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真博物馆-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1。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小x说s网
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而我却不知道。如果知道，我能够守护这份幸福吗？一切也会变得完全不同吗？是的，如果知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是决不会错失那份幸福的。在那无与伦比的金色时刻里，我被包围在一种深切的安宁里，也许它仅仅持续了短短的几秒钟，但我却在年复一年中感到了它的幸福。1975年5月26日，星期一，3点差一刻左右，就像我们从过失、罪孽、惩罚和后悔中摆脱出来一样，地球也仿佛摆脱了地心引力和时间法则的束缚。当我亲吻着芙颂因为天热和做爱而被汗水浸湿的肩膀，慢慢地从身后抱住她，进入她的身体，轻轻咬了一下她的左耳时，戴在她耳朵上的耳坠，在很长的一瞬间仿佛停留在了空中，然后才慢慢坠落。我们是如此幸福，以至于仿佛我们根本没发现这只那天我压根没去注意它形状的耳坠，我们继续接吻。
外面，是伊斯坦布尔春天独有的朗朗晴空。尽管闷热让街上未能摆脱冬天习惯的人们出汗，但房子和商店的里面、椴树和栗子树的下面还是凉爽的。相似的凉爽我们从身下的床垫上也感觉到了，在那张微微散发着霉味的床垫上，我们像幸福的孩子一样忘乎所以地做爱。阳台的窗户敞开着，窗外吹进一阵带着海水味和椴树花香的暖风，风掀起了窗纱，随后又让窗纱慢慢飘落在我们的背上，让我们赤裸的身体为之一颤。从二楼套房的后屋，我们躺着的床上，可以看见在后花园里踢球的孩子们，他们在尽情地互相说着脏话，当发现我们正在逐字逐句地做着脏话里那些放肆的事情时，我们停顿了一下，相视一笑。然而我们的幸福是如此深切和巨大，就像那只耳坠一样，我们立刻忘记了人生从后花园开来的玩笑。
第二天约会时，芙颂告诉我说，她的一只耳坠丢了。其实在她走后，我在蓝色的床单上看见了那只刻有她名字第一个字母的耳坠，我没把它放到一边，而是带着一种奇怪的本能，为了不丢失，把它放进了西服口袋里。“在这里，亲爱的。”我说。我把手伸进了搭在椅背上的西服右口袋里。“啊，没有。”刹那间，我仿佛感到了一种灾难、一种厄运的征兆，但我立刻想起，因为上午觉得天热，我换了一件西服。“在我另外一件西服的口袋里。”
“请你明天把它带来，别忘了，”芙颂睁大眼睛说，“它对我很重要。”
“好的。”
十八岁的芙颂是我的一个远房穷亲戚，就在一个月前我几乎忘记了她的存在。而我三十岁，正准备和人人都觉得我俩般配的茜贝尔订婚。
。。
2。香舍丽榭精品店
…小……说。网
改变我一生的那些事件和巧遇是在一个月前，也就是1975年4月27日，我和茜贝尔在一个橱窗里看到一只杰尼？科隆品牌包时开始的。当我和茜贝尔享受着春日夜晚的凉爽，漫步在瓦里科纳大街上时，我们微微有些醉，很幸福。我们在尼相塔什新开的高级餐厅福阿耶吃了晚饭，吃饭时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和我的父母谈了订婚仪式的各种准备。为了能让茜贝尔在法国女子高中和巴黎期间的同学努尔吉汗从巴黎过来参加我们的仪式，订婚仪式定在了6月中旬。茜贝尔很早就在伊斯坦布尔当时最受欢迎也是最昂贵的裁缝丝绸？伊斯梅特那里定制了礼服。我母亲那晚第一次和茜贝尔讨论了如何将珍珠缝在礼服上的事情。我未来的丈人，想为自己惟一的女儿举办一场像婚礼那样隆重的订婚仪式，而这正合我母亲的心意。我的父亲也很满意，因为他将有一个像茜贝尔那样在索邦念过书的儿媳——那时伊斯坦布尔的中产阶级只要说起那些在巴黎读书的女孩，就会说“在索邦念的”。
晚饭后送茜贝尔回家时，我用手搂着她坚实的肩膀，正当我骄傲地想到自己是如此幸福和幸运时，茜贝尔说：“啊，那包真漂亮！”尽管葡萄酒让我的脑袋发晕，但我还是立刻记下了那只包和那家店，第二天中午就过去买了。其实，我不是那种不断给女人买东西，为了送花可以找到合适理由，天生细心、儒雅和花心的男人，也许我想成为那样的一个男人。那时生活在伊斯坦布尔西西里、尼相塔什和贝贝克街区的那些西化、富有和无聊的家庭妇女会开“精品店”，而不是“艺术画廊”，她们让裁缝从elle和vogue那样的进口杂志上复制“时装”，从巴黎、米兰成箱地买回一些服装、逃税的小玩意儿和首饰，然后把这些东西用几乎荒唐的价格卖给和她们一样富有和无聊的女人。很多年后，当我找到香舍丽榭精品店的老板谢娜伊女士时，她告诉我说，她和芙颂一样也是我母亲的一个远房亲戚。多年以后，当谢娜伊女士不问我对它们感兴趣的缘由，把和香舍丽榭精品店以及与芙颂有关的所有旧物，包括门上挂着的招牌送给我时，我感到，不仅是她，比我认为的还要广泛的一群人，也知道发生在我故事里的一些奇怪时刻。
第二天中午12点半左右，当我走进香舍丽榭精品店时，一个挂在门上、里面有两个小球的小铜铃，发出了一种现在仍然让我心跳加速的声音。尽管在中午闷热的时候，店里却还是阴暗和凉爽的。一开始我以为店里没人，后来我看见了芙颂。当眼睛在努力适应店里的阴暗时，我的心，却不知为什么，就像一个即将拍打到岸边的巨浪那样膨胀了起来。
“我想要橱窗里那只挂在模特身上的包。”我说。
我想，它太漂亮，太迷人了。
“是那个奶油色、杰尼？科隆的包吗？”
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我立刻想起了她。
“橱窗里模特身上的。”我用一种梦呓般的声音说道。
“我明白了。”她走到橱窗前，一下脱掉了左脚上那只黄色的高跟鞋，露出一只脚趾上精心抹了红色指甲油的脚，她用那只脚踩进橱窗的底座并向模特探过身去。我先看了一眼那只鞋，然后是那双修长、非常漂亮的腿。不到5月份，它们已经被太阳晒黑了。
她那带花边的黄色碎花连衣裙，因为修长的双腿，显得越发短了。她拿了包，走到柜台后面，用她那纤长的手指拉开拉链（里面冒出一团半透明的纸），打开两个隔层（它们是空的）和一个里面装着一张写有杰尼？科隆字样的纸和一本保养手册的小口袋，她的态度很严肃，好像在向我展示一样神秘的物件。一瞬间，我们的目光相遇了。
“你好，芙颂。一下变成大姑娘了。你大概不认识我了。”
“不，凯末尔大哥，我一眼就认出您了，但您没认出我来，我也就不打扰您了。”
一阵沉默。我又把包里里外外地看了一遍。她的美丽，她那条对于那时来说过分短的裙子，抑或是别的一样东西让我感到了不安，我显得有些不自然。
“你在做什么？”
“我在准备考大学。我也每天来这里。我在店里结识了很多人。”
“很好。这包多少钱？”
她皱起眉头，看着包底一张手写的标签说道：“1500里拉。（这个价钱，相当于一个年轻公务员半年的薪水。）但我相信谢娜伊女士会为您打点折。她回家吃午饭了。大概在睡午觉，我没法打电话问她。如果傍晚您再过来一趟的话……”
“没关系。”我说，随后从裤子的后兜里掏出钱包，数了几张潮湿的纸钞给她。芙颂在后来我们秘密幽会的地方，曾无数次用极为夸张的动作，模仿过我的这个动作。芙颂认真然而生疏地用一张纸把包包好，放进了一个塑料袋。她知道我在一边无声地注视着她那蜜色的胳膊和优雅、快捷的动作。当她彬彬有礼地把包递给我时，我道了谢。我说：“向内希贝姑妈，你父亲（塔勒克先生的名字我一时没想起来）问好。”我突然停顿了一下，因为我看见自己的幽灵从身体里走出来，正在天堂的一角抱着芙颂亲吻。我快步走向门口。这是一个荒唐的幻想，再说芙颂其实也并没有那么漂亮。门铃响了，我听到了一只金丝雀的鸣叫。我走到街上，外面的暖阳让我感觉很舒服。我对我的礼物很满意，我很爱茜贝尔。我决定忘掉这家小店，忘掉芙颂。
。。
3。远房亲戚
（小//说；网/
吃晚饭时，我还是和母亲谈起了这件事，我告诉她，在给茜贝尔买包时碰上了我们的远房亲戚芙颂。
“啊，是的，内希贝的女儿在谢娜伊的店里卖东西，可惜了！”我母亲说，“过节她们也不来了。都是因为那个选美比赛。每天我都经过那家店，但我从没想到要去和那个可怜的姑娘打招呼。但从前我是很喜欢那姑娘的。内希贝到家里做裁缝时，有时她也会跟来。我从柜子里拿出你们的玩具给她，她就会在一边安安静静地玩。内希贝的母亲、你们那过世的米赫利维尔姑婆也是个可爱的人。”
“她们到底是我们的什么亲戚？”
因为看电视的父亲没在听我们说话，所以母亲告诉我说，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埃特黑姆？凯末尔）是和国父阿塔图尔克同年出生的，他们还是谢姆希先生学校的小学同学，就像在我多年后找到的照片上看到的一样，她父亲在和我外婆结婚前很多年，不到二十三岁时就急急忙忙地娶了第一个妻子。母亲说，那个可怜的波斯尼亚姑娘（也就是芙颂外婆的母亲），是在巴尔干战争期间，人们逃离埃迪尔内时去世的。尽管这个可怜的女人没有和我外公埃特黑姆？凯末尔生有一男半女，但之前，用我母亲的话说，还在“孩子时”她就嫁了一个贫穷的教长，生了一个名叫米赫利维尔的女儿。我母亲以前一直说，米赫利维尔姑妈（芙颂的外婆）是由一帮奇怪的人养大的，她和她的女儿内希贝（芙颂的母亲）并不是我们的亲戚，最多只能算是远房亲戚。不知为什么，她让我们叫家族这个很远分支上的女人们“姑婆、姑妈”。我母亲（她叫维吉黑）在最近两年的节日里，对住在泰什维奇耶后街上的这家穷亲戚极为冷淡，因此伤了他们的心。那是因为，两年前芙颂去参加了一次选美比赛，那年她才十六岁，还在尼相塔什女子高中读书，内希贝姑妈不仅默许，后来我们得知，她甚至还怂恿了女儿。母亲对此很生气。后来，母亲还从一些传闻中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自己曾经喜欢、帮助过的内希贝姑妈竟然还为这件丑事沾沾自喜，于是就不理她们了。
而事实上，内希贝姑妈一直非常喜欢和尊重我的母亲，我母亲比她大二十岁。无疑，这和我母亲对内希贝姑妈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内希贝姑妈年轻时上门为那些文雅街区的女人们做裁缝。
母亲说：“她们特别、特别穷。”因为害怕被认为是夸大其词，她接着说道：“但不仅仅是她们，我的儿子，那个时候整个土耳其都很穷。”以前，我母亲会说内希贝姑妈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非常好的裁缝”，把她推荐给自己的朋友，每年请她来家里吃一次饭（有时是两次），遇上婚礼会喊她去做礼服。
因为我多数时候在学校，所以不会在家里碰到她。1956年夏末，因为要赶制一件出席婚礼的礼服，我母亲把内希贝叫去了在苏阿迪耶的别墅。在二楼的那间小屋里，透过棕榈树树叶可以看见划艇、摩托艇和从码头上跳进海里嬉戏的孩子们。在小屋里，内希贝姑妈从她那只画有伊斯坦布尔风景的针线盒里拿出剪刀、大头针、卷尺和顶针，她俩置身于剪好的布块和花边之中，一边抱怨天热、蚊子和赶活的辛苦，一边像两个好姐妹一样，用我母亲那台辛格尔牌子的缝纫机有说有笑地干到半夜。我记得厨师贝科里不断地往那间又热又充满了天鹅绒味道的小屋里送柠檬水，因为怀有身孕的二十岁的内希贝总想喝柠檬水，而母亲在我们一起吃午饭时，曾经半认真半玩笑地对厨师说：“不管怀孕的女人想吃什么东西，你们都必须立刻满足她，要不然孩子会丑的！”我还记得自己好奇地看过内希贝姑妈那微微隆起的肚子。我想，那就是我对芙颂的第一次认识了，尽管当时谁也不知道那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内希贝也没告诉她丈夫就把女儿的年龄说大了两岁。”母亲越说越气愤，“真主保佑没选上，这样她们也就没太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