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1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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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谈些别的话题吧。这些东西讲起来就让人感到沉闷。”
“那是没有革命意志的表现。你们看我，虽然病魔缠身，身负重刑，但是我从来没有低过头。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时，我也没有低过头。我不像王洪文那样，真正遇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吓得跪地求饶。他也不好好地想一想，他们会饶了他吗？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既然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怎么会把你放过去呢？结果，他还是判了个无期徒刑，最后还得死在监狱里，反落了个软骨头的名声。唉，你们呀，可是要好好地珍惜你爸爸的名誉。他可是一个宁折不弯的刚强汉子。我有一天作了一个梦，梦见邓小平他们想审判你爸爸。你爸爸拍案而起……”
“好了，好了，别说这种废话了，一点意思也没有。还不如看看书呢。”
“唉，你们一点也不听我的话，好像我说的都是废话。”
“不起作用的话，不是废话又是什么呢？”
江青不再说话了，因为谁也不想听她的唠唠叨叨。她身边的那些人的神情严峻极了，数双眼睛每天都是紧张地搜索着她们的周围。江青不害怕，孩子们可是不愿意惹事生非。是的，她是个保外就医的犯人，现在整个中国还有哪个人比她更不安全？
自从江青到了这座小院子里后，她可以和亲属们在一起生活了。但是，她常常和女儿及孩子们发生一些争吵。渐渐地，她已经习惯了这一切了。有时不吵几句，反而显得没事干似的。
“妈妈，你一个人闲得没事时，还是写点你的回忆吧。写点东西也许可以添补你的精神上的创伤。也许将来还可以发表你的回忆录。”
“我不写了。”江青淡淡地说，“将来让我的敌人去写吧，或者会有哪一个作家对我的历史感兴趣的，让他们写比我写更会有人看。我们这些人是用自己的行动而不是用文字来写历史的，这话是你们的爸爸经常讲的。他就从来不主张自己写他自己的传记一类的东西。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写了他的什么传，让他好一阵发火，最后还是让他们收回去了。我看了那个朱仲丽写的《江青传》，完完全全是胡说八道。靠谣言和伪造历史来为自己树碑立传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这样能够改变历史的话，窃国大盗袁世凯早就成了英雄了。我记得列宁说过，他从来就不相信什么回忆录，他只相信历史的文献和秉笔直书的作家和历史学家们的东西。还记得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九日，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指使下，团中央和北京市委大搞纪念‘一二九’运动三十周年的活动，公然篡改历史，突出刘少奇和彭真，把本来还没有到北方局的刘少奇作为领导这场运动的英雄，他们最喜欢干这种事情，我是从来反对的。我同意实事求是地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你写的时候，实事求是不就可以了吗？”
江青摇摇头说：“再实事求是也不可能讲得那么真实，还是让历史学家们来写吧。当初我本来是想让外国的学者和记者来写我的一些东西，结果还引起了一些舆论。现在我的自由都是被他们剥夺了，我就是写出来又能到什么地方去发表呢？”
从她出了秦城监狱之后，她断断续续地讲了一些历史片段，都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日，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吴冷西召集中央级报刊负责人会议，传达了彭真和刘少奇等人的指示，姚凑说：“《海瑞罢官》肯定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不要把火力集中在吴晗一个人身上。对问题不对人，现在不是把吴晗一个人搞臭，而是要把他们所代表的思想搞臭。”
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前线》抛出署名向阳生的《从谈到道德继承论》，这篇文章是邓拓写的。由彭真亲自修改，在北京市委会议上作了传阅，姚溱和许立群也参加了讨论。彭真说：“我们就是要把题目扩大，战线拉长，来一个大混乱，抓他几条大鱼来吃。《北京日报》要多登全国各地报刊的学术讨论摘要，尽量把问题搞得复杂些。毛泽东同志不是爱看这类的文章吗？我们就给他多来些这东西。”
一九六六年一月，刘少奇多次召集他们开会，支持他们搞学术批判，说：“你们写文章要慎重，要有高水平，要写出高明的东西来，这是打笔墨官司，不要辱骂。你们搞好了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国家就不会改变颜色了。”
江青说完这些，发表评论道：“当时就连刘少奇也要抓意识形态的东西，他也得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只不过是他们的批判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问题罢了。现在，他们都平反了，《海瑞罢官》也成了绝对正确的东西，到处上演。那么，当年他们的活动又算什么呢？他们的批判和制定的文件是不是也该批判呢？他们还不是自打嘴巴吗？”
“别说了吧，现在谁给你评这个理呢？他们实际上五十步笑百步，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嘛。”江青叹了口气，说：“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够人民研究的了。”
当她闭上眼睛的时候，有一个人总是在她脸前晃悠。他那瘦俏的面孔和浓烈的黑眉常常使她惊醒过来，这个人，就是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林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时候，特别讲了这么一段：
“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还可能会丧失政权。我认为，无论有怎样的干头万绪的事情，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是怎样掉的。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许多的措施。我在这里要反复地重申：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永远的普遍真理。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我们就是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林彪讲话以后，江青和陈伯达一起去看望林彪时，林彪问道：“我的讲话怎么样？也没有准备，完全是凭着我的感觉和认识来阐述的，请江青同志和伯达同志多多批评哪。”
陈伯达说：“林总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也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从全党来看，林彪同志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用得也最活。我看，林总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评价。你号召在全国人民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这是保证我国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加强和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根本性的关键问题啊！”
江青啧啧地说：“你看看，你看看，这些笔杆子多么厉害，一下子就把问题说明白了。我们这些人怎么能比得上人家呢？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建议要把你的讲话作为中央文件发下去，你的意见呢？”
林彪说：“怎样对党和人民有利就怎样办吧。我没有什么意见。发表的时候，还要请伯达同志给修改一下，把把关哪。”
陈伯达说：“林总太客气了，你的讲话是根据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军、篡政的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反革命政变和反革命颠覆等问题作了系统的、精确的论述。”
当林彪的目光转向江青时，江青不客气地说：“都是同志之间，我讲话可能很坦率。林总的讲话还要作很大的修改。里面有很大的缺陷，就是有些提法不科学。专讲政变，过去还没有这样讲过。当然，这样讲，对彭真和罗瑞卿等人来说是个打击，但是还要注意引起的后遗症。”
陈伯达说：“这个问题好办，我在帮助修改时，去掉一些敏感的提法就可以了。中央催着发，我看发下去对提高林总的威信，肃清彭真和那几个人的影响是大有好处的。
“既然如此，我当然不会反对了。”江青微笑着说。“林总取代那几个人实在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他们既反对林总，也反对我们。他们是一伙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
就这样，她和林彪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盟。
但是，林彪从骨子里对江青并看不起。他对陈伯达说：“江青这个人可是一个野心家，她重用的是张春桥、姚文元这样的人，他们没有靠山，只能是投靠她。而她又网罗这样一批秀才们，对我们这些人都不是那么尊重的，她要成了气候可不得了。要注意这些人，不能让他们在毛主席身旁说三道四，影响了主席的决断。”
陈伯达说：“江青很想当武则天，她要直接地过问国家的大事了。党的九大上她的表演就很说明问题了。现在唯有你还能够镇住她，此外再没有别人了。总理也很怕她，中央的人都怕她。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谁也不敢惹她。”
林彪和陈伯达勾勾搭搭的事情逐步传到江青耳朵里后，江青大为恼火。她曾经指着陈伯达的鼻子骂道：“你老夫子不要太得意忘形了，你有什么本事？不就是会写几篇臭文章吗？你那些东西能管你一辈子吗？我看不起你！”
陈伯达也火了：“你看不起我。我能看得起你吗？我也鄙视你，你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于是，她和林彪、陈伯达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最后导致了一场中共历史上最精彩的驾机逃跑、机毁人亡的事件。
唉，政治家从事他们的活动，比演戏还要认真。他们的装扮，简直到了最逼真的地步。就在林彪和他的小分队准备杀害毛泽东的时候，林立果还特意地说：“一定要把江青干掉，这个家伙最坏。毛泽东的许多点子，都是来自江青这里。将来我非要亲手干掉她不可。”林彪也说：“毛泽东的事情就是坏到了江青手里。如果没有江青插手，庐山会议上不会有我们的惨败。”
可是，就在他们准备逃跑的时候，林彪还给江青打来电话：“江青同志，又是好久不见了，我很惦念你呀。我很为我们在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时候的合作而感到高兴。那时，我们多么团结呀，我希望能够回到那个时候去。我是上了陈伯达的当了，说了一些不该讲的话，很对不起你呀。你能原谅吗？”
“看林总说到哪里去了，不就是那么一些事情吗？讲清楚就算了嘛，还要记仇吗？再说，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还有那个陈伯达老夫子嘛。他和小张、小姚闹矛盾，把我们夹在中间替他们说话，弄得我们也反目为仇，不好。很不好。主席多次讲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我看我们还是按照主席的指示办吧。”
这话可是诚心诚意的，可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不辞而别了。他落了个自取灭亡，却也大大地刺激了毛泽东。江青隐隐记得，在世界近代史上，只有希特勒的所谓亲密助手驾机逃跑过，也和林彪的某些情况相类似。这次事件，使全党全国全军乃至全世界，都为之瞠目结舌。
那天，她来到中南海的游泳池，老远就看见毛泽东正在书柜旁边坐着，好像在落泪。江青在门口迟疑片刻才跨进房门，又随手掩上了两扇玻璃门。她疑惑地问道：“主席，你好像不舒服？”
毛泽东睁开略为有点浮肿的眼皮，感慨万千地摇摇头。他往日说不出的烦恼，此刻以一股狂猛的势头涌了上来，手中的书卷都在不住地打颤。
江青抓住他微颤的手，取过书卷，随手搁在桌子上，而后扶着他，让他坐在沙发里，安慰地说：“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还是按照既定的方针办吧。反正政权在我们手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乱不起来，我们一定会找到合适的接班人的。”
毛泽东忽然苦笑起来：“你呀，太书生气了。什么接班人，那是一个阶级，一个政党，而再不能是一个人了。人，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是可以改变的。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哪里有永远不变的接班人呢？我们政治局的人都没有经过严重的考验，你知道哪一个就行呢？我已经老了，七十多岁的人了。田家英就是认为我身体不好，也老了，才迫不及待地寻找退路，不惜拿上我的脑壳去向那几个反对派晋身。等我不行的时候才热闹哩。”
“总有可靠的人呢，像张春桥和姚文元就是可以信赖的。”
“就算他们可以信赖，他们能镇得住这个阵脚吗？我们这个党里，是藏龙卧虎之处。要在这个党里站得住脚，要靠资历和权力，还要靠手段和艺术。我从来是把政治斗争给他们艺术化了的，如果什么事情都让人家摸透了，你就会输的。那还有屁的政治！”毛泽东说到这里，激动地站了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