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田随笔全集-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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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每当我要阐述一个我们早已接受的权盛看法时，我不想墨守陈规地只用规则和事倒来证实，而是穷源溯流，寻根究底，我就会发现这个看法根基不牢，以致一想到要向别人证实这个看法，就会有点儿感到兴趣索然。
柏拉图为了消除他那个时代盛行的违情悖理的爱情，号召公众舆论对之抨击，让诗人和每个人口诛笔伐，他认为这种做法是灵丹妙药。多亏了这个灵丹妙药，再漂亮的女儿世不会激起她们父亲的爱情，再英俊的兄弟也不会使他们的姐妹心动，就！堤厄斯忒斯、俄狄浦斯、马卡勒斯的神话，也用令人愉快的歌声，把这一实用的信念注入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口
贞操确实是一种美德，它的用途可谓无人不烧，但从本性上来探讨廉耻心是困难的，如用习俗、规律和格言来阐述就容易得多。最基本最普遍的道理是难以细细探究的。我们的大师们泛泛研究这些道理，甚至不敢触及，一上来便成了习俗的卫道士，还自高自大，洋洋得意。那些不愿摆脱这种习俗的人犯的错误则更大，他们不得不满足于奇谈怪论，正如克里西波斯回在他作品的许多地方，散布对任何形式的乱伦不必太重视的观点母如若有人想摆脱习惯的强烈偏见，他就会发现，许多毅然决然接受的东西，似乎就凭借着它们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外形。但是，这张面具一旦撕掉，事物就恢复其真实和理性，他就会觉得自己的判断仿佛被彻底推翻，然而却回到了更可靠的状态。譬如说，到那时我会问他，还有什么比一个民族盲从某些习惯更荒唐的事呢？他们的家庭事务，诸如婚礼、捐赠、遗嘱、买卖，都束缚在某些他们不可能弄懂的规矩上，那些规矩不是用他们的语言撰写和出版的，因此，他们不得不购买解释和用法说明书。那些规矩不是建立在伊索克拉底的高见之上：这位雄辩家劝导国王让其臣民进行自由贸易，免除税收，让他们有利可图，如果他们争吵起来，就对他们课以沉重的税金；那些规矩却是建立在一种可怕的见解之上：情理可以买卖，法律可以作为商品交流。我很幸运，因为据我们历史学家记载，第一个反对查理曼大帝把拉丁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强加给我们的人，是一位加斯科尼绅士，是我的老乡。在一个国家里，法官的职位可以用钱购买，判决可以用现金换取，无钱就打不了官司，这些都成了合法的习惯，还有什么比这更野蛮的做法呢？司法权拥有如此重要的商品，以致国家政治组织多了个第四等级，那是由掌管诉讼的人组成的等级，和早已存在的教士、贵族和平民这三个等级平分秋色。这第四个等级掌握法律，对财产和生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形成丁一个独立于贵族的阶层，因此就有了双重法律，荣誉的法律和正义的；击律，两者在诸多方面格格不入，荣誉的法律谴责忍受，正义的法律谴责复仇。从尚武的职责讲，谁忍受侮辱，就会名誉扫地，而从公民的职责讲，谁要复仇，就会招致死刑（因荣誉受损而诉诸法律，会有损脸面，可要是不求助法律而私下报仇，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和惩罚）。这两个部分同侍一主，却各司截然不同的职责；一个掌管和平，另一个掌握战争；一个有利益，另一个有荣誉；一个博学，另一个勇敢；一个重口才，另一个重行动，一个讲正义，另一个讲德行；一个诉诸理性，另一个诉诸武力；一个穿长袍，另一十生就穿短袍。
至于那些衣着之类的小事，如有人想让它们恢复为身体服务的真正用途（衣着的优雅和得体盖出于此），我就尤其会给他举方帽的例子。在我看来，这种帽子丑陋无比，一条长长的打褶丝绒带，犹如一根尾巴挂在女人的头上，外加五颜六色的附属物，和一个其形状同我们羞于出口的器官酷似的毫无用处的装饰物，我们却把它展示在众人面前。这些考虑却丝毫不能使一个有头脑的人不去随波逐流；因此，我反面觉得，任何与众不同的式样与其说出于真正的理智，毋宁说是野心勃勃的疯狂或做作。我认为哲人在心里可以摆脱一切羁绊，自由自在地判断事物，但表面上应该完全遵循被认可的习俗。公众社会不需要我们的思想，至于其他，诸如我们的行动、工作、财富乃至我们个人的生活，都得服从社会和公众舆论，正如那位善良而伟大的苏格拉底拒绝违抗法官的判决而寻求拯救自己生命的办法，哪怕法官的判决极不正确，极不公道。因为人人遵守所在地的规则和法律，是一条普遍的规则和法律：
应该服从国家的法律。——克里斯平
下面要谈另一个看法。不管哪个公认的法令，改变后有无明显的好处，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况且，即使有好处，改变起来谈何容易，因为祛律犹如一座建筑物，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牵一发就会动全身。希腊立法者卡隆达斯规定，谁想取缔一项旧法令，或确立一项新法令，就要头套绳索让人民裁决，若新法令遭到反对，他就立即被绞死。斯巴达的立法者利库尔戈斯毕其一生，让斯巴选人民保证不违背他制定的任何法令。弗里尼斯给齐特拉琴增加了两根弦，但是斯巴达的法官未曾想一想这两根弦会不会使音乐更和谐悦耳，就粗暴地把它们砍断了口只因为那两根弦破坏了旧的习惯，就应该受到制裁。这就是马赛法庭那把生锈的剑所寐征的意义。
我讨厌改革，不管它们以怎样的面目出现。我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因为我看到过改革的破坏作用。多步年来压在我们身上的宗教改革，虽不能说一切都是它干的，但完全有理由说，一切都是由它导致的，甚至包括从此不管有没有它都会产生的不幸和毁坏。一切都归罪于这次改革，
唉！我这是自食其果。——奥维德
引起一个国家混乱的人，每每和这个国家一起毁灭。挑起混乱的人往往得不到果实，他们把水搅浑，使其他人得以浑水摸鱼。君主政体的内部结构，这座老朽的大厦，一旦由于改革而分崩离析，就会向这样的不公正尽情敞开大门。一位古人云，君权从山顶跌至半山腰比从中间跌入山谷要难得多。
但是，如果说创新者更有破坏性，那么，效法者则更恶劣。因为他们明明感觉到并惩罚过前者的罪过，却还要步其后尘。如果说这些效仿者即使在做坏事时，也有些体面可言的话，那就是他们把改革的荣誉和尝试的勇气归功于前者。
种种新的骚乱都幸运地从这个取之不竭的第一源泉中汲取扰乱我们治安的形象和原型。我们的法律本是为了医治这最大的顽疾的，可它却让我们看到它在教唆人们做各种坏事，或在为种种坏事辩解。正如修昔底德对他那时候的国内战争所描述的那样，为了宽容公众恶习，竟然使用更温和的新词，来掩饰它们真正的名字。然而，这是为了重塑我们的意识和信念。“借口墨诚实的。”但是，为变革提供最好的借口是极萁危险的：“对旧棚度的任何改革无论如何不值得称赞。打然而，坦率地说，我觉得如此看重自己的看法，那是妄自尊大，目空一切，为树立个人的看法，不惜在自己的国家里推翻太平的公共秩序，导致只有内战和动乱才会造成的种种灾难和伤风败俗。为了同值得反对的错误作斗争，却又助长了许多众所周知的坏事，这难道是谨慎的做法吗？还有比违背自己的意识和认识更坏的坏事吗？
元老院为解决它和人民之间关于宗教职责上的看法分歧，竟然根据米提亚战争中神谕对德尔斐人民的回答，抛出这样的借口：“保护神殿是神的事，而不是他们的事，诸神绝不会让他们的宗教信仰受到亵渎，德尔斐人民担心波斯人入侵，便询问上帝如何处置阿波罗神殿中的圣物，将它们藏起来，还是带走。上帝回答什么也不要动，要他们照管好自己就足够了。
天主教有种种极其公正和实用的标志，但最明显的标志莫过于正确告诫人民要服从统治者，维护他们的统治。上帝的智慧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上帝在拯救人类并引导人类光荣战胜死神和罪恶时，从没想过要摆脱我们现有的政治秩序，而是让陈规陋俗盲目而不公正地制约这一崇高而有益的事业继续前进，让无数他所宠爱的选民无辜死去；为使这个珍贵的果实渐渐成熟，白白流去了多少时间。
有的人因循本国的旧习陈规，还有的人则致力于引导和改变习俗，两者之间相差甚远。因循守旧者以平淡、服从和为人师表作借口。不管他们做什么，都不可能有恶意，最多也只是不幸。“在经过千锤百炼而保存下来的光辉古文化面前，谁能无动于衷？”
再者，伊索克拉底也说过，不及比过火更合适。那些主张改革的人步履维艰，因为他们在对旧习陈规进行鉴别和改革时，必须多多地使用判断力，识别被摈弃的东西有什么缺点，被引进的有什么优点。这一极为平常的看法，坚定了我的信念，即使在最鲁莽的青年时代，我也能控制自己的言行。我不愿让自己肩负如此沉重的担子，为如此重要的学问负责任。平时，即使是我所学知识中的最简单的东西，我也不敢贸然作出判断，虽然大胆谈出自己的看法丝毫无损于我学到的知识，现在面对如此重要的学问，我更不敢判断了。我认为，让家喻户晓和一成不变的民法，神法听凭个人随心所欲和变化无常的奇想，是非常不公正的，因为个人的看法仅是个人的裁判。任何政权对于民法不敢为的，对于神法千万也别做。从理性上讲，人类同民法关系更加密切，但是神法却是民法法官至商无上的仲裁人。因此，应该把最大的聪明才智用于解释和发展已有的习俗，而不是改变和革新。有时，上帝会越过他所强迫我们遵守的规则，但这并不等于免除。这是上帝的壮举，我们不应模仿，而应赞美。上帝的这些壮举，是一种刻意和特别的恩宠，是施予我们的奇迹，是为了证明其威力无比，凌驾于人类秩序和力量之上；试图仿效上帝的壮举，是神经错乱，亵渎神明。我们只能惊叹地凝望，而不应效法母这是上帝的而非我们的职责。
古罗马雄辩家科达恰当地断言：“在宗教方面，我信奉法学权威科伦卡尼乌斯、西庇阿、斯凯沃拉，而不相信哲拳素芝诺、克菜安西斯或克星斯波斯。”
在当前的宗教斗争中，有上百条重要的、根深蒂固的教规需要清除和重新确立。天晓得有多少人可以夸口完全承认了这派或那派的论据。若是数量问题，那这个数量对我们可能不构成威胁。可是，其他人向何处去？他们投到哪派麾下？改革派用的药和其他劣药或服用不当的药一样没有效果。他们的药本想净化我们的体渣，但它引起的冲突使体液变得兴奋和活跃，不惟如此，那药还会留在我们体内。那药软弱无力，非但未能净化我们，反使我们更加虚弱，以致无法把它排除出去，得长期忍受它给我们体内带来的痛苦。
然而，偶然性总是凌驾于我们的原则之上，会向我们指出迫切要做的事，因此，法律就要网开一面。
当我们抵制强行而入的改革，不让它发展壮大时，那种以克制和合法手段对付那些恣行无忌、无法无天、为达目的不挥手段的改革者的做法，是一种危险的屈从和软弱。相信背信弃义者，无疑于引狼入室。”一个运转正常的国家，其通常的法规不可能防止这些意外，它们首先需要一支由执法人员组成的队伍，还需要绝对的遵守和服从。合法的手段是一种冷静、呆板和受束缚的做法，面对卑鄙而疯狂的做法，会无可奈何。
至今仍有人指责屋大维和小卡图园，说这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分别在苏拉和凯撒发动的内战中，宁愿让祖国蒙受各种极端行为，也不肯损害法律而拯救国家。事实上，在这忍无可忍的最后时刻，与其固守法律，听凭暴力兴风作浪，为非作歹，倒不如灵活机动，暂不遵奉法律。这样做也许更明智。既然法律无法再做想做的事，那就干脆让官们做能做的事。这并非史无前倒，阿格西劳斯二世就命令法律沉睡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