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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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这话，江青不禁有点悚然：“还是和洪文同志多谈一谈吧，主席培养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主席的接班人从历史上讲，都没有选好。当然，我不是说王洪文就是主席的接班人。主席这次讲过了，接班人不能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但是，洪文毕竟是我们过去竭力推荐和支持的，他有什么问题，对我们也不好嘛。”
事后，张春桥和江青的确和王洪文谈了话，王洪文也表示要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这次重大的历史考验中，他还是经不住他们的软硬兼施，作出了糊涂的事。你就不好好地想一想，你就是跪下，他们能放过你吗？一个政治家的一生，不能只看活着的时候人们对他怎样，某种意义上讲，更重要的是在他死后人们对他的评价。这才不枉活一生，江青这样想。
“我已经很累了，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江青对专案人员说。
“怎么？我们才刚刚开始就不谈了，你以为是在对你采访吗？这是审讯！”
“审讯又要怎样？我是个病人，我经不住你们这样的审讯。如果你们不顾我的身体允许不允许，我只得拒绝和你们再谈下去了，我就什么也不说了，让你们去审木头人去吧！”
果然，江青把头往旁边一扭，再也不理他们了。
没法，他们只好让江青回到她的监房去。江青进了她的囚笼后，还气呼呼地说：“这一套手段，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我对他们的行为表示抗议，我不接受他们这一套。”
监管人员说：“江青，你不要不识好歹，这还算对你不错呢。当初，关在这里的犯人所受的罪比你厉害的要多得多。”
“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革命者坐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牢房，我是受走资派迫害的，不是反革命。真正的反革命是由革命人民来定的，是由毛主席来定的。现在，毛主席所定的坏人，统统地平反，统统地出来了，这还说明不了问题吗？你们过去也是口口声声地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么毛主席刚刚去世，你们的话就不算数了？”江青突然激动起来了，大概是说累了，她稍微平了平情绪，又放缓语气，对那人说，“对不起，我不应该对你发这种脾气，我今天是太激动了。今天，我才算看清了一些人的真面目。世态炎凉哪。”
江青这时才表现出一副悲伤的样子，反而引得监管人员吃吃地笑起来，连声说：“妙，妙！我以为江青从来不会哭呢，原来她哭起来也是很伤心呀。”
江青猛省过来，立刻沉下脸来说：“你们懂个啥？我从来不是为自己流泪，而是为我们这个党，为我们这个国家。现在你们还不知道你们即将失去什么，到你们也猛醒过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这样了。我一个人无所谓，而我身旁还有一大批革命者呀，他们这一回可是跟着我受连累了。不过这样也好，革命嘛，总要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才能真正地成长起来，如果从这个方面说，这又是一件大好事。我能够想得开！”
于是，她又破涕为笑了。
江青一转身，就看见门上的观察孔里有人往里望。她用鼻子哼了一声：“想看就进来，不要那么鬼鬼祟祟的，缺乏正大光明的勇气。我江某是公开的，无事不可对人言，”
是的，江青认为，自己的当年是一部鲜红的历史，特别是跟随毛泽东之后，她就开始了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为标志的历史。她很少和别人谈自己的当年。尽管戚本禹怀着万分尊敬的心情多次表示，他愿意把写好江青作为自己毕生的一件光荣的使命。但是江青还是很少和他讲自己的什么。倒是对张春桥，她曾经表示出愿意让他知道自己的过去。但是后来的工作，她才感觉到依靠他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她断断续续地给张春桥和几个她最信任的人讲过一些事，但是很不全面。一直到她被捕，她都没有把自己的过去真实地公布于天下，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江青曾经给毛远新讲过她在延安的一些帮助毛泽东指挥若干重大战役的故事，尽管如此，毛远新却不想去找她多聊。为什么？他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用在去听她海阔天空地空谈一阵，乱吹一通。
江青可是经常地回顾她自认为辉煌的岁月：
从一九四〇年起，上海和一些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领导下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们纷纷来到延安。本来偏僻、荒凉的延安小镇和黄土砖砌的窑洞山坡上，顿时活跃起来了。
还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初庆祝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冼星海亲自指挥演出了他和光未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的时候，江青就对毛泽东说：“主席啊，上海滩的那些文痞们都跑到延安来了，我怀疑里面会有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你要小心点才对。我对某些人的历史，一直是怀疑的。我向康生同志讲过多次了，只是苦于没有足够的证据。”
毛泽东说：“这是免不了的。肃反一定要证据确凿，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和想当然。否则。就会出乱子。这里有你认识的熟人吗？”
江青就点了张庚、周扬、茅盾、陈企霞、林默涵、徐懋庸、陈荒煤等人的名字。
毛泽东当时对“左联”的情况不甚了解，江青便向他作了详细的介绍：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在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成立的。当时的常务委员有鲁迅、沈端先也就是夏衍、田汉、冯乃超、郑伯奇、钱杏邨、洪灵菲等七人。鲁迅在成立的会上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他说得很有预见性，他说：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这是因为：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作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屋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第二，倘若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倾。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共同的目的为必要的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炙，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事后证明，鲁迅的意见完全是正确的。左联虽然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但在王明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把持下没有做多少好事，倒是鲁迅为左联做了不少的工作。”
毛泽东点点头：“这个我知道，鲁迅是个非常正直的人。可惜他死得太早了，这个人我们一定要紧紧地抓住，鲁迅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武器。当年，大概是三〇年的夏天，李立三亲自去找鲁迅，推行他的左倾路线。鲁迅对他说：‘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实际上，鲁迅是反对了他的路线的。不过，很策略罢了。我对鲁迅先生始终有点遗憾，就是没见过面。这也好，君子相交未必天天见面嘛。”
江青说：“周扬到了上海以后，和夏衍、田汉等人联合在一起，多次地反对鲁迅。散布许多的攻击鲁迅的言论。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日，鲁迅针对着周扬、田汉等人的攻击，在《答周刊编者的信》中说：‘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事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的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在这里，鲁迅对来自内部阶级敌人的攻击是极其愤恨的。他还指出：这倒并非个人的事情，因为现在又到了绍伯先生可以施展手段的时候，我若不声明，则我所说的各节，纵非买办意识，也是调和论了，这还有什么意思呢？”“可见鲁迅的态度是多么的明确。”
“这些文章要找来好好地看一看。鲁迅和郭沫若，都是当代奇才。一个重在革命的气节和勇往直前的理论，一个在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文学的造诣上，两个都是我尊敬的。但是对鲁迅，不仅是尊敬的问题，而是我们要好好学习到老的楷模。”
“我每想到当年去瞻仰他的遗容时，就浑身充满一种不可抑制的力量。”
毛泽东又问到一九三六年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之争时，江青的话匣子完全打开了，她滔滔不绝地说：“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后，多次批驳了周扬们的攻击，周扬诬蔑鲁迅是破坏统一战线，甚至捏造鲁迅与托派有关。果然，托派分子乘机拉拢鲁迅了。陈仲山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给鲁迅写信，恶毒地攻击斯大林，咒骂党的统一战线是‘出卖革命’，是‘无耻的叛卖行为’，还寄来了他们的刊物《斗争》、《火炬》。鲁迅虽然是在病中，但非常气愤，抱病写了《答托洛茨基的信》，痛斥道：‘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以为光荣的。’‘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净的地方去。你们的高超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作所为有悖于中国人民现在为人的道德。’鲁迅特意指出，你们给我寄刊物，‘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是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出我是什么什么的缘故。’这对周扬们实在是个很大的嘲弄。这封信，当时在《文学丛报》、《现实文学》上全文刊登。但是，周扬、夏衍主办的《光明》拒绝刊登；鲁迅托茅盾送给周扬的《文学界》，也不予刊登。你看，他们对鲁迅尚且如此，何况对我呢？当时我在上海时，想向他们寻找一条保护的出路，哼，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女工对我有所帮助呢，那些人不但生活上是流氓，政治上也是流氓！”
毛泽东说：“对这些人的过去，只要不是现在还从事国民党交给的破坏活动的，一般的就不要再追究他们的问题了。要往前看嘛。”
“我知道，在党内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路线。”江青说。
毛泽东说：“你讲得完全正确。三十年代的问题，如果可能就放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去解决。我想，有些人的问题并不需要我们讲话，自然会有人替你出那口恶气的，只要真理在你的手里。刘少奇同志的文章你看到了吗？”
“还没有。”江青说：“他的文章是谈三十年代上海的事情吗？”
“他并不是完全赞成鲁迅的，他认为鲁迅和周扬他们的矛盾是一场个人之争甚至是宗派之争。”
“放屁！”江青忍不住骂出声：“他对当时的情况了解多少？凭什么胡乱发表议论？”
毛泽东说：“你不要激动嘛。刘少奇起码在现在是支持我的嘛。他在党内是反对王明路线的。这个人长期在白区搞地下工作，有一定丰富的经验。我劝你要多靠近他，团结住这个人。在下一个整风中，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来一个清算教条主义的斗争。”
和毛泽东谈完话后，江青仔细地看了刘少奇一九三六年化名莫文华，发表在《作家》第二卷第一号上的那篇题为《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的文章。
刘少奇说：“我以为现在我们的文学无论叫‘国防文学’还是叫‘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都是以前几年文学的发展来作为出发点的。这次论争延长很久，经历着很多的纠纷，也无非证明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在文坛上非常根深蒂固，有着历史性和现实性而已。其实，这两个口号并不是矛盾的，并没有什么截然相反的意义，大可不必如此对立。还是团结到一起吧。”
江青在这本杂志上批道：“抹煞两个口号的实质区别，是阶级的调和论观点。不足为凭。”那天，江青到鲁艺去听课，正巧碰上了张庚和田汉。
“蓝苹同志，想不到你也来延安了？”张庚显得格外的热情。
江青冷冷地说：“没想到我还会活过来吧？这可是了不起的奇迹。当初，为了糊口找你们，你们不给饭吃，只好走啊！”
张庚很尴尬地说：“如今到了延安，都是革命者了。过去的恩恩怨怨都不要讲了，让我们还是在一起干吧。”
田汉急忙给张庚使眼色，把他拉走了，悄悄地对他说：“这个蓝苹现在可不得了了，她是毛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