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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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清了一下嗓子，往旁边的痰盂里吐了一口，清脆地拍了一下巴掌，嘲讽地说：“好好，我可算是开了眼界了。你们不是口口声声地要进行法制吗？好，你们就把我重新放出去，来一个民意调查，看看我江某人到底犯了什么罪？让人民作评论嘛。你们都是在运动中被人民揭露出来的牛鬼蛇神和从事过各种侵害人民利益的坏人，你们怎么可以代表人民来审判我呢？是谁给你们的这种权力？你们怎么可以代表人民呢？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审讯江青的检察官们都愣住了。他们当检察官到现在，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犯人。他们眼睁睁地瞪了江青半晌，才回过神来，意识到眼前这位人物，正是当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成员之一。今天的遭遇，她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接受不了的。她直到现在，还想把要审她的人连锅扣起来呢。
第八章
文革中，江青千方百计整垮了刘少奇，毛泽东曾明确说过：“这都还是功劳”。可如今却要为刘平反，她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
江青冷眼看修正主义法庭
江青躺在床上随手把那本《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拿在手中，侧着身子翻看起来。当年排演《沙家浜》的时候，阿庆嫂的唱段里有“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的句子。现在，自己就深深地体会到这句话的味道了。
从给刘少奇平反的那天起，她就感到了一种危机。这对自己是大大不利的事情。如果他们还在刚刚被捕时的那些问题上纠缠自己，什么“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呀，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呀，什么“反对华主席”呀等等，她都可以一一地驳斥，唯独在刘少奇的问题上，她将会有摆不脱的关系。毛泽东就明确地说过：“江青反对刘少奇，反对林彪，这都还是功劳嘛。”
毛泽东肯定的功劳，就要变成罪恶，江青过去是没有思想准备的。那时即使说一说，也是为了激励造反派们，而不是自己真有这么一种思想考虑。现在，她才是真正要考虑这个问题了。她想起毛泽东的一句话：“当你要打别人的时候，就得作好别人打你的准备。不作好这样准备，你不但打不倒别人，还得被别人所打倒。”
看来，毛泽东已经把话都说到家了。现在，就是别人打自己的时候了。
当初，江青亲自主持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的起草工作，她曾经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在分组会议上讲话时说：“同志们不要小看这么厚厚的一本材料，里面可是花费我们大量的心血呢。就这么些东西，是经过了几年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在充分掌握证据的基础上才整理出来的。我们这个东西呀，就是要能够经得起历史的鉴证，经得起时间的鉴证。我们不怕有人为刘少奇翻案，如果他真能反得了那才算他有本事呢。就这个东西，就在历史上彻底宣判刘少奇的死刑了。”
康生也在会议上说：“这本材料呀，字字句句都有江青同志的血汗呀。江青同志在这本审查报告上，立下了丰功伟绩呀。”
江青至今都能背下里面的内容：“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人民在中共党的领导下，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屠杀罢工工人，展开了反帝宣传示威运动。二十日遭到英帝国主义的枪杀，造成了惨案。这起事件发生后，刘少奇畏惧斗争，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私自离上海到长沙，被军阀赵恒惕逮捕，判处‘斩决’，经刘少奇后台与赵恒惕进行反革命交易，刘少奇完全接受了敌人的条件，做了可耻的叛徒，随后，他跑到广州重新钻入党内。当北伐战争胜利发展时，在武汉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重要职务的刘少奇，心惊胆战，极力破坏工人运动。一九二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武汉屠杀革命群众的‘四·三’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忿，刘少奇却要工人‘严守纪律’，‘万勿骚动’，为日寇保镖。蒋介石在‘四·一二’发动反革命政变，何键部下许克祥在长沙实行‘五·二一事变’（马日事变），夏斗寅部队在湖北实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后，刘少奇适应国民党的反革命需要，与汪精卫、陈公博进一步秘密勾结，并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刘少奇向陈公博献策，解散了工人纠察队，把全部枪支弹药拱手交给了国民党。武汉‘七·一五’大屠杀，刘少奇躲在庐山，向汪精卫密告我党在‘国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和汉阳兵工厂情况，要汪、陈‘速除’，又一次出卖革命，充当可耻的叛徒……”
这些，当时都是反复经过调查该实的材料，没有半点虚假呀。怎么他们说推倒就推倒了呢？这段历史果真能像一块面团，说捏成什么样子就成了什么样子了吗？她到了这个时候，真佩服邓小平的本事，竟然能够把毛泽东定下的铁案一件一件地推了个干干净净，翻了个底朝天！
江青想到进展时，又回忆起自己在说到刘少奇第二次被捕叛变时，特意指出的一句话：“刘少奇的叛变不是偶然的。当党的‘八七会议’以后，瞿秋白利用全党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痛恨，和一部分党员中产生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急性病，提出了一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瞿秋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当时的形势是什么‘不断高涨’，否认第一次革命的失败，反对向井冈山进军，而命令少数党员和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希望的地方起义。毛主席坚决反对了这条路线，所以瞿秋白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就基本上结束了他在全党的统治。刘少奇一开始是追随瞿秋白的，到一九二九年八月。刘少奇在沈阳被捕后，第三次叛变革命投降了敝人，充当内奸，致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你们说，刘少奇这样的人选不是死有余辜吗？”
现在看起来，邓小平这些人是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的。这时，江青反而欣慰地笑了笑，讲了十几年五不怕的原则，今天才到了考验的时候。既然大难临头，只好明知前途凶险，也得赴汤蹈火了。
当开饭的时候，江青嘴里哼着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唱段，故作轻松地大口吃着饭，对监管人员说：“我要吃得饱饱的，睡得好好的，准备上法庭和他们辩论去呀。只要让我说话就行呀。”
“你现在还有这个心情说这种话吗？”有人问她。
江青说：“我的这种想法和做法刘少奇和他的同伙们是绝对不理解的。这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截然不同嘛。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他们为了活命，可以给人家下跪，写悔过书，写《反共启示》，可以无耻地带上敌人搜捕共产党。叛徒哲学的核心就是个人主义的活命第一，他们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句话是他们的座右铭呀。他们一切以生命为转移，只要让他活着，什么坏事都乐意干。彭真、刘仁有一句话就是：‘有人虽然叛变了，不要紧，只要出来就行。’这些人到了共产党审查他们的时候，就耍两面派。邓小平、彭真给我们写检查时候，说得多么好啊，娓娓动听呀，很令人感动呀，其实呢，你们和全国人民都看到了。”
“江青，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讲这些究竟有什么意思？为什么你定要与人民为敌呢？”
“我说同志呀，我现在还称你为同志，你大概不会反对吧？”江青依然摆出一副首长的架子说，“真正的共产党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有着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他们生为革命生，死为革命死。因此。他们可以在战场上不怕枪林弹雨，浴血奋战，毫不退却：他们在敌人的牢狱中，宁肯把牢狱坐穿，也不愿从狗洞里爬出；他们可以在刑场上，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毛主席给刘胡兰烈士‘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题词，就是千百万革命先烈光辉形象的写照。毛主席说得很清楚：‘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迷轻。’那些叛徒们，死了也是遗臭万年的。”
“江青，你说了这么多，那你要是死了，是重于泰山呢，遇是轻于鸿毛？”
江青意味深长地笑了：“关于我自己嘛，我不好评价，还是让人民去说话吧。现在报刊上对我的胡说八道，我完全可以置之不理。我想，人民对我的了解不但应当从拥护我的人中来听反映，而且也应该从反对我的人中来听攻击。毛主席对我的认识，就是从一部分反对我的人那里掌握的。说来你们可能不相信，但是这的确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你知道外面的人是怎样说你的吗？”
“我从报纸上看到一些。关于我的历史上如何如何，全是诬蔑。那才是真正的诬陷呢。那些材料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是地地道道的造谣。当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可是不那么容易呀，文化大革命中，人人都愿意当革命造反派，那时左派和造反派光荣呀，老保可耻呀。当革命成为时髦的时候，用列宁的话来说，所有的混蛋都可以宣布他是革命者。现在，当革命造反派是要杀头、坐牢、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许多人就叛变了。这也是一种叛徒。不过，这是我们的后代来评说的问题。”
江青说完此话，站了起来，将饭碗一推：“你们看，尽管我的身体不好，还是要锻炼着坚持呀。”
还是刚刚被关押起来的时候，江青就得意地对那时的专案组吹嘘：“你们这样对待我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为刘少奇和林彪翻案。你们知道吗？我是最早看透刘少奇的，没有我江某，你们会有今天吗？”她讲这话的时候，是针对着华国锋的。
那时，华国锋和汪东兴指责她是“和刘少奇一类同样的走资派”、“要把批判江青等‘四人帮’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结合起来批”。江青的主要罪行是伪造了毛泽东“按照既定方针办”的指示。江青当然不服。江青说：“你们回去告诉华国锋，他才是真正伪造毛主席指示的罪魁。是个彻头彻尾的政治骗子。在全国传达‘按照既定方针办’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他华国锋。这是有账可查的。当时，毛主席还活着，他和我们清清楚楚地讲了这句话。现在，华国锋想赖账。”
平心而论，江青说的是实话。
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日晚上九点到十点，也就是毛泽东临终的一个月零九天之前。华国锋、王洪文、江青、吴德、纪登奎、吴桂贤、苏振华和倪志福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的省、市、自治区的全体代表。华国锋和王洪文两人作了讲话。
华国锋首先讲了唐山大地震的情况，接着就大骂邓小平，号召全国全党进一步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然后，话锋一转说道：“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国内的问题要注意。’还指示过我们：‘按照既定的方针去办’。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中央的规定去办。各级领导干部要抓紧学习，深入批邓，把革命搞好。要抓革命促生产，要鼓大家的劲。上半年的生产情况总的是好的，但发展不平衡，有的好一点，有的差一点。农业生产情况是好的，自然灾害多，夏粮还是丰收，产量是历史最高的。搞好生产，对于发展大好形势，反击右倾翻案风，具有重大的意义……”直到江青被捕后的近三个月，即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还振振有辞地说：“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粉碎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胜利，提供了党直接依靠广大群级，战胜党内走资派的丰富经验。”
现在，华国锋摇身一变，成了为刘少奇彻底平反追悼大会的主持人，成了所谓为邓小平平反的立大功者，江青能服气吗？她多次对监管人说：“你们给我向党中央捎话，我要见见这个华国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他还有没有点中国人说话算话的气味？”
当然，监管人不会给她向华国锋捎这种话的，但是却把江青的言谈活动如实地向中央汇报了。
胡耀邦在书记处会议上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对赵紫阳、习仲勋等人说：“你们看，华国锋的问题不解决不行了吧？形势就决定了他老是这么自打嘴巴不是个办法，连江青都不怕他了，当然那个娘们现在是谁也不怕。不过，华国锋这一下在全党是彻底地失去了威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