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全译-第2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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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掠夺百姓的暴行，都用于大将军府的名义，就使将军受到天下的怨恨，官吏和百姓，都感到伤心悲痛，在路上嗟叹。过去，在永和末年，朝廷纲纪稍有松弛，颇让百姓失望，只不过四五年时间，就弄得全国财政空虚，户口流散，百姓离心离德。马勉之徒乘机起兵，在荆州和扬州之间，几乎酿成大祸。幸赖梁太后开始主持朝政，清静无为，朝廷内外齐心合力，才得以讨平。现在，百姓的忧惧，较之永和末年更为严重。如果对内不能发扬仁爱之心予以容忍，对外又没有保全国家的方略，是不可能获得长治久安的。大将相等朝廷大臣，跟国家君主同为一体，共乘一车奔驰，共坐一船渡河，车辆一旦颠翻，舟船一旦倾覆，大家实际上是患难与共的。怎么可以抛弃光明，投向黑暗？怎么可以走在危险的路上，却自以为平安？又怎么可以在主上孤单而时局艰难之际，毫不在意？应该及时裁撤那些不称职的州牧和郡太守，减省兴建宅第和园林池塘的费用，拒绝接受各郡和各封国奉送的礼物，对内表明自己的高贵品德，对外解除人民的疑惑，使仗势为恶的奸吏无所依靠，负责监察的官吏得以尽职。法纪伸张以后，远　近将一片清平。将军就会地位更加尊贵，事业更加显赫，明德将永垂于世。”梁冀没有采纳。梁冀虽然垄断朝政，专横跋扈，然而，仍交结皇帝左右的当权宦官，任命他们的子弟和宾客亲友担任州郡官府的重要职务，目的在于巩固皇帝对自己的恩德和宠信。因此，朱穆又向梁冀上书极力劝谏，但梁冀始终不觉悟，他给朱穆回信说：“照你这样说，我是一无是处吗！”然而，梁冀一向尊重朱穆，所以也不很怪罪他。



冀遣书诣乐安太守陈蕃，有所请托，不得通。使者诈称他客求谒蕃；蕃怒，笞杀之。坐左转武令。



梁冀写信给乐安郡太守陈蕃，托他办事，但陈蕃拒绝会见梁冀派来的使者。于是，使者冒充是其他客人，请求谒见陈蕃。陈蕃大怒，将使者鞭打而死。陈蕃因罪被贬为武县县令。



时皇子有疾，下郡县市珍药；而冀遣客赍书诣京兆，并货牛黄。京兆尹南阳延笃发书收客，曰：“大将军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应陈进医方，岂当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杀之。冀惭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求其事，笃以病免。



这时，皇子有病，下令各郡县购买珍贵的药材。梁冀也趁此机会，派门客带着他写的书信去京兆，要求同时购买牛黄。京兆尹南阳人延笃打开梁冀所写的书信一看，便将梁冀派来的门客逮捕，说：“大将军是皇亲国戚，而皇子有病，必应进献医方，怎么会派门客到千里之外谋利呢？”于是将其斩杀。梁冀虽然感到羞惭，但不能开口。其后，有关官吏奉承梁冀的意旨，追查这一杀人案件，以延笃有病为理由，将他免职。



＇5＇夏，五月，庚辰，尊博园贵人曰孝崇后，宫曰永乐；置太仆、少府以下，皆如长乐宫故事。分钜鹿九县为后汤沐邑。



＇5＇夏季，五月庚辰（十九日），桓帝尊其母博园贵人为孝崇后，所住宫室称作永乐宫，设置太仆、少府及以下官吏，一切都遵照西汉时期长乐宫的前例。从钜鹿郡分割九个县，作为孝崇后的汤沐邑，收取赋税以供个人奉养。



＇6＇秋，七月，梓潼山崩。



＇6＇秋季，七月，广汉郡梓潼县发生山崩。



元嘉元年（辛卯、151）



元嘉元年（辛卯，公元151年）



＇1＇春，正月朔，群臣朝会，大将军冀带剑入省。尚书蜀郡张陵呵叱令出，敕虎贲、羽林夺剑，冀跪谢，陵不应，即劾奏冀，请廷尉论罪。有诏，以一岁俸赎；百僚肃然。河南尹不疑尝举陵孝廉，乃谓陵曰：“昔举君，适所以自罚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误见擢序，今申公宪以报私恩！不疑有愧色。



＇1＇春季，正月朔（初一），群臣朝见桓帝，大将军梁冀佩戴宝剑，进入宫中。尚书蜀郡人张陵厉声斥责梁冀，让他退出，并命令虎贲和羽林卫士，夺下他所佩带的宝剑。于是，梁冀跪下向张陵认错，张陵没有答应，立即向桓帝上书弹劾梁冀，请求将他交给廷尉治罪。桓帝下诏，罚梁冀一年的俸禄赎罪。因此，文武百官都对张陵肃然起敬。河南尹梁不疑，曾经荐举张陵为孝廉，于是对张陵说：“过去荐举你，今天正好来惩罚我们梁家自己！”张陵回答说：“您不认为我没有才能，错误地将我提拔任用，我今天伸张朝廷法度，以报答您的私恩！”梁不疑面有愧色。



＇2＇癸酉，赦天下，改元。



＇2＇癸酉（十六日），大赦天下，改年号。



＇3＇梁不疑好经书，喜待士，梁冀疾之，转不疑为光禄勋；以其子胤为河南尹。胤年十六，容貌甚陋，不胜冠带；道路见者莫不蚩笑。不疑自耻兄弟有隙，遂让位归第，与弟蒙闭门自守。冀不欲令与宾客交通，阴使人变服至门，记往来者。南郡太守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过谒不疑；冀讽有司奏融在郡贪浊，及以他事陷明，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于路。



＇3＇梁不疑喜好儒家的经书，乐于接待有学问的人士，梁冀对此很是憎恶，于是调他担任光禄勋，而任命自己的儿子梁胤为河南尹。当时，梁胤年仅十六岁，容貌非常丑陋，穿上官服以后不堪入目，道路上的行人见到他这副模样，没有一个不嘲笑的。梁不疑认为兄弟之间有嫌隙，对自己是一种耻辱，于是辞去官职，回到自己的宅第，和弟弟梁蒙闭门在家自守。梁冀不愿意他再与外面的宾客交往，于是暗地里派人更换衣服，到梁不疑的大门前，记下和他交往的宾客。南郡太守马融、江夏郡太守田明，刚被任命时，路过梁不疑家，曾经去晋见梁不疑，向他辞行。梁冀便授意有关官吏弹劾马融在南郡贪污，并用其他的事诬陷田明，将他们二人都处以髡刑、笞刑，放逐到朔方郡。马融自杀未遂，田明就死在发配途中。



＇4＇夏，四月，己丑，上微行，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风拔树，昼昏。尚书杨秉上疏曰：“臣闻天不言语，以灾异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跸而行，静室而止，自非郊庙之事，则銮旗不驾。故诸侯入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诫；况于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游，降乱尊卑，等威无序，侍卫守空宫，玺绂委女妾！设有非常之变，任章之谋，上负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纳。秉，震之子也。



＇4＇夏季，四月己丑（初三），桓帝秘密出行，临幸河南尹梁胤家。当天，突刮大风，拔起树木，白昼一片昏暗。尚书杨秉上书说：“我曾经听说，上天不会说话，用灾异谴责告诫君王。君王至为尊贵，出入皇宫都有常规。凡是出宫，前面有人清道和警戒行人，左右有人侍卫；凡是入宫，必先派人清宫，然后才能居住。除非是到郊外祭祀天地，或者到皇庙祭祀祖宗，君王的銮旗御车，从不离开皇宫。所以，各国的诸侯到臣属之家，《春秋》尚且举出，作为鉴戒，更何况是穿着先王规定的朝服，私自外出游玩？尊贵和卑贱混乱不分，威仪失去等级秩序，侍卫守护空宫，天子的玺印交给妇女保管，万一发生非常的变化，出现任章一类的谋反事件，上则辜负先帝的希望，下则后悔莫及！”桓帝不能采纳。杨秉，即杨震的儿子。



＇5＇京师旱，任城、梁国饥，民相食。



＇5＇京都洛阳发生旱灾，任城、梁国发生饥荒，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6＇司徒张歆罢，以光禄勋吴雄为司徒。



＇6＇司徒张歆被罢官，擢升光禄勋吴雄为司徒。



＇7＇北匈奴呼衍王寇伊吾，败伊吾司马毛恺，攻伊吾屯城。诏敦煌太守马达将兵救之；至蒲类海，呼衍王引去。



＇7＇北匈奴呼衍王攻打伊吾，击败伊吾司马毛恺，又乘胜进攻伊吾屯城。桓帝下诏，命敦煌太守马达率军援救，当援军到达蒲类海时，呼衍王率兵退走。



＇8＇秋，七月，武陵蛮反。



＇8＇秋季，七月，武陵郡蛮人起兵反叛。



＇9＇冬，十月，司空胡广致仕。



＇9＇冬季，十月，司空胡广辞官退休。



＇10＇十一月，辛巳，京师地震。诏百官举独行之士。涿郡举崔，诣公车，称病，不对策；退而论世事，名曰《政论》。其辞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衰而不改，习乱安危，不自睹。或荒耽耆欲，不恤万机；或耳蔽诲，厌伪忽真；或犹豫岐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以贱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



＇10＇十一月辛巳（二十八日），京都洛阳发生地震。桓帝下诏，命朝廷的文武百官推荐志节高尚，不随俗浮沉的“独行”人才。涿郡太守推荐崔。崔到达京都洛阳皇宫负责接待的公车衙门时，声称有病，没有参加回答皇帝策问的考试。回乡后，撰写了一篇评论当代政事的文章，篇名叫作《政论》。文章说：“凡天下所以不能治理，通常是由于人主继承太平盛世为时太久。风俗已经逐渐敝败，却仍不觉悟；政令已经逐渐衰败，却不知道改弦更张。以乱为治，以危为安，熟视无睹。有的沉溺于酒色，荒淫纵欲，不忧虑国事；有的听不进任何规劝，爱听假话而听不进真话；有的不能分辨人的忠和奸，事情的是和非，在歧路上犹豫不决，不知所从；于是，亲信的辅佐大臣，害怕得罪奸邪，闭口不言，只求保全自己的高官厚禄；而疏远的臣下，虽然敢说真话，但因为地位卑微，意见不能受到重视和采用。因此，朝廷的法度在上面遭到破坏，才智之士在下面感到无可奈何，真是可悲！



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且济时拯世之术，在于补决坏，枝拄邪倾，随形裁割，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故圣人执权，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设，不强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闻也。盖孔子对叶公以来远，哀公以临人，景公以节礼，非其不同，所急异务也。俗人拘文牵古，不达权制，奇伟所闻，简忽所　见，乌可与论国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虽合圣听，辄见掎夺。何者？其顽士暗于时权，安习所见，不知乐成，况可虑始，苟云率由旧章而已；其达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己，舞笔奋辞以破其义。寡不胜众，遂见摈弃，虽稷、契复存，犹将困焉。斯贤智之论所以常愤郁而不伸者也。



“自从汉王朝建立迄今，已经三百五十余年，政令已经严重荒废，上下松懈怠惰，百姓怨声载道，都盼望重新得到中兴，挽救目前的危局。而且，拯救时世办法，在于把裂缝补好，把倾斜支住，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必要的措施，目的只是要使整个天下达到安宁的境地而已。所以，圣人掌权，就会根据当时面临的形势，制订相应的制度和措施。虽然采取的步骤会有差异，设置的制度和措施也各不相同，但都不会强迫人们去做根本做不到的事，也不会不做当前急需的事，而只是追求遥远空洞的思想。孔子回答叶公说，为政在于使远处的人都来归服；他回答鲁哀公说，为政在于选用贤才；他回答齐景公说，为政在于节约财富。并不是孔子对为政本身有不同的见解，而是针对他们所面临的不同的要务。庸俗的人，只知拘泥于古书上的文字，不懂得根据不同的情势，制订不同的制度和措施的道理。只看重从书中听来的古人古事，而忽略眼前的现实，怎么可以和这种人讨论国家的大事呢！所以，臣属上书奏事，虽然主上愿意聆听，但每每遭到牵制和破坏。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些顽劣的人士不懂审时度势，只知安于所见到过的事情，即使是事情已经成功，也不知快乐，何况在操心事情的开端时，就让他同意？只是马马虎虎地说，大致遵循原来的法令规章而已；有的人，虽然见识通达，但居名自负，忌妒贤能，因为计策不是出于自己而感到羞耻，于是舞文弄墨，去诋毁别人提出的计策。即便是最好的计策，因为寡不敌众，也终于遭到摈弃，纵使后稷、子契重生，也束手无策。这就是持贤能智慧的言论的人，所以常常悲愤压抑而不能得到伸展的原因。



凡为天下者，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鉴。昔孔子作《春秋》，褒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夫岂不美文、武之道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