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钟与蝴蝶-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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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他怎么会在地铁里压断了一条腿。因为现在这里没有什么人照管，所以这群人像洋葱似的排成一列，手舞足蹈地晃动着。而我则被系在一块倾斜的板子上，板子一点一点地拉起呈垂直状。每天早晨，我都要以这种毕恭毕敬的立正姿势，被悬吊半小时，好像是莫扎特《唐璜》的最后一幕，指挥官的石像现身。我周围的人，又笑又闹又喊又叫，彼此开开玩笑。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分享大家的欢乐，但是当我以仅存的一只眼睛看着大家时，年轻的男子、学走路的老祖母，还有流浪汉，他们都会别过脸，一个个抬起头看天花板，好像亟需去检查固定在那里的火灾探测器。这些〃 观光客〃大概都很怕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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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钟与蝴蝶腊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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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垂直悬吊的复健运动结束以后，推轮椅的人就会从复健中心推我回病房，把我搁在病床边，等看护工来帮我躺到床上去。每天中午的时候，这位推轮椅的人就会刻意用愉快的口吻，对我说：〃祝你好胃口！〃那神情就好像他终于可以歇口气，明天再见了。当然，这句话有些唐突，就好像在八月十五祝贺别人〃圣诞快乐！〃 也好像大白天里跟人道晚安。八个月以来，我只吃了几滴柠檬水和半汤匙的酸奶，而且这些一入口就唧唧咕咕地在呼吸道里迷路乱窜。这样的进食测试（我们故意夸张地把它叫作吃大餐）一直都没有很好的成效。不过可以放心的是，我不太觉得饿。两三瓶淡褐色的液状物质，透过一条斜斜连接到胃部的管子，提供我每天所需的卡路里。
有时候为了消遣，我会从汲取不尽的感官记忆库里，逼真地唤回我对味觉、嗅觉的记忆。我还运用了其他的技巧来弥补不足。我用细火慢炖对食物的种种回忆。我们随时可以上桌吃一顿饭，很是轻松自在。要是把这儿当作餐厅，不需要事先定位。要是由我来做饭，一定会宾主尽欢。红酒牛肉比较油腻，冻汁牛肉带点透明，杏桃蛋挞有一点点酸，酸得恰到好处。兴之所至，我为自己预备了十二只蜗牛，还有一道酸菜花生配猪肉，而且还准备一瓶用熟透了的白葡萄酿制的金黄色美酒。有时候我只想吃一个蛋黄没煮透的水煮蛋，配上一块抹着咸奶油的面包片。真过瘾啊！温热的蛋黄流进我的口腔和喉咙，细细地、缓缓地、暖暖地流进去。不会有不能消化的问题。当然，我的用料都是上选的：最新鲜的蔬菜、刚从水里捞起来的鱼、细嫩含脂的瘦肉。每一个步骤都要很讲究。为了做得更周全，有朋友把制作传统特鲁瓦小腊肠的食谱寄给我，这种小腊肠要用三种不同的肉做料，再用细绳缠绕起来。同样，我也非常看重季节的变化。在这个时节，我的味蕾细细品尝着甜瓜和红浆果的冰凉滋味。而且我还要把我的欲望封存起来，留待秋天才吃牡蛎和野味，因为我比较理智了，比较懂得克制食欲。
在这一段无法进食的漫长时间里，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口欲得不到满足，时不时就要去拜访我想象中的食品储藏柜。我常常处在饥渴中。但是现在，只要有一根手工制的腊肠，用绳子一直吊在我的耳畔，我就很满足。譬如，干干的、可以切成厚厚一片的、形状不规则的里昂干红肠。切一小片干红肠含在舌尖，让它慢慢化掉，而不要嚼碎，不要一次就品尝它完全的滋味。这种美妙的享受是很宝贵的经验，一碰触到就会开启我的记忆之匣，让我想起四十年前的往事。当时我很小，还在吃糖的年纪，但是那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吃猪肉做的食品。我还记得，每次我到哈丝拜大道一间黑漆漆的公寓，去看我外祖父时，都会讨着要腊肠吃，而咬字不清的我，总是把腊肠saucisson的发音里的、ｚ、ts念得很稚气，很讨人欢喜。外祖父有一位特别看护，特别留意到了我对腊肠的偏好。这位女看护很有手腕，懂得讨好爱吃美食的小孩和老人；她送我腊肠，一石二鸟地在我外祖父去世以前嫁给了他。我收到腊肠这份礼物的快乐，正好和家人对这场出人意料的婚姻的排斥成正比。我对外祖父的印象模糊，只觉得他和当时五百块旧法郎钞票上的维克多·雨果很像，都是面容严肃，拉长了脸处在昏暗中。但是我对腊肠的印象却很深刻，我清楚地记得这些腊肠和我的火柴盒小汽车，还有儿童故事书放在一起，显得很不协调。
我很怕再也吃不到更好吃的腊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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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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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琳的白袍上别着一张识别卡，上面写着〃语音矫正师〃，但是我们应该把它念作：〃守护天使〃。是她发明了点出一个个字母来沟通的方式，要是没有这套办法，我就和世界断绝了对话的管道。唉，我大部分的朋友都练习了这套方法，可是在医院这里，只有桑德琳和一位心理医师练习过。所以对医院里其他的人，我常常只能用最粗浅的示意法，眨眼睛，或是点点头，请人把门关上，把一直滴水的抽水马桶弄好，把电视机的声音关小，或是挪高我枕头的位置。并不是每一次我都能把意思传达得很清楚。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孤寂无助的处境使我学会了以苦行僧的态度，不发怨言地忍受折磨，而且逐渐了解到医护人员可以分为两大类。大部分的医护人员从来没有想到要跨越门槛，试着了解我的求救信号；另一部分的人，心肠比较硬，他们总是悄悄把我忽略过去，假装没有看见我传达的绝望讯息。而那些感觉迟钝的人，会在我看〃法国波尔多对德国慕尼黑足球大赛〃，赛到中场正精彩的时候，突然关掉电视，然后赏给我一声〃晚安〃，人就走了，再也挽留不住。除了实际生活上的不便之外，这种无法沟通的状况也使我意志消沉。所以每当桑德琳一天两次来敲我的门时，我就觉得精神振奋，只要她像松鼠般畏怯的小脸蛋一进门，我所有愁闷烦乱的浮动情绪就一扫而空。一直束缚着我的那隐形潜水钟，在这时候似乎比较不会压迫得人喘不过气来。
矫正发音的课程是一项艺术，值得大家来认识它。你想象不到，用你的舌头执行机械性的动作，就能发出法文里所有的字音。目前，Ｌ这个音是我遇到的难关，可怜的elle总编辑，他再也不知道怎么念他自己主编的刊物名称。在良辰吉日，也就是在咳嗽间歇的时候，我比较有气力和气息发出一两个音素。我生日那一天，在桑德琳的帮助下，我终于能比较清楚地发出二十六个字母。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生日礼物了。我听见了二十六个字母被一种来自久远年代的粗嘎声音，抛掷到空荡荡的虚空之中。这个让人极度疲劳的练习，好像是山顶洞人正在发掘语言。有时候会有人打电话进来，打断我们的练习。桑德琳会替我和我所爱的人讲电话，而我听着他们的交谈，趁机捕捉一些飘舞的人生碎片，就像捕捉蝴蝶一样。我的女儿西莉丝特告诉我，她骑在木马上到处闯荡的冒险故事。再过五个月，我们就要为她庆祝九岁生日了。我爸爸跟我说，他的两只脚很难使力，无法撑着站起来。他已经勇敢地度过了九十三年的人生。他们两个人就像是爱的锁链两端的两个环节，缠绕着我，保护着我。我常常自问，这种单向的对话，会使电话另一头的人产生什么样的心情呢？对我来说，他们会让我情绪波动。我多么希望对这些温柔的呼唤，不要只是沉默以对。我知道有些人不太适应这样的电话交流，就像芙罗兰。要是我没有先对着贴在我耳边的电话筒大声呼吸，温柔的芙萝兰不会先开口。〃亲爱的，你在那里吗？〃她会在电话线的另一端不安地问。
我应该说，有时候我也不太清楚自己在不在。
潜水钟与蝴蝶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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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去看我爸爸的时候，我帮他刮了胡子。那正好是我发病的那个星期。当时他人很不舒服，我到巴黎杜勒利公园附近他的小公寓去陪他过了一夜。早上，我为他泡了一杯奶茶以后，就帮他刮胡子。他已经有好几天没刮了。那天的景象一直深烙在我的脑海里。他勾着肩、驼着背，缩在红色毛毡的扶手椅里。他一向坐在这张椅子上一字一句地细细读着报纸。刮过胡子以后的火辣感，会刺痛他松垮的皮肤，可是爸爸忍着痛，不把它当回事。我拿一条大毛巾围在他瘦伶伶的脖子上，在他脸上抹了一大坨刮胡泡泡，我尽量不去刺激他布满皱纹，而且有多处微血管破裂的皮肤。衰老疲惫使他眼窝深陷，鼻子在消瘦的五官中显得更加突出，但是他整个人仍然端正自持，头顶上的白头发仿佛华冠，更加衬托出他的威严。我们所在的这个房间，有他逐渐累积的人生回忆，这些回忆本来只是薄薄的一层，覆在其上，后来老人家渐次在这里凌乱堆放杂物，而他是唯一了解这其中所有秘密的人。一些旧杂志、一些再也不会听了的唱片、一些奇怪的小玩意，还有一些老照片夹放在一个大玻璃框里。这些老照片各个时期的都有。有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爸爸穿着小小的海军军装，玩着铁环；有我八岁的女儿骑在木马上；还有一张我在一座迷你高尔夫球场拍的黑白照片。那时候我十一岁，有一对招风耳，看起来像个蠢蠢的好学生，而实际上，我是个又懒又笨的学生，很惹人厌。
最后，我帮爸爸喷上他最喜欢的香水，剃须修面的工作就算完成。然后我跟他说再见。只有这一次见面，他没有跟我提起他一直寄存在秘书那里的那封遗嘱。这次以后，我们没有再见过面。我没办法离开贝尔克这个〃度假胜地〃，而爸爸从九十二岁以后，腿就不听使唤，下不了楼梯，只能待在公寓里。我们两个人都患了〃闭锁症候群〃，各以各的方式处在闭锁状态中，我在我的身体中，而他在他的三楼公寓里。现在是别人每天早上为我刮胡子。当看护工用上个星期用过的老旧刀片尽责地锉磨我的脸颊时，我时常想起爸爸。我希望我能更用心地做个剃须匠。
有时候，他会打电话给我，他摇颤的手握着听筒，我听见他颤抖而温热的声音传到我耳畔。和一个他明知道什么话也没办法回答的儿子讲电话，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也把在迷你高尔夫球场拍的那张照片寄给我。刚开始，我不懂这是为什么。如果没有人想到翻到照片背面看看的话，这可能永远是个秘密。在我个人的影像记忆里，几个已经遗忘的镜头播放了出来，那是一个春天的周末，天气不怎么晴朗，爸爸妈妈和我到一个刮着风的小镇去透透气。爸爸工整的字，只简单写着：靠海的贝尔克，一九六三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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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巧合
（／／小｜//说//网）
如果我们问大仲马的读者，他们最想变成他小说中的哪一个人物，得票最高的大概首推《三剑客》里的主角达达尼昂，或是《基度山恩仇记》里后来化名为基度山伯爵的爱德蒙·唐泰斯，而没有人会想成为《基度山恩仇记》里处境最悲惨的人物，诺瓦蒂埃·德·维尔福。在大仲马笔下，他就像一具尸体，一脚已经踩在棺材里，却有一双目光炯炯的眼神。人们对这样一位严重瘫痪的病人，只有害怕，不会存有任何幻想。他心里藏着可怕的秘密，但却是个动弹不得的哑巴，虚弱的一生都在一把有轮子的椅子上度过，他只能以眨眼睛来和别人沟通：眼睛眨一下，代表〃是〃，眨两下，代表〃不是〃。事实上，诺瓦蒂埃好爷爷（他的小孙女都是这么亲热地叫他）是第一位患有闭锁症候群的人，而且到目前为止，是唯一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此种患者。
当我的意识逐渐清明，摆脱了发病后一直沉陷其中的昏沉迷蒙，我就常常想起诺瓦蒂埃好爷爷。我刚刚把这本小说重读了一遍，没想到现在自己就成了故事里这个处境最堪怜的角色。我重读这本书并非出于偶然。我曾经计划写一个现代版的《基度山恩仇记》（当然一定是东施效颦）：故事里的主人公施展一连串诡计的主要动机还是为了复仇，只不过我想把故事的背景改在现在这个时代，而且我想把基度山伯爵改成女的。
然而我一直都没有时间去亵渎大师的作品。如果要惩罚我的不敬，我愿意以化身为邓格拉尔男爵、弗兰兹·埃比那，或是法利亚长老作为处罚，或者干脆，被罚抄写一万遍小说内容。我们是不应该篡改大师作品的。但是，文学的神祇和神经病理学的神祇似乎都决定以其他的方式来惩治我。
有几个晚上，我觉得白发长长的诺瓦蒂埃好爷爷，坐着一世纪以前那张需要上油的老轮椅，在我们医院通道里来回巡视。为了扭转我被判定的命运，我现在在脑子里计划改写另一部长篇传奇小说，在这部著作里，最主要的见证人是赛跑选手，而不是个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