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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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地要超过他的想象。他不断地看材料，越发感觉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和无情。
就在毛泽东酝酿反击彭真的《二月提纲》的时候，以中央工作组名义的解决罗瑞卿问题的报告已经出笼。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抛出的这篇报告中的末尾，就特意写道：“彭真在这次会议的过程中，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对罗瑞卿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卿等伺机翻案作好准备。彭真实际上是同罗瑞卿站在反对毛主席和反对党中央、反对林彪同志的立场上的。有关事实有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四同志，另写一信报毛主席和党中央。”
胡耀邦又仔细地看完了叶剑英等四人当时给毛泽东的信。
掩卷沉思，胡耀邦浮想联翩。为什么同样的问题，有时甚至是比江青等人还要严重的事情，别人就是属于好人犯错误，而江青就是坏人办坏事呢？这里的标准怎么来定呢？看来只能从政治斗争的需要来考虑了。林彪在世时，同样的问题和同样的人，毛泽东可以睁一眼闭一眼，容忍林彪等人从各个方面对他们不喜欢的人进行迫害。林彪一死。毛泽东马上就把他们从监狱里和其他流放的地方再请回来，这不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又是什么呢？
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中国历史上的反反复复就会永无止息。看来，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从根本上健全民主与法制。彭真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法律委员会主任后，他和胡耀邦进行了好多次的谈话，他们的见解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再不能这样折腾下去了，说老实话，如果再搞反复，我们这把老骨头就根本不会存在了。”彭真说。“这次审判要给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彻底地划上个句号。我们不能老把自己的精力用在这种没完没了的运动上了。不过，这个句号要划得公公平平。”
江青是富于联想的，尽管是在监狱里，但在温暖的季节里，她好像看到中南海的湖水开始荡漾起来，当晨星渐渐模糊而终于消失了后，水面上出现了一层青色的薄雾。湖边的花朵都从甜睡中清醒过来。她对中央最高层的领导人的心思猜得很准。当彭真被选为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的时候，她就断定专案组一定会来询问有关《二月提纲》的事情。
他们果然来了。这时负责询问的不是过去的专案组，而是担任预审的公安人员。
江青虽然并不了解内情，但是她等他们一坐下就说：“你们是不是要了解一下彭真《二月提纲》前后的情况？我知道你们迟早会问的，所以我认真地回忆了一下。今天我们可以详细地谈一谈当年毛主席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
预审人员相互对视了一下，莫非有人向她透露了预审的内容？他们的询问，倒成全了她的急于表露的心迹和她的荣耀，她的无聊和她的生命的火花：
“彭真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根导火索，尽管毛主席一开始并不想拿上他来作为突破口的。是他自己迫不及待地首先跳了出来。整他的人不是我，而是我们不屈不挠的反修战士康老。这个称号不是我给他定的，是我们的毛主席。我现在不知道你们还是不是承认这一点？”
讲的和历史档案对照，基本上没有什么差错：
一九六五年九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例如吴晗这个人，他在前三年写的《海瑞罢官》是在罢官问题作的文章。你们难道看不出来吗？”他特意问彭真，“你说，吴晗可以不可以批判？”彭真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九月二十三日，彭真在周扬和陆定一主持的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多次说：“我还是我历来的观点，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管你是党中央主席也好，还是普通百姓也好，人人平等。这几年，错误人人有，谁也跑不了。理论问题上，没有立，就没有破。先立后破。”周扬马上说：“彭真同志讲得好！”
十一月十日，江青组织张春桥和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发表后，彭真下令：“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没有经过中央的批准。”他在家里召集周扬、许立群和吴冷西等人开会，亲自打电话给曹荻秋和陈丕显等上海市委负责人，质问：“你们发表这样的文章，为什么不和北京打招呼？你们还有没有党性？”当曹荻秋告诉他这篇文章是江青组织搞的时候，彭真还对其他人说：“吴晗过去是民主教授，解放后一直靠拢党，反右派时，反章罗联盟时，都比较积极。《海瑞罢官》这出戏，我看过了，没发现什么毒害。”
毛泽东发现北京的报刊不登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亲自指示上海出版小册子，当上海新华书店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征求北京的订购数字时，彭真指示：“我们一本都不订！”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压力下，北京新华书店被迫同意，但最后仍拒绝发行。
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周恩来的督促下，彭真被迫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开会议，商讨转载姚文元的文章的事情。彭真一到会，就问邓拓：“吴晗现在怎么样？”邓拓说：“吴晗现在很紧张，他知道这次批判是有来头的。”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毛主席也一样！”就在这次会上，彭真通知《北京日报》明天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你们赶快写一个编者按，特别要在唯物观上下功夫，凡是要点到吴晗名字的地方，都要加上‘同志’两个字。”接着，他干脆亲自口授了编者按。
十一月二十九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编者按一针见血地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彻底批判。”《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却说：“这是不同的意见，可以争论。”
十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学术批判》栏内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彭真在他写的编者按中，要人们就“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进行讨论”。周恩来坚持要在按语中加上一段毛泽东的话：“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
十二月一日，彭真在他家里召集周扬、吴冷西、胡绳等人开会，彭真强调要采取“放”的方针，说：“报纸要登两方面的意见。赞成吴晗的和赞成姚文元的都发表出来，才好讨论。这次讨论不仅是一个戏的问题，牵扯到历史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清官与贪官问题、农民战争问题、道德继承问题、京剧改革问题、美学问题等等。要真正当成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在同一天的会议上，他还布置邓拓写了一篇道德继承论的文章应付。
彭真根本没有吃透毛泽东的意图。毛泽东是要从政治上打开缺口，来一场矛头对准中央最高层一些人物的大革命。彭真的做法，显然阻碍了他的部署。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田家英等人谈话时，再次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还有《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第二天，毛泽东又和康生、彭真谈话。毛泽东又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立即为吴晗辩护说：“据调查，吴晗和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或直接的联系，所以，吴晗不是政治问题。”
两天后，彭真要求和毛泽东单独谈话。毛泽东同意后，他一见毛泽东就告周恩来和上海市委领导人的状，说：“吴晗的政治问题是有人人为地造成的。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想看北京市委的笑话。希望主席能够支持我的意见。”毛泽东说：“回去以后赶快抓对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否则就要吃大亏。”但是，彭真一回来却说：“毛主席说了，吴晗的问题两个月后可以作政治结论。”
十二月二十六日，彭真在上海参加毛泽东的生日宴会的时候，当着上海市委领导人的面，继续说：“你们没有党性，发表这样的文章竟连个招呼都不打，你们想干什么？《文汇报》转载《北京日报》的编者按，为什么放在了后面？你们缺乏党性！”就在第二天，吴晗的所谓“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彭真指示《人民日报》转载，要求保吴晗过关。十二月二十九日，周扬组织写的署名“方求”的文章《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毛泽东说：“我一看，就知道是假批判。他们不想触动吴晗的那个要害。”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和有关的负责人开会，让胡绳传达毛泽东在杭州的谈话，有意隐瞒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要言的那一段，并阻止关锋补充。会上，彭真说：“我们还是要放，扯得越宽越好。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现在是先混战一场。”到了一月八日，彭真指示邓拓和《北京日报》社社长范谨给吴晗写信，告诉他，他的主要问题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没有弄清楚，其他没有问题。”
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彭真批发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和陈伯达等人的谈话，和田家英商量，把关于《海瑞罢官》要害的话全部删去。继续说：“毛主席认为，吴晗的问题两个月后可以作结论，”制造了“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事件。一月十七日，戚本禹打电话询问批判吴晗要害的文章可不可以发，彭真让许立群回答：“不行！”他们并扣压了关锋、戚本禹等人的数篇文章，即后来的“扣压左派文章”。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彭真在北京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彭真在会上说：“现在有些文章火气太大，妨碍自由讨论，是一个很不好的偏向。我们已经查明，吴晗和彭德怀没有什么关系。邓拓也是左派，是拥护三面红旗的。为了放好，大家不要再谈政治问题，不要讲庐山会议，等等。”
陆定一也说：“以大局来说，还是不要联系彭德怀为好，这样会把事情搞复杂的。”
康生在会上批判了彭真的观点，指出：“我们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同吴晗划清界限。不要打击左派，要依靠左派，培养左派队伍。要集中火力针对吴晗，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和要害问题，要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康生还严厉地批评了许立群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专门整左派的问题。“
会后，彭真成立所谓学术批判办公室，封许立群为办公室主任。彭真指示他和姚溱立即起草”汇报提纲“。起草过程中，他们神神秘秘，连同住一楼的康生都不告知。
二月五日，彭真在《汇报提纲》上批示：”此件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内传阅和商榷，可直接提交政治局常委讨论批准。“在刘少奇的主持下，除毛泽东不在外，其他几个常委都出席了会议，由非五人小组的许立群汇报，彭真插话，算通过了提纲。周恩来提出：二这个提纲一定要请示在杭州的毛主席批准方可作为中央的文件下达。”刘少奇便建议彭真亲赴杭州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二月八日，彭真带着昨天出笼的“提纲”乘飞机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又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说：“通过调查不是。”彭真向毛泽东送了关锋和戚本禹、邓拓的几篇文章，提出要整左派的风。毛泽东说：“这个问题三年以后再谈，现在要保护左派，不要打击左派。”彭真还问：“要不要下政治结论？”毛泽东说：“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出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完结的。”
汇报以后，彭真无视毛泽东的意见，指示胡绳和许立群起草所谓中央的批示，要把他的汇报提纲作为中央文件下达。二月十二日，在京的政治局常委由刘少奇主持，在他的家里召开会议，讨论提纲并把它最后定稿，以中央名义批发全党：“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将这个提纲发给你们，望照此执行。这个提纲的内容，应当向党内主管学术讨论工作的同志，和从事学术研究的同志传达并组织讨论，在讨论中，应当把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作为学习文件。”
第二天，自以为得意的彭真指定胡绳同张春桥谈话说：“吴晗的问题不准再谈所谓要害，不准和庐山会议再联系，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个请你慎重些。这是彭真让我告诉你的。”
……
江青讲完这些后，身子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