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全译-第14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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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都。万荣悉诛乱者妻子数千人。有军士数人呼于市曰：“今夕兵大至，城当破。”万荣收斩之，奏称刘士宁所为。五月，庚子，徙士宁于郴州。
＇6＇夏季，四月，庚午（二十八日），宣武军发生变乱，留后李万荣讨伐并平定了变乱。在此之前，由于宣武军的亲兵三百人素来骄矜专横，李万荣憎恶他们，便派遣他们到京城西面防御吐蕃，亲兵都怨恨他。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诱使亲兵发起变乱，进攻李万荣，李万荣击败了他们。亲兵边掳掠，边溃退，多数逃奔宋州，宋州刺史刘逸准优厚地安抚他们。韩惟清逃奔郑州，张彦琳逃奔东都洛阳。李万荣悉数诛杀了作乱将士的妻子儿女几千人。有几个军士在街市中大声呼喊说：“今天晚上，部队大规模开来，汴州城就会被攻破。”李万荣收捕斩杀了他们，还上奏声称这是刘士宁所做的事情。五月，庚子（二十八日），朝廷将刘士宁迁移到郴州。
＇7＇钦州蛮酋黄少卿反，围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奏请发岭南兵救之；上不许，遣中使谕解之。
＇7＇钦州蛮人的酋长黄少卿造反，包围了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上奏请求征调岭南军队前去救援，德宗不肯允许，派遣中使宣旨劝解他们。
＇8＇陆贽上言：“郊礼赦下已近半年，而窜谪者尚未沾恩。”乃为三状拟进。上使谓之曰：“故事，左降官准赦量移，不过三五百里，今所拟稍似超越，又多近兵马及当路州县，事恐非便。”贽复上言，以为：“王者待人以诚，有责怒而无猜嫌，有惩沮而无怨忌。斥远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儆则浸及威刑，不勉而复加黜削，虽屡进退，俱非爱憎。行法乃暂使左迁，念材而渐加进叙，又知复用，谁不增修！何忧乎乱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贬黜，便谓奸凶，恒处防闲之中，长从摈弃之例，则是悔过者无由自补，蕴才者终不见伸。凡人之情，穷则思变，含凄贪乱，或起于兹。今若所移不过三五百里，则有疆域不离于本道，风土反恶于旧州，徒有徙家之劳，实增移配之扰。又，当今郡府，多有军兵，所在封疆，少无馆驿，示人疑虑，体又非弘。乞更赐裁审。”
＇8＇陆贽进言说：“自从圜丘祭天，大赦天下的赦令颁下，已经将近半年，但是，贬官流放的人们还没有得到大赦的恩典。”于是他写成三个状书，进呈上来。德宗让人告诉他说：“根据惯例，对降职的官员可以依照赦令酌情迁移到近处来，但不能超过三五百里地。现在，你拟定的迁官办法似乎稍微超过了规定，安置的地点又往往接近军队驻地，或者是处于进京路线上的州县，此事恐怕不够妥当。”陆贽再次进言认为：“君王要以诚意对待众人，可以责备臣下，对他们发怒，但不能够猜疑他们；可以惩处臣下败坏事功的行为，但不能够怨恨他们。将臣下斥逐远方，是为了警告他们没有恭谨听命；甄别并宽恕臣下的过失，是为了劝勉他们重新做人。不加警告，就会使臣下逐渐触犯刑法；不加劝勉，只会使臣下再遭贬黜。虽然君王屡次进用或罢黜臣下，但完全不是出于个人的好恶。执行法规，这是让臣下暂时降职，以后顾念臣下的才能，便又逐渐地加以提拔任用，臣下知道自己还能够再次被起用，有谁还不加强自身的修养呢！又何必为打乱常规变乱而发愁，为留下遗憾而担心呢！如果因臣下被降职免官，便认为他们是奸邪凶恶的，永远将他们置于防备与禁阻之中，使他们长期废免，不得任用，这便是让悔改的人无法自行弥补过失，使蕴含着才华的人终究不能施展抱负。大凡人之常情，穷困潦倒，就希望变革；身境痛苦，便图谋作乱，或许就是产生于此。如果现在迁移被贬的官员不超过三五百里地，便会发生仍然没有离开原先被贬去的州道，而风土人情反而比原来更为恶劣的情况，空有迁徙家室的劳顿，实际上是增加了迁徙流亡的骚扰。此外，现在的郡府，往往驻扎着军队，而州境之内，驿站的房舍是很少或者没有的。既让人们感到疑虑，于国体也不够宽宏。请陛下再予以斟酌审核吧。”
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无大小，必自选而用之，宰相进拟，少所称可；及群臣一有谴责，往往终身不复收用；好以辩给取人，不得敦实之士；艰于进用，群材滞淹。贽上奏谏，其略曰：“夫登进以懋庸，黜退以惩过，二者迭用，理如循环。进而有过则示惩，惩而改修则复进，既不废法，亦无弃人，虽纤介必惩而用材不匮；故能使黜退者克励以求复，登进者警饬而恪居，上无滞疑，下无蓄怨。”又曰：“明主不以辞尽人，不以意选士，如或好善而不择所用，悦言而不验所行，进退随爱憎之情，离合系异同之趣，是由舍绳墨而意裁曲直，弃权衡而手揣重轻，虽甚精微，不能无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长，苟区别得宜，付授当器，各适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与全才无异。但在明鉴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又曰：“以一言称惬为能而不核虚实，以一事违忤为咎而不考忠邪，其称惬则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违忤则罪责过当，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职司之内无成功，君臣之际无定分。”上不听。
德宗生性猜疑而又妒忌，不肯信任臣下。无论官职是大是小，一定要由自己选拔任用，对于宰相进呈的规划，很少称许认可。及至群臣一旦遭到斥责，往往一辈子不再收录起用；好以能言善辩为条件选取人才，不能得到敦厚忠实的人选；对官吏的提拔任用困难重重，各种人材沉抑于下，不得升进。陆贽上奏进谏，大略是说：“提拔任用是为了勉励功劳，贬抑降职是为了惩戒过失，两方面交相为用，其中的道理就如同圆环周而复始。受到进用以后又有了过失，便需要给予惩罚，受到惩罚以后又修正过来了，便应该再提升上来，这既不会荒废法度，也不会捐弃人才。即使对任何细微的过失都一定惩罚，但可供使用的人才不会缺乏。所以，这可以使受到贬逐的人勉励自己力求恢复官职，也可以使被提升的人告诫自己恭谨地任官办事，使上面没有难解的疑虑，下面没有积蓄的怨恨。”他又说：“明智的君主不会根据言词来使用人才，也不会按照主观的意想去选拔士子。如果对自己所亲善的人便不加选择地任用，如果喜欢一个人的言词便不去检验他的行为，升官降职全随着个人的爱憎情感，亲疏远近全凭着人们与自己的志趣相同与否，这是舍弃墨斗而靠心意来判断线的曲直，丢开秤锤而用双手来掂量物体的轻重的作法，即使极其精细，还是不能没有谬误。”他又说：“中等智能以上的人们，是互有长处的。如果能够恰当地区分辨别人们的长处，交付给人们的职任与他们的才具相当，各自适应人们的性情，分别发挥他们的能力，及至将大家聚合在一起，成就了事功，这与人人都是全才也是没有区别的。要做到这一点，只在于善于识别，襟度阔达，驾驭有方罢了。”他又说：“由于一句话讲得使自己惬意，便以为讲话人是有才能的，因而不再核查他的实际情况；由于一件事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便以为办事人是有罪过的，因而不再考究他是忠是邪。对讲话使人惬意的人，将超过他能力极限的重任交给他，而不去考虑这是他所难以胜任的；对于办事违背自己意志的人，将有失允当的罪责加给他，不肯宽恕他的无能为力，这就使人在职务范围以内难得成就事功，使君臣之间没有确定的责任。”德宗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贽又请均节财赋，凡六条：
陆贽又请求平均并节省财税，共有六条：
其一，论两税之弊，其略曰：“旧制赋役之法，曰租、调、庸。丁男一人受田百亩，岁输粟二石，谓之租。每户各随土宜出绢若绫若共二丈，绵三两，不蚕之土输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谓之调。每丁岁役，则收其庸，日准绢三尺，谓之庸。天下为家，法制均一，虽欲转徙，莫容其奸，故人无摇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乱华，黎庶云扰，版图堕于避地，赋法坏于奉军。建中之初，再造百度，执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简之可从而所操不得其要。凡欲拯其弊，须穷致弊之由，时弊则但理其时，法弊则全革其法，所为必当，其悔乃亡。兵兴以来，供亿无度，此乃时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庸、调法，分遣使者，搜郡邑，校验薄书，每州取大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为两税定额。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赋入，必以丁夫为本。不以务穑增其税，不以辍稼减其租，则播种多；不以殖产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调，则地著固；不以饬励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则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尽其力矣。两税之立，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曾不寤资产之中，有藏于襟怀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其积于场圃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如此之比，其流实繁，一概计估算缗，宜其失平长伪。由是务轻资而乐转徙者，恒脱于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征求。此乃诱之为奸，驱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赋入不得不阙。复以创制之首，不务齐平，供应有烦简之殊，牧守有能否之异，所在徭赋，轻重相悬，所遣使臣，意见各异，计奏一定，有加无除。又大历中供军、进奉之类，既收入两税，今于两税之外，复又并存，望稍行均减，以救凋残。”
第一条，论述两税法的弊端。他大略是说：“依照国家原有的制度，征派赋税徭役的办法，称作租、调、庸。成年男子每人可以得到田地一百亩，每年交纳粮食二石，称作租。每户各自按照土地所生产出来的不同产品，交纳绢或者绫或者，一共二丈，丝绵三两，不养蚕的土地，交纳棉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应当承担的徭役，则是收取雇人代役所应该偿付的佣金，每天以交纳绢三尺为标准，称作庸。天下成 为一家，法令制度平均如一。即使有人打算辗转迁徙，这样的奸谋也是无处可以容纳的，所以人们不会有动荡不安情绪，而事情都有固定的规制。及至羯胡安禄山、史思明祸乱中华，百姓如乱云纷扰，户籍与地图因朝廷躲避他处而毁去，税法因供应军需而破坏。在建中初年，重新建置各种制度，执掌朝政的人知道旧弊应当革除，但建立新制时却连本意都抛弃了，也知道应当从简，却没把握住要领。凡是打算改正以往的弊端，必须穷究导致弊端的原由。如果是时势造成的弊端，便应当只就时势来加以治理，如果是制度造成的弊端，便应该完全革除这一制度。所做的事情一定是确当的，一切悔恨必将消亡。在战事兴起以来，对军队的供给没有限度，这正是时势造成的弊端，而不是制度造成的弊端啊。然而，朝廷急忙更改了租、庸、调法，分别派遣使者，搜刮郡县，核实验证赋役簿籍，每州选取大历年间征收赋税最多的年份，便以此年的数额作为两税的定额。财富的产生，一定是由人力造成的，所以先代的君王制定赋税收入，一定要以成年男丁为依据。不因致力耕耘而增加税收，也不因停止种植而减少田租，人们便愿意多加播种了。不因产业扩大而多加征收，也不因寄居他乡而免去纳调，人们便牢固地定居下来了。不因勤勉自励而加重徭役，也不因懒情懈怠而免除纳庸，人们便会辛勤劳作了。这些都做到了，人们就会安心居住下来，竭尽力气务农了。两税法的设立，只以资财产业为依据，不以人丁多少为根本。人们竟不懂得，在资财产业中，有的可以收藏在怀里或口袋、箱子里，虽然物品贵重，但人们无法查看；有的堆积在场院、田圃、粮仓中，虽然价值低廉，但大家却以为这是富有。有的是便于交易与增殖的财货，虽然数量不大，但收取盈利是按日计算的；有的是茅棚房舍与器皿用具等资产，虽然定价很高，但常年没有增益可图。这样的比较，种类实在繁多，一律估计价钱并折算成缗，这种办法有失公允，助长作弊。由此，专门谋求细软的财货而愿意辗转迁徙的人们，总是能够摆脱徭役和赋税；追求农业而置备不定居的产业的人们，却往往为赋税征收而困顿。这简直是诱导人们去做邪恶的事情，驱赶着他们去逃避徭役，使劳役的效能不得不松懈下来，赋税的收入不得不缺欠。又因两税处于创立制度的初期，没有追求制度的整齐划一，物资的供应办法有繁琐与简便的区别，州府长官有精明与愚笨的不同，各处的徭役赋税，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