边威力，碰上邻近的海地事件，也不得不退避三舍。传统上原是华盛顿当局卫星附庸的海地，在当地一名将领的指挥下，领着由美方一手装备训练的部队，坚决拒绝一位美国（勉强）支持的民选总统归国，并挑战美国前来进攻。但是美国一口拒绝，正如它当年在1915－1934年间的决定一样。倒不是因为只有1000余人的海地军队难以对付，而是因为如今美方根本就不知道如何用外力平息海地问题。
简单地说，这个世纪是在全球秩序大乱中落下帷幕。这种混乱现象，性质不明确，控制无方法，止息更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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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迈向新的千年 2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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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无能为力，不是因问题本身的难度，及世界危机的复杂性；却在不分新旧，一切对策显然均已失灵，无法对人类进行任何管理改进。
短促的20世纪，是一个宗教性思想大战的年代。但是其中最凶残血腥的一宗，却来自19世纪遗下的世俗宗教思想，如社会主义和民族（国家）主义。个中的神祇，则是抽象的教条，或被当作神人般的政治人物。这种献身世俗宗教的虔敬热衷之极至，也许在冷战步入尾声时即已渐走下坡（包括五花八门的个人崇拜），至少原本属于普世教会的现象，已经减为零星对立的宗派。然而世俗宗教的力量，不在其能够动员如同传统宗教般所能激发的热情——其实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者几乎从未做此尝试——却在它们口口声声，声称能为危机中的世界提出永久性答案。糟糕的是，随着本世纪的告终，它们的失败之处，却正在其不能提供这个答案。
苏联的解体，自然使众人将注意力集中在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失败，苏式共产主义垮台，正表示全民所有制度的不行。举凡生产的手段，以及无所不包的计划，都在国家及中央的手里，完全不借助市场或价格机制的调节，这种制度，如今已全盘失败。而历史上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也都主张将生产、分配及交换的手段由社会全体拥有，并全面铲除私有企业，不再以市场竞争进行资源分配。因此苏联的失败，即非共产社会主义希望的破灭——不论马克思抑或其他——虽然环顾世上，并无一国政权真正宣称属于社会主义经济。不管任何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个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及精神鼓舞之所在，未来能否继续存在，势将属于世人争辩的题目。但是显然易见，如果马克思老先生一直活着，而且继续作为一位大思想家（此事想来无人怀疑），那么自1890年以来，为号召政治行动并掀起社会主义运动而形成的马克思思想众版本中，恐怕没有一家能以其原有面目出现吧。
而在另一方面，与苏维埃制度相反的另一种乌托邦思想，也显然破产。即对完全自由经济的迷信坚持，认为经济资源的分配，应该全部由毫无限制的市场与完全开放的竞争决定。认为唯有如此，方能产生最高效益，不但提供最多的财富与工作，且能带来最大幸福，并是唯一配得上“自由”之名的社会形式。事实上，如上所述的“完全放任”社会，从来就不曾存在。还好，不像苏维埃式的乌托邦，在80年代之前，世上还没有人试图建立过极端自由主义的理想国。自由主义的精神，整个短促二十世纪时期，都只是作为一种原则而存在，乃是针对现在经济制度的不见效与国家权力的膨胀提出批评。西方国家里，以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政权对此最为向往，一再尝试，到铁夫人下台，其经济之颓势已为一般人所公认。但是甚至连英国的尝试，也只敢渐进为之。待到前苏维埃社会主义经济向外求医诊治，西方顾问提出的药方却是“休克疗法”（shocktherapies），立刻以“自由放任”的特效药取代旧制度。结果自然是惨不忍睹，造成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的多方大灾难。新自由主义神学所依赖的理论基础，徒然好看，却与实际完全脱节。
苏维埃模式的不济，肯定了资本主义支持者的信念：“没有股票市场，就没有经济社会。”而极端自由主义的失败，却证实社会主义的看法比较合理，人类事务之重要，包括经济在内，的确非比寻常，绝不可全由市场处理。而一国经济之成功，显然更与其经济大家的名望无关。不过站在历史的角度言之，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势不两立，各为不能共存的两个极端，诸如此类的争执辩论，看在未来时代眼里，恐怕只是20世纪意识宗教冷战的余波吧。在三千年纪元的岁月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也许正像16、17世纪的天主教和宗教改革者为谁是真基督教的争论一般，到了18、19世纪，却全属无谓的辩论。
较之两极制度的明显崩溃，最大的危机，却在于实行中间路线或混合经济者，同样亦陷茫然。这一类的政策，主导了本世纪中最予人深刻印象的多项经济奇迹。它们以实际手法，配合个别条件及思想意识，结合公有及私有、市场与计划、国家和企业。但是这里的问题，却不在某些高明的知识理论在应用上出了毛病，因为这些政策的长处，不在理论的完整，却在实际运作的成功——问题的症结，就出在连这些实际的成果，如今也已遭到侵蚀。危机二十年的出现，证明黄金时代的各项政策也有限制，可是却找不出其他令人信服的方法取代。同时暴露无遗的，则是1945年来因世界经济革命，而对社会、文化产生的种种冲击，以及为生态带来的潜在毁灭后果。简单地说，这一切都足以证明，人类的集体建制，已经不能再控制人类行动造成的共同后果。事实上新自由主义乌托邦之所以流行一时，在思想上的吸引力之一，即它是以“越过人类集体决定”为宗旨。让每一个个人追求他或她的快乐满足，完全没有限制阻碍，如此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