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女朋友们)-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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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到的那股热情。但她在这个莫名其妙的神秘的语言中，同样能感觉到克利斯朵夫的才气。仿佛看着一个伟大的演员讲着外国语做戏，她自己的『性』灵也被鼓动起来了。至于克利斯朵夫，他创造一件作品的时候，往往把思想与热情都寄托在这个女子身上，看到这些思想与热情比在自己心中更美。跟一个这样女『性』、这样软弱、这样善心、这样残忍、而有时还有天才的光芒闪耀的灵魂，心心相印的结果，简直有种估计不尽的富藏。她教了他许多关于人生和人的知识，——关于他不大认识而为她清明的目光判断得很尖刻的女人的事。他尤其靠了她而对于戏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她使他深深体味到这个一切艺术中最完美，最其实，最丰满的艺术的精神。他这才知道戏剧是创造梦境的最奇妙的工具；她告诉他不应该为自己一人写作，象他现在这种倾向，——（那是多少艺术家都免不了的，他们学着贝多芬的榜样，不肯“在有灵感的时候为一张该死的提琴写作”。）——可是为了某一个舞台面写作，把自己的思想去适应某几个演员：一个伟大的诗剧作家也不以为羞，不觉得这种办法会把自己变得渺小；因为他知道，倘若幻想是美的，那末实现这幻想当然是伟大的。戏剧象壁画一样是最严格的艺术，——是活的艺术。

　　　　法朗俊阿士所表现的这些思想，正和克利斯朵夫的思想符合。他那时在艺术生涯中所到达的阶段，正倾向于一种和人类沟通的集体艺术。法朗梭阿士的经验，使他体会到群众与演员之间的神秘的合作。法朗梭阿士虽然那么现实，毫无自欺其人的幻象，也感觉到那种互相感应的力，把演员和群众联系起来的共鸣的电波，她咂『摸』到一个演员的声音便是无声无息的千万人的心声。当然，这种感觉是间歇的，极难得的，从来不会在同一出戏同一个段落上再现。其余的时间，只有演员个人的没有灵魂的演技，巧妙而无热情的呆板功夫。但值得重视的就是例外的情形：那时仿佛电光一闪，一刹那间照出了深渊，照出了由一个人来表白而实际是千百万人的共同的灵魂。

　　　　大艺术家的责任就在于把这共同灵魂具体表现出来。他的理想应当象希腊古时代的诗人一样，先摆脱了自我，然后把那股吹遍人间的集体的热情放入心中。法朗梭阿士尤其渴望这一点，因为她没法达到这个无我之境，老是要表现自己。——一百五十年以来，个人抒情主义过分的发展，已经到了病态的阶段。一个人想求精神上的伟大，必须多感觉，多控制，说话要简洁，思想要含蓄，绝对不铺张，只用一颦一视，一言半语来表现，不象儿童那样夸大，也不象女人那样流『露』感情；应当为听了半个字就能领悟的人说话，为男人说话。现代音乐唠叨不已的讲着自己，遇到无论什么人都倾箱倒铺的说心腹话：这是没有廉耻，不登大雅的。那颇象某些病人，津津有味的对旁人讲着自己的病状，把可厌可笑的细节描摹得淋漓尽致。法朗梭阿士虽非音乐家，也感觉到音乐象寄生虫般侵害诗歌的情形是种颓废的征象。克利斯朵夫先是否认，但细细想了想，觉得这说法也许有一部分是对的。根据歌德的诗谱成的第一批德国歌谣是朴素的，准确的；不久，舒伯特就渗入他罗曼蒂克的感伤『性』；舒曼又加上他小姑娘式的多愁善感；到了胡戈·沃尔夫竟变做一种特别加强的朗诵，毫无含蓄的分析，非把灵魂赤『裸』『裸』的暴『露』不可了。凡是遮盖神秘的心灵的幕都被撕掉了。

　　　　克利斯朵夫对这种艺术有点惭愧，觉得自己也感染了。他当然不愿意复古，——（那是荒唐的，违反自然的），——可是他挑出几个把思想表现得特别含蓄，具有集体艺术意识的大师，让自己熏陶一下：他重新浏览亨德尔的作品，——亨德尔因为厌恶德国民族的禁欲主义的宗教，特意把圣乐写成史诗一般，替平民写作品民歌谣。现在的困难是要找出能唤醒现代民众的情绪，象亨德尔时代的圣经那样的题材。今日的欧罗巴没有一部共同的经典了：没有一首诗，没有一节祷祠，没有一种信仰，可以说是属于大众的。这是今日所有的文人，艺术家，思想家的耻辱！为了大众而写作，为了大众而思想的人一个都没有。只有贝多芬留下几页安慰心灵的福音书；但这几页只有音乐家能够读，大多数人是永远听不到的。瓦格纳曾经想在拜罗伊特的山岗上建立一种联合全人类的宗教艺术。但他伟大的心灵已经染上当时的颓废音乐与颓废思想的污点：来到这神圣的高岗上的已非迦里里的渔夫，而是一批法利赛人了。1

　　　　1按耶稣少年时代曾在迦里里传道，劝说渔夫：“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法利赛人原为古犹太民族中的一种，后移用为伪君子的同义词。

　　　　克利斯朵夫对于自己应当做的工作看得很清楚；但他缺少一个诗人，只能靠自己，以音乐为限。而音乐，虽然大家认为是普遍的语言，究竟不是普遍的：应当要拿文字来做一张弓，才能把声音『射』到大众的心里去。

　　　　克利斯朵夫计划写一组以日常生活为根据的交响曲。他假想一阕《家庭交响曲》，可不是理查德·施特劳斯式的，并2不把家庭生活用一幅电影式的图画来表现，并不用一些传统的字母，以音乐的辞藻依着作者的意志来表现各种人物。那是对位学者的迂腐而幼稚的玩艺！……他不预备描写人物或动作，而是要说出每个人都熟悉的，都能在自己心中觅得回声的情感。第一章，表现一对青年夫『妇』严肃而天真的幸福，温柔的感情，和对于前途的信心。第二章是哭一个亡儿的挽歌。克利斯朵夫表现痛苦的时候竭力避免写实；没有什么个人的面貌，只有一片无边的苦难，——你的，我的，一切人的苦难，也许就是谁都逃不了的命运。因死亡而沮丧的心灵，痛苦的挣扎着，慢慢的振作品来，把它的苦难作为奉献给神明的牺牲。紧接第二章的乐曲，表现心灵继续前进，——是一支意志坚强的《赋格曲》，遒劲的线条与固执的节奏终于把整个的人感染了，把他在斗争与血泪中拖着向前，唱着威武的进行曲，抱着百折不回的信仰。最后一章是描写人生的暮景：第一章开始时的那些主题重新出现，——依然有着动人的信心和温柔的情绪，——可是更成熟了；它们受过了磨练，在痛苦的阴影中浮现出来，戴着光明的冠冕，向天空唱着颂歌，对无穷的生命表示虔敬与热爱。

　　　　2德国现代音乐家理查德·施特劳斯作有《家庭交响曲》。

　　　　克利斯朵夫也在古书中寻找简单的，有人情味的题目，能够诉之于大众的心灵的。他选择了两个：约瑟与尼奥贝。但克利斯朵夫在这儿遇到了把诗与音乐结合起来的难题。和法朗梭阿士的谈话使他又想起从前和高丽纳商量过的计划，1一种介乎『吟』咏歌剧与话剧之间的乐剧，——以自由的语言与自由的音乐结合起来的艺术，——那是今日没有一个艺术家想到的，也是被浸『淫』于瓦格纳传统的，墨守旧法的批评家非笑的艺术。但这的确是崭新的事业，因为要点并不在追随贝多芬，韦伯，舒曼，比才之后，虽然他们在音乐话剧方面都很有造就；也并不在把某种朗诵配合某种音乐，竭力用颤音为粗俗的群众制造粗俗的效果；而是在于创造一种新的体裁，使歌唱的声音和近于这些声音的乐器结合起来，把音乐的幻想与嗟叹的回声羼和在优美和谐的诗句中间。这样的形式只能适用于某些有限的题材，适用于心灵的某些特殊的时间，适用于亲切的默省的境界：唯有这样才能给人一种诗的韵味。没有一种艺术比这个更含蓄更贵族化了。所以在艺术家们自命不凡而实际全是鄙俗的暴发户时代，这种艺术很少发展的机会。

　　　　1参阅卷四：《反抗》。——原注

　　　　或许克利斯朵夫也不比别人更适合于这种艺术；他的长处，他的平民式的力，就是极大的障碍。他只能想象到这种艺术，同时靠了法朗梭阿士的助力，作出一些略具雏型的样谱。

　　　　他用这种方法把《圣经》上的文字谱成音乐，差不多是逐字谱译，——例如约瑟和他的兄弟们重新相聚的那个不朽的故事，约瑟试过了多少方法以后，才那么感动的，那么轻轻的，说出几句使老年的托尔斯泰为之下泪的话：

　　　　“我忍不住了……告诉你们，我是约瑟；父亲还活着吗？我是你们的兄弟，你们失掉了的兄弟……我是约瑟……”1

　　　　这个美妙而自由的结合没法持久。他们在一起固然有些生活极丰满的时间，但『性』格相差太远了。双方『性』子都很暴躁，时常会发生冲突，可不是为了琐碎无聊的事：因为克利斯朵夫素来敬重法朗梭阿士。而可能很残酷的法朗梭阿士，对于一片好心待她的人也报以一片好心，无论如何不愿意伤害他。并且他们生『性』都很快活。她常常嘲笑自己，但照旧很痛苦：因为从前的热情始终占据着她的心灵，她还想着她所爱的那个坏蛋；这种割舍不掉的情形使她感到羞辱，更受不了被克利斯朵夫猜疑到这桩心事。

　　　　1《旧约》载：约瑟为雅各之子，希伯莱的族长；幼年为兄弟卖往埃及，卒为埃及行政长官，终回希伯莱与父亲兄弟团聚。

　　　　克利斯朵夫看见她默不作声，浑身紧张，成天在郁闷中发呆，便奇怪她为什么不快乐。现在她不是已经达到目的，成为众人景仰的大艺术家了吗？……

　　　　“是的，”她说，“可怜我不象那般女戏子，没有那种老板娘式的心思，把做戏看成做买卖。这等人一朝爬到相当的地位，嫁了个有钱的布尔乔亚，并且登峰造极，拿到一颗勋章的时候，当然心满意足了。我，我所要的可不止这些。只要一个人不是傻瓜，成名比不成名显得更空虚。这一点你是应该知道的！”

　　　　“我知道，”克利斯朵夫说。“啊！天！我小时候理想的光荣绝对不是这样的。那时我对它多么热望！它在我眼里显得多光明！我远远的膜拜它，把它当作神圣的东西；哪知道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可是没关系！你出了名也有一种奇妙的后果，就是能给人好处。”

　　　　“什么好处？胜利固然胜利了。可是有什么用？一切还是照旧。戏院，音乐会，还不是跟从前一样？不过是一个新的『潮』流代替了旧的『潮』流。他们不了解你，或者是走马看花的瞅你一下；而他们已经心不在焉，想旁的事了……便是你自己，你是不是了解别个艺术家？至少你没有被别个艺术家了解。你最爱的人也和你离得多远！你忘了你和托尔斯泰那回事吗？……”

　　　　克利斯朵夫曾经写信给托尔斯泰；他对他的著作十分佩服，想把他一个通俗的短篇谱成音乐，请求他的许可，同时把自己的歌集寄给他。托尔斯泰没有答覆，正如舒伯特与柏辽兹把杰作寄给歌德的结果一样。他教人把克利斯朵夫的音乐奏了一遍，完全不懂，非常气恼。他认为贝多芬是颓废的，莎士比亚是江湖派。反之，他倒醉心于虚伪矫饰的小作家，认为《一个侍女的忏悔录》极有基督教精神。

　　　　“大人物是用不到我们的，”克利斯朵夫说。“我们应该想到别人。”

　　　　“别人？谁？布尔乔亚的群众，那些行尸走肉似的影子吗？为这些人写作，表演吗？为他们而虚度一生，那才惨呢！”

　　　　“对！我对他们的看法也和你一样，可并不丧气。他们不见得坏到哪里去！”

　　　　“你真是个乐天的德国人！”

　　　　“他们也是象我一样的人，为什么不能了解我呢？……而他们不了解我的时候，难道我就为之发愁吗？在这些成千累万的人中间，总有一二个赞成我的……这就得啦，只要一扇天窗就能呼吸到外边的空气……你得想到那些天真的看客，那些少年，那些淳朴的老人，为你悲壮的美把他们从平庸的日子里超度出来的人。你得回想一下你自己小时候的情形！把人家从前给你的好处和快乐转给别人，——哪怕只给一个人也是好的。”

　　　　“你以为真的有人会领情吗？我简直不敢相信……那些爱我们的人，其中最优秀的分子是怎样爱我们的？怎样看我们的？连会不会看都成问题。他们用着使我们屈辱的方式赞美我们；他们看到无论哪个江湖派的戏子，还不是感到同样的兴趣！他们把我们归在我们瞧不起的傻子队里。凡是走红的人，在他们眼里都是平等的。”

　　　　“可是，的确是最伟大的才能传到后世，成为最伟大的人。”

　　　　“那只是距离的作用。你离得越远，山显得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