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10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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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讲述了这些人的名字。
彭真对王明也很反感，他几次对江青说：“请你转告毛主席，党的七大无论如何不要把这个人选进中央委员会里，他是一个典型的害群之马。王明曾经拉拢我，要我到长江局工作，和他一起建立什么中央，我才不上他的当呢。”
“你对王明也了解吗？”江青问道。那时。毛泽东给她的一个任务，就是在和党内一些高级干部接触中，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和理论水平。所以，她对彭真的讲话很注意。
彭真“嗨”了一声说：“王明本来叫陈绍禹，他早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〇年，就在苏联的中山大学组织了个小宗派。当时他们有二十九个人，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只有一个人‘一半赞成’他的观点，所以也有：‘二十八个半’之称。他们的主要成员除了王明外，还有杨尚昆和张闻天这些人，都没有充分的实践经验，就会空谈马克思主义。本来，一九三〇年，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已经停止执行李立三的‘左’倾路线了。王明一伙从苏联回国后，他乘机打着反立三路线的和’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号，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提出了比李立三更左的路线，并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了四中全会，篡夺了领导权，统治了党中央。”
“你给我讲一讲王明路线的主张和他的内容吧。”江青似乎对什么都很新鲜，不断发问。
彭真滔滔不绝地讲道：“王明企图抹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企图超越民主革命阶段，一举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们强调攻取中心城市，举行城市武装起义，反对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路线。他们经常不顾条件地组织盲动主义的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操、罢市、罢课、罢岗、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等等。他宣称‘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他们打倒一切，认为中间派别，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甚至连小资产阶级、小业主都在打倒之列。在组织上，他们以‘改造党’、‘改造红军为名’，到处派他的代表，对反对他们的人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滥用组织处分……”
“你不要激动，慢慢地给我讲，这些东西对我太有用了。”江青对此表现出格外的重视。
江青掏出笔记本来，认真地记录着他讲的每一个重要情节。
彭真说：“王明路线，使白区的党组织百分之百受到了损失。一九三三年初，由王明的同伙组成的中央在上海混不下去了。才到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央根据地呀。”
“我恰恰是那个时候来到上海的。”江青叹了口气，说：“我说怎么搞的，党中央所在地一片白色恐怖，党组织破坏得一塌糊涂。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用文艺戏剧的方式为掩护，开始了我在上海的革命活动的。”江青竟向彭真主动地介绍了她在上海的工作。“正像你说的，那时党的整个组织还是在‘左’的路线的把持下工作的，我没有少受他们的迫害呀。”
彭真说：“王明分子到了苏区后，排斥了毛泽东同志对军队的领导，结果断送了整个苏区。在军事上看，他们长期在城市，对武装斗争根本不了解，只是硬性规定红军的任务就是单纯打仗，说主席是‘游击主义’，主张‘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在防御中，他们实行保守主义，命令军队‘分兵把守’，‘节节防御’，‘以堡垒对堡垒’，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红军大转移。这就是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来历……”
“当时你在哪里呢？”江青问道。
彭真说：“我那时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直到抗日前夕才出来，后来到北方局工作。”
江青惊奇地问道：“那你怎么能知道党的这么多的历史情况呢？”
彭真说：“我也是通过学习呀。在延安党校里，就是要好好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他的讲话，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这可是革命的基本功呀。”
从这起，江青对彭真产生了很好的印象，总认为他是执行毛泽东的路线的。
建国后，彭真主持了北京市的工作。江青有什么事情经常找他，他还是很热情的。但是，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江青敏锐地感觉到，彭真对毛泽东的态度变了！那天，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完会后，彭真有事找毛泽东，正好毛泽东和别人谈话。他来到江青的办公室，和她谈起了苏联的情况。
江青觉得彭真有点夸夸其谈：“纠正斯大林的错误，主要靠正确的制度。有了制度，就要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了。为此，就要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不然，还是会在正确的制度下犯错误。斯大林的教训就在于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和国家的任务，就在于依靠群众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调整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个环节，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我们决不能让斯大林的错误在中国重演……”
这句话，使江青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她对毛泽东说：“要警惕中国的赫鲁晓夫，我看我们党内并不是歌舞升平，万里晴空。有人可是要找你的毛病呢。”
毛泽东说：“这很正常，宫廷内就是围绕着权力这玩艺儿展开斗争嘛。斗吧，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不斗就不需要我们这些人了。斗，是经常的事情，是我们的本行嘛。告诉我们的一些朋友们，要注意北京，北京这个地方可是容易闹鬼的地方，容易出事的地方。宫廷政变不一定要动用千军万马，一个连就够了。只要把我抓起来。向全国宣布就大功告成了。不过，这话不能和别人讲，也不能宣传这些东西，防止提醒一些人，搞连锁反映。”
这话。又使江青感到了毛骨悚然。一种危机感总是笼罩着她。
有人揭发：一九六一年前后，彭真在许多的场合讲：“同志们应该好好地研究这几年来党中央的政策和路线，看看是不是有问题，需要不需要纠正。如果有错误就要及时地纠偏，否则后患无穷。在这年的十一月，彭真指派邓拓、项子明、李琪等人在西郊公园畅观楼检查中央和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下发的所有文件，企图从中找问题，以便算账。
毛泽东立刻警惕了，他对江青说：“看来北京迟早要出点事情，弄不好就会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也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要不是这几年抓阶级斗争，早出事了。”
一九六六年一月，毛泽东打响了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开始部署解决彭真等人的一系列措施。这年一月十八日，历时二十天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结束，这次会议所强调的就是突出政治的伟大战略意义。江青向毛泽东汇报的时候，这样说：“我和林彪谈了几次话，谈得不错。突出政治的提法，据林彪自己讲，是根据我军的历史经验和当前情况提出来的；是根据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提出来的；是根据社会主义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实提出来的。这次会议，主要是突出了毛泽东思想，就是要把你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林彪说，不管什么事情，都要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准。不论在任何时候，对毛泽东思想，都要坚信不移。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毛泽东笑着说：“这样一来，刘少奇看了又不敢轻举妄动了。我看通过这一段的措施，他们收敛很多了。但是不能停止，一旦给他们以喘息之际，他们的复合是以倍数来增加的。这个林彪也是找到了出气的时机了。刘少奇多年来重用彭真这个人，对林彪一直是采取压制的。林彪多次在我面前发泄对刘少奇和彭真的不满，他出来。彭真就怕。”
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彭真在转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时，和田家英多次商量，有意砍掉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部分。这个事实被关锋揭发了出来。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通过江青转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罢大怒：“彭真的确是要往外跳呀，好，他既然先跳出来，我就先打断他的狗腿再说。田家英是个卖主求荣、要给自己留后路的投机分子，这样的人不能再用。江青啊，还是从文化战线打缺口。然后再扩大战果。”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江青找到林彪，又找了总政的副主任刘志坚等人，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个会前后开了十八天，江青对当前文艺战线的情况作了分析，提出了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结论。会后，总政搞了一个纪要，毛泽东三次修改，正式形成了一个文件，即《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同年四月十日，彭真指示别人并经他审阅，起草了中央批发这个文件的通知。
彭真在这个通知中说：“在整个社会主义期间，文学艺术领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的一条极为重要的战线。在我国，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区别社会主义文艺还是资本主义文艺的分水岭。社会主义的文艺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政治服务。修正主义文艺，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文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地、富、反、坏、右服务，为资本主义准备条件。这是一场很尖锐的阶级斗争……”
但是，此刻彭真的日子已经很不好过了。他已经感觉到自从毛泽东批判了他主持制定的《五人小组关于文化革命的汇报提纲》后，还在采取重大措施，一场令他十分不安的压力正在向他逼来。
四月十六日，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彭真的问题。会议决定撤销以他为首的五人小组，撤销他的汇报提纲，重新组织了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
这下，彭真着慌了，跑到北京市委常委会上，双手作揖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一回可是砸了锅了，全靠诸位帮忙帮忙，渡过难关，我彭真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我大难不死。不会忘记你们的。拜托！拜托！”
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批发了七份揭发彭真的文件给北京市委，打乱了彭真的阵脚。紧接着在五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将彭真隔离反省了。此后，他就开始了挨批挨斗的生涯，最后被关进了监狱。江青得意地说：“彭真反革命集团曾经是很强大的，他们不可一世，简直要吃人。但是，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只用了两个小回合，就把他彻底打倒了。彭真嘛，纸老虎嘛。”
现在，这种结局轮到江青了。她说的纸老虎变成了真老虎。这难道不是一种命运的巧合吗？
第三十章
经过十年的岁月，江青并没有盼到自己想见到的局面。于是，她横下一条心，走向了自己生命的终点……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三日，对江青来说，是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日子。她决心告别这个世界了。在疾病的折磨和对前途感到渺茫的情况下，她想以此来最后一次震撼一下这个世界。
她已经为自己考虑好了归宿，她为此反复地作了很多的准备。也许，只有如此才能够把自己从无尽的回忆和痛苦的思考中解脱出来。这种解脱可以作为她的抗议，也可以作为她自己一生的总结。就在最后一次见到她的亲属的时候，她反复地说：“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我能够和毛泽东同志联系在一起，我已经得到了最大的满足。我无愧地说，我为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已经战斗到了最后的一息。不管他的事业将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我都可以说，我已经完成了我自己的使命，尽管不是成功的。我如果见到他，我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来晚了，本应该是他们送我来，现在是我自己来了。”
选择这条道路，她并没有感到过害怕。死，有什么可怕的？人活千年不也是要死吗？她感到满足的是：自己这一生轰轰烈烈，始终是人们所注意的焦点。对她这个不甘寂寞的女人来说，此生没有白过，足矣，如果说她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她生前看不到人们对她死后的最后的结论。因为她总不相信现在这一切就是她的盖棺论定。
自从一九八一年一月她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