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出现象学之维-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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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这本书是出于政治的而非学术的动机，所以在翻译上它不是赫胥黎书的忠实译本，而是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把它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联系起来。”当然我们通常认为，他这样一种做法是非常符合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忧国忧民的理想的。但是你在研究它的时候，实际上考虑的还是怎么样有利于国家的前途发展。从主观动机的出发点来说，我们都认为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呢，它不是忠实的、原原本本的译本。他甚至于把其中原来的、本来包含有的关于科学的范围、科学的价值、科学的本质以及科学的确定性等，这样一些具有哲学本体论层次的部分全部删掉了。他认为这些东西都是空谈，没有用的东西，他把它们都删掉了。科学的范围、科学的价值、科学的本质这些东西在中国人心目中都是没有用的。所以他的这个翻译完全不符合他自己提出的：“信、达、雅”，特别是“信”。他讲这个翻译的主要、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信”，放在第一位，但是他自己的翻译把西方人看来是最重要的部分、形而上学的部分，全部删掉了，恰好不可“信”。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明显，他在翻译的时候，当然你可以说他重视方法论，但是呢他忽视本体论。方法论他还可以接受，他把西方哲学仅仅看作方法论。但是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他不愿意译出来，没有兴趣，所以他还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思想。而且更重要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说如果按照达尔文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原则原原本本地翻译出来，并且像斯宾塞那样把它转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来做一个类比，那么它就只是一条客观的原则、客观的自然原则，从这条原则里面将会推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劣等”民族应该被淘汰，也必定会被淘汰。物竞天择嘛，我们既然是“劣等”民族，我们被淘汰就只能认了。如果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不是要被淘汰嘛，这是自然规律啊，你能违抗吗？这当然是严复所不能接受的。相反，他之所以翻译达尔文的学说就是为了激发中国人的一种危机感：我们将要灭亡了，我们该怎么办？你如果得出一个“劣等民族必须被淘汰”这样一个严酷的结论，那你不是适得其反，和你的这个初衷完全相悖了？所以他解释，如果仅仅是那样的话，那就只是“任天为治”、随波逐流、任其自然，该淘汰就被淘汰，这就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作辩护了。人家本来就强，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就该把我们灭亡。但是他的目的不是这样的，他把进化论理解为一条主观的实践原则，来激发中国人的危机感，那么呢就能使中国人起来“与天争胜”。一个是“任天为治”，一个是“与天争胜”，争强，要自强，在这两个不同的价值标准面前，严复选择了后者。如果你完全按照自然科学的观点，那只能够任天为治，灭亡是必然的，这是自然规律。但是严复不是从客观自然规律、不是从理论这个角度出发，而是从实践这个角度，立足于实践。就是说我翻译这个东西不是要说明我们中国人该灭亡，而是说明我们中国人为了能够不灭亡你就要努力适应时代的要求，适应进化规律，你就得自强、就得奋起。这是他翻译进化论的伦理原则、伦理的立足点。他有一个伦理的立足点，不是说完全客观地、科学地介绍西方的思想，而是一开始就有一个伦理的立足点，要激发国人起来抗争，发挥积极的作用。所以他的翻译仅仅是在政治伦理方面治国平天下的一种手段、一种工具而已。当然我们今天对他的评价呢，还是正面的评价，就是说他当然只能这样，否则的话难道说我们中国人就该灭亡么？肯定不是这样的。但是这样一来达尔文的本来面目、真实面目就被模糊了，就被掩盖了，肯定是这样的。你要激发中国人的一种志气、自强，那么你就不能那样客观地、科学地、原原本本地把西方的什么东西都吸收过来，你必须有选择、有挑选、有评论、有取舍、有改造。
所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不仅在翻译的时候删掉了一些东西，在行文中间他也有不忠实于原著的地方，它是经过改造的、适合于中国人需要的、适合于严复对中国人的需要的理解的。所以他翻译的《天演论》与其说是赫胥黎的原本，不如说是严复所创造出来的，是他的一种创造和借题发挥，是他结合赫胥黎的一种观点来重写的。当然我们今天可以以当时时代的紧迫任务来为他进行辩护，就是说救亡图存，他当时这样做当然是对的，应该是对的。如果是任天为治，那样客观地翻译过来那将会是什么效果呢？那肯定是消极的后果，我们今天评价他当时那样做是对的。但是，我们今天决不能够把那样一种方式当成我们今天一般的、正常地向西方学习的态度，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没有那种亡国灭种的危机了。我们当然还有危机，但是是另外一种。它不是这个层次上的危机，已经没有必要用一些自造的幻影来蒙蔽国人的眼睛，激发我们的志气。而且我们国人的志气为什么只有通过这样一种自欺的方式才能被激发起来，这本身也是值得反思的。如果你把客观的东西原原本本地介绍过来，我们中国人根本就丧失信心了，中国人承受不起科学、承受不了真理，只能够自欺，这个也是我们传统中的一种弊病，这种国民性也应该反思。我哪怕认识了残酷的真理，我也能够承受得起，这才是一种比较坚强的国民性格，当然这种国民性格今天还有待于我们去塑造。这是严复的一个例子，这就是世纪之交的一个错位，这个例子是很典型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王国维。王国维是在另外一方面，跟严复所采取的立场呢，是很不相同的，把他跟严复做一个对照很有意义。王国维的立场也是介绍西方哲学，但是他的立场比严复要高一筹。在哪方面要高一筹？王国维向西方学习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康德的哲学他看不懂，看了很多遍也看不懂，就转向叔本华的哲学，他觉得深得我心，一看他就懂了，马上就接受了。那么他接受叔本华的哲学呢，他的方向和严复不同。严复是为了救国救民，王国维是内向的，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兴趣，而且是出自对人生的一种思考。在叔本华那里他找到了与他相契合的一种人生哲学，这个是和严复的境界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在王国维这里他开始了一种“为学问而学问”的关切。他说：“不研究哲学则已，苟有研究之者，则必须博稽众说，而唯真理是从。”这是王国维的观点。就是你不研究哲学则已，你要研究哲学的话就必须博稽众说、博采众说，然后呢“唯真理是从”。各种各样的学说你都要兼收并蓄，然后选择其中你认为是真理的，你去服从它。但是你要追问他的兴趣和关切从何而来，当然最终他不是出自于学问本身，哪怕他是为学问而学问，他这种为学问而学问最终的基点和出发点，依然是来自于救国志向。中国人缺乏一种真正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即使是提倡“为学问而学问”，那目的最后还是来自于救国的志向。所以他讲中国“今日最亟需者在援世界最进步之学问”，中国今天最需要的就是要引进西方世界最进步的学问。这还是救国救民，跟严复的出发点基本是一样的。对中国人来说，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恐怕永远都会是这样，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包括我本人都是这样。我讲“为真理而真理、为自由而自由”，后面的潜台词还是这样，否则的话我干嘛这样说，干嘛这么努力地给大家说呢？还是有一种儒家的士大夫那种出发点的东西，最后还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改造国民性，拯救我们这个国家。现在我们陷入到另一场危机，陷入到道德危机、信仰危机、伦理危机，那么我们如何走出这种困境呢？还是这个观点，救世的观点。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不要简单化，要把这个出发点尽量地推到后面去，尽量地扩大它的容量。要把西方的东西原原本本地容纳进来。你能不能容纳进来？比如说科学、“为真理而真理”，你就追求这个东西。隐藏在背后的救国志向你不需要提，那是自然在那里的，但是你要形成一种新型的人格结构。王国维已经有这样一种结构，严复还没有。
王国维已经有这样一种结构，他虽然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忧国忧民的志向，但是他在里面容纳了西方的一种科学精神：“为学问而学问”，“为艺术而艺术”。“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表面上看起来很冲突，但是你如果把艺术看作就属于一种人生的话，那么也没什么冲突。对艺术家来说，艺术就是他的人生。他“为艺术而艺术”就是为他的人生，他把人生看作艺术。所以在这里呢，表面上看起来它有一个矛盾，也就是说一方面：引进西方哲学是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但是另一方面它却要求输入不带任何政治性的纯粹哲学。这是黄见德先生在他的书里面指出的一个矛盾。表面上看起来是个矛盾，一方面它要求救国救民，但是它引进的恰好是和政治不相干的一种纯粹学问——叔本华的哲学。叔本华的哲学根本不谈政治，他只谈人生，好像是不相干。黄先生又讲，“王国维之所以提倡吸取纯粹哲学，目的在于要求肯定哲学真理的独立价值，不致使它成为政治的附庸”。提倡纯粹哲学的目的是为了不使它成为政治的附庸，从政治上面把它分离出来。你老是为政治服务，充当政治的婢女，那样的哲学是不成其为哲学的，你要把它跟政治脱离开来。他提出了为真理而真理这样的取向，不要跟着当时的儒家学说和当时的社会需要去亦步亦趋。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力图要摆脱政治的那种学问恰好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你要把纯学问从政治上面脱离开来、分离开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的行为、一种政治的倾向，它本身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如果仅仅是为儒家政治学说服务的那样一种哲学，那种哲学发展不起来，而且那种政治也是很可鄙的一种政治。什么东西它都干预，它也就没有自由的空间了。所以“纯学术”的这样一种行为、这样一种观点，“为学术而学术”的这样一种观点，本身具有政治效益。人离不了政治，你是服从政治也好，你是抵抗政治也好，这本身也是政治行为，都是一种政治行为，这里就有一种辩证关系了。所以最脱离政治的一种学说也就是最具有政治上颠覆作用的一种学说，而反之，最束缚于政治的学说也是在政治上最有害的一种学说。王国维的学说最脱离政治，但是他对政治最具有一种颠覆作用，恰好是能够跳出中国几千年的政教循环怪圈的一种学说。中国几千年政教循环，政治和教育、政治和哲学、政治和理论相互循环。理论为政治服务，政治又需要理论，又吸收理论，这种循环的怪圈，把一切思维的空间都窒息了。那么王国维的这样一种政治倾向就是要表达纯学问，让它独立发展。
所以王国维的努力可以说在另一方面，就是在致力于纯学问方面达到r中国人所可能达到的极致。他可以作为另外一种标杆，严复是前面一种标杆，就是出于一种救国救民、实用主义，把西方的哲学方法拿过来，来改进我们的方法，使我们国家能够在这个里头得到好处。另外一极就是王国维，就是说他提倡纯学问，主张不要考虑它在现实政治生活中间能够造成什么效果。当然王国维最终还是立身于政治。我们刚才讲了，不管是严复也好，王国维也好，他们虽然体现出两极，但是这两极有个共同基础、背景，就是立足于中国的政治，中国人超不出政治。你要一个中国人完全去致力于纯学问，不考虑现实，——像西方的分析哲学家那样，我就是一辈子搞这样一点点学问，搞这么点分析，然后大学课堂上面讲一讲，完了，——中国人不干的。为什么分析哲学搞了这么久，从罗素开始，一直到今天，一百多年了，这么时髦，也没有一位学者在中国把它发展起来？现在研究分析哲学的人很少，即便研究分析哲学，也还是想把它跟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中国人他有这种本性，很难摆脱的。你要是一个美国人的话，他很容易解脱，如果他有这方面的才能，他就去搞分析，美国人是无所谓的。他也可以到澳大利亚去，可以到英国去，他不在乎这个东西对我们的国家的现实有什么影响，他无所谓，他是世界人。他就是真正地为学问而学问。但是中国人做不到，即便在中国做分析哲学，像徐友渔、陈嘉映这些人，放着自己的学问不做了，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