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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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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做法要引起浪费和混乱,就冒然地写了信……”

毛泽东看了信后,对江青说:“胡风的观点是错误的,要让文艺界和文化部门组织批评。对胡风这样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人民、反党的思想,必须于以彻底地批判。”江青当即向陆定一和周扬等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陆定一和周扬又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说:“对胡风可以开一个小会,对他要采取帮助的态度,不是打倒他。”

毛泽东听取了有关方面的汇报后,决定于一九五五年一月公开发表胡风的三十万字的《意见书》,他对江青和周扬当面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把胡风先生的高见让大家见识一下,大有好处。”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二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就发表胡风上书,写了卷头说明:“胡风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的报告,经中共中央交本会主席团处理。本会主席团认为该报告中关于文艺思想部分和组织领导部分,涉及当前文艺运动的重要问题,主要的是针对着一九五三年《文艺报》刊载的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两篇文章而作的反批判,因此应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现决定将胡风报告的上述两部分印成专册,随《文艺报》附发,供读者研究,以便展开讨论。为方便读者研究,将林默涵、何其芳的两篇文章也重印附发。”

胡风得知《文艺报》要登载他的意见书后,于一月十四日晚找到周扬承认错误,并要求在发表他的意见书时,附上他写的《我的声明》,内容是:

“这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开始后,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现在正在检查这个”材料“里面的错误,在这个材料公开时,我首先声明两点:一、这个材料里面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的态度,我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二、这个材料里面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来的判断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成份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后来发现有不切实际之处,但现在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以上一切,我当负我应负的责任,希望同志们加以批判。”

周扬把胡风找他的情况和意见向陆定一汇报后,又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

毛泽东微笑着对江青说:“你看,我说胡风也是一只纸老虎嘛,刚刚要发表他的意见书,他就恐慌了,可见其内心有鬼。他越怕,我们越要按他怕的来!”

江青也说:“不要给他喘息的空子。他的那篇检查不能发,好像他已经检查了。其实是在耍花招。这也是资产阶级惯用的伎俩。王明不正是那样吗?”

毛泽东当日在周扬的信上作了批示:“周扬同志:(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给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并经他们圈阅。

于是,一场大讨论开始了。半年后,揭发胡风的材料越来越多,胡风也作了检查。这年五月九日,周扬根据江青转达的要求,把一批新的材料给毛泽东送上,请毛泽东定夺。

周扬托秘书送来胡风的材料后,江青最先看完。这是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而例行公事的。尽管江青对周扬、夏衍这些人并没有好感,但是在他们反对胡风的活动中,她还是支持他们的行动的。她觉得,胡风这个人太猖狂了,自称体系,连毛泽东都不放在眼里,完全是想把文艺战线作为他们自己的小天地,或曰“独立王国”。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对胡风问题的批判,从一开始毛泽东就不是那么满意的。他对江青说:“他们抓不住要领,看问题太表面化了。依我看,这是一场我们同国民党在文化战线上斗争的继续。没有这样一场斗争。我们这个国家的上层建筑会出问题的。”

江青记下了他的话,她翻开材料,刚看第一页时,就吃了一惊:胡风写信怎么都是暗语?

“我一到老爷那里,就因两位马褂在此,豪绅们如迎钦差,我也只好奉陪鞠躬。但是,我从心里憎恨这些披着红袍子的官僚。最高皇帝一声令下,新贵们都跃跃而跳,我还是有自己的气节,绝不想跟着皇家的节奏来跳舞……”

这里的“两位马褂”是指谁?“江青打电话问周扬,她要在毛泽东还没有看材料之前,先把有些情况了解清楚。

周扬说:“‘马褂’是指何其芳和刘白羽;‘豪绅们’是指一些进步作家;‘权贵’和‘老爷们’是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负责人;‘皇帝’是指……”

“你不要说了,我知道了。”江青打断他的话说。“你们再给主席写个详细的报告,把其中的一些问题作个说明,这样主席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毛泽东起床后,江青把当天要让他批示的材料送到他的案头。

“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吗?”毛泽东坐在床上问道。

江青说:“周扬把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揭发送来了。这次整胡风的风,一点都没有错。他的的确确不是一个好东西。我看了周扬他们写的按语,没劲!”

毛泽东伸出手:“拿来我看。”

江青把材料递上去后,给他念了周扬的信:

“主席:胡风的自我检讨和舒芜的揭露材料拟在下期《文艺报》(即本月十五日出版的)一同登载,胡风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语,兹送上清样,请你审阅。同期《文艺报》还有一篇许广平驳斥胡风的文章,附告。”落款的时间是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

毛泽东问:“胡风的历史你都查清了吗?”

江青说:“差不多都清楚了。一九二七年夏天,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军事围剿的时候,也进行了文化上的围剿。可以说,胡风是他进行文化围剿的干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胡风担任过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刊物《武汉评论》的主编,武汉国民党党报《民国日报》副刊主编。国民党第九军政治部教官,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宣传干事,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机关刊物《策进周刊》特约撰稿人,国民党江西省党务干部学校教员等职务。在此期间,他用谷音、张古因、鼓声等化名写了很多的反共文章、文件。如在《如此武汉》中,公开号召国民党要加倍努力,奔赴火线,驱逐共产党,为蒋介石效力。在《鄂南的悲剧》中,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是用魔鬼的方法蛊惑农民,要国民党也来注意农民,领导农民,争夺农民。在《再论汪先生回国》中,胡风把汪精卫吹捧成‘伟大而有能力的领导者,党的领袖之一’,鼓吹要汪精卫回国重新领导国民党,与蒋介石一起合作反共。这些材料,足以说明胡风的政治立场是反共反人民的。”

毛泽东开始阅读胡风的信件:

“……要做商人,只得和对手一起嫖赌,要在这圈子里站着不倒下,也就不得不奉陪一道跳加官。即如这几年的跳加官罢,实际上应该失陪,或者简直应该跳他一个魔鬼之舞的,但却一直混在蛆虫里面。对于大师每的回敬,太斗鸡似了,气派不大。有一种用橡皮包着钢鞭打囚徒的办法,打伤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伤痕,我认为是个好办法……”

毛泽东吃了一惊:“没有想到胡风对我们党和党的文化领导人竟有如此的仇恨,太危险了,为什么他们就看不出来呢?”

江青说:“依靠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这些人,哪里能发现这种隐蔽着的反革命呢?他们也不是好东西。在四·一二大屠杀后,这几个人有的叛党逃跑,有的消声敛迹以求活命,有的则卖身投靠到蒋介石那里去了。比如田汉就是跑到蒋介石的政治部里任职去了。他自己说,他到那里是因为哀叹南京武汉分家,出于对蒋介石的英雄的心的同情,表示‘愿意跟着蒋介石走,渡河杀敌’,‘遂直捣黄龙之愿’。他到了南京以后,在蒋介石政府总政治部宣传部主任何公敢的属下,掌管电影戏剧方面的工作。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田汉以国民党政府艺术顾问的名义,到日本京都、大阪、东京去聘请电影舞台装置师,准备拍摄他的为国民党歌功颂德的影片《南京》。他说:‘实在讲所谓革命的武汉也不是那么可以赞美的,所谓”南京政府“也不是没有可做的事’。这个人……”

毛泽东打断她的话说:“现在是批判胡风,其他的事一律不提。到处出击是什么事情也干不好的。从现在起,和周扬、胡乔木、田汉等人的恩恩怨怨再不要讲了。起码十年之内不讲!”

毛泽东继续往下看那几份材料:

“我计量了太多的仇恨,而又觉得对象们组成了庞然的存在,所以想用集束手榴弹的战法给他们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些人的可恶和可恨,是难以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所说明的。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能够获得了皇帝的支持?皇帝不懂装懂就要害相当的一批人了……”

毛泽东看完材料以后,从床上一跃而跳下来,大声说:“变了!性质完全变了!我们过去虽然不同意他的文化方面的观点,但是始终是把他当作进步的文艺人看待的,可是他却把我们当作敌人来对待,这就不是小问题了。”

“他反对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反对我们整个的党,”江青说。“我一看这份材料就感到胡风的问题要升级。周扬他们的按语得重新写。”

毛泽东说:“你给他们改写一下,然后送我审阅。看来我也得做文章了。要不是革命成功,我当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我就要当我的作家和评论家去。我最喜欢的差事,还是写文章。现在,胡风给了我一个条件。这一段,正愁着没有文章可作呢。江青啊,我看这篇按语是不是你先写一下呢?”

江青笑了:“我估计你要把打草稿的任务交给我的。”

“巾帼女将,披挂上阵嘛。”毛泽东也笑了笑说。

江青写东西很慢,整整一个下午的空儿,一篇近千字的按语出来了:

“胡风的一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他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党的进步纲领’,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种话,能够使人相信吗?”

江青写到这里,写不下去了。她用牙齿咬住铅笔的顶端,用心思索起词汇来。

“来,我替你接着写!”不知什么时候,毛泽东出现在江青的身后,从她手里抽出笔,坐在桌子的另一边,接着往下写起来。他的用笔,如行云流水,气势立刻蓬勃而出:

“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成万,他们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接受党员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革命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意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该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胡风应当作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作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江青说:“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发动群众,搞一场运动了。”

“这场斗争,看起来是一个胡风的问题,其实通过胡风要教育一下文艺界所有的人。对秀才们不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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