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游戏-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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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界的人潮加入竞选活动，公司的钱用于赞助精致的社交节庆及文化活动。除了少数几人还撑得住华府今日的社交排场，绝大多数的社交场面都远不及企业界的气势。近十年来，公司行号已公开扮演社交名人的角色。从前政治人物大多避免与商业界有公开的接触，但是现在政治风气已改变了。
福特总统的新闻部长，现任福特汽车公司总裁德霍斯特说道：“人们谈到乔治城鸡尾酒会的口吻不再和从前一样。它仍然存在，却不复往昔般重要。其中一大原因是许多企业领袖都可以举行餐宴，并且邀请要人参加。他们发现华盛顿的人们根本不排斥参加商界举办的餐宴，也不认为它们具有太浓的中产阶级色彩。”
见多识广的自由作家麦艾温附和这种说法：“现在最典雅的晚宴都是在国家画廊举行的。”她指的是国家画廊主任布朗说服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东方石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及福特公司捐款支持重要的艺术展览的口才与能力。1985年福特公司出资300万至350万美元，将原存于英国贵族家中的艺术珍品运往画廊，并支付首晚招待查理王子及黛安娜王妃一系列餐宴中的绝大部分经费。英国王储及贵族的造访使华府冠盖云集，也是里根第一次就任总统以来人们所仅见。曾创下一天晚上曾有42场正式餐宴同时举行的记录。
这里显然不在是乌岱尔在60年代所看到的宁静小镇。玩的是新的游戏。旧的华盛顿市的步调是冷静而刻板的，宁静而友好，像在烟雾弥漫的弹子房比赛撞球，母球的去向全在意料之中一般。当时，虽然人们偶尔会对旧的玩法嗤之以鼻，但是我们熟悉那些打法，我们认识那些少数著名的玩家，并且了解他们的战术。但是60年代晚期及70年代初期的改革者执意要驱散烟雾，并且将旧制度的暗盘全都斩除。
讽刺的是，改革却造成如旋转木马般的政治马戏团。旧式撞球场的玩法已不再，现在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嘉年华会，有电动车、靶场及满屋子的电动玩具，里面有一飞冲天的太空船、震耳欲聋的音响效果及变化多端的背景。新的游戏节奏之迅速，令玩的人和观赏的人都目不暇接。
电视取代报纸
新的权力混战中，电视是造成革命性变化的一大因素。电视大致上已取代政党成为候选人及选民的桥梁。电视把政治人物引进客厅，让选民凭自己的印象下判断，而不再听从当地党务干部、工会领袖、教会发言人或商界领袖的意见。电视在竞选活动上的冲击是无法否认的。许多候选人因而根本放弃挨家挨户拉票的作法。
电视也深深影响华盛顿的权力运作。更进一步的腐蚀了两党在国会中的聚合力。电视助长了个别政治人物的独立性，使国会领袖在拉拢多数票时遭遇甚多的难题。电视造成的政治风气，是候选人必须营造其个人的大众魅力及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而可规避既有的政党组织体质。一旦他们跻身国会，政党领袖对他们的号召力也势必减弱。
电视也改变了其他的权力关系。从前，《纽约时报》驻华府特派记者克洛克（也是罗斯福总统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期间的重要的专栏作家）每星期总会在名士聚集的都会俱乐部举行非正式午宴。当时通常会有20个左右的政府高级官员参加，彼此闲聊、提供新闻，或者交换些不入流的故事。现在没有任何资深专栏作家有如此的号召力。显著的改变是1985年10月，有134名国会议员同时排队等着上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热线”节目。他们皆事先接获邀请，邀请中注明先到先上节目，大家竞相争取在电视上露面一分钟的机会——在电视上询问美、苏政策专家有关里根与戈尔巴乔夫日内瓦高峰会的结果。
电视已成为美国政治新的主体——1960年专属总统，到了70年代中期则扩及其他政治人物。电视剧烈改变整个政治活动的局势。最近几年，政治新闻的“销路”激增。除了既有的电视网新闻报导发生快速的变化外，1975年麦克耐·雷赫报导在公共电视播出，同年美国广播公司推出“早安美国”，1980年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每周播出“夜线”、同年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诞生了。一年后，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推出的周日晨间新闻为周日新闻节目打了一针强心剂。
明显的是，对那些既性感又具个人政治魅力的政治人物而言，电视无疑地提供他们一条捷径，同时也为来自社会其他阶层的名流开启了一扇通往政治之门，像前超级杯水牛足球队的四分卫坎普、纽约的篮球明星布莱德利、太空人葛林，及地区性的媒体红人如赫姆斯等人均是如此，至于好莱坞名星里根那就更不用说了。
布鲁金斯研究所政治学家赫斯在《最后的消息人士》一书中说，传播网的新闻报导事实上强化既有的领导阶层。以1983年为例，他发现部分参院领袖及若干具潜力的总统候选人，是获得晚间新闻、周日节目及五大报最多的青睐的人士。的确，最精明且善于利用媒体的领袖能利用电视提升他们的权力，参院共和党领袖杜尔是最佳的例子。但是赫斯特的调查显示，部分重要委员会的主席比其他势力较小、却知名度高的名士，如葛林及哈特较少在媒体上露面。葛林和哈特两人都是总统候选人，他们在媒体上广获注意，并非耐心遵循“苦媳妇熬成婆”及在政治中打滚的老方式才出头的，而是他们擅于利用媒体或恶名昭彰之故。
政治学家罗宾森表示：“媒体的改变，提供年轻议员及具魅力的议员更多出风头的机会，并因此赢得更多权力。”
多才多艺的新生代，是能在电视上展现魅力及机智的一群，有些人也成为重量级的代议士。协助他们走上捷径的是他们兼具电视魅力及简洁有力的风格，他们能将重要课题及讯息以简单明了的话交代清楚。肯尼迪对按资历升迁的政治极为不耐烦，他是率先在电视上经营个人魅力的人。部分总统角逐者，如纽约州的坎普就欣喜于与肯尼迪相提并论。这并非意谓着肯尼迪及其他电视议员并无具体建树，只是电视上的诉求是他们一炮而红的重要原因。为了要适应权力的更迭，即使元老级人物如众院议长奥尼尔等人，也必须学习电视论政之道。
国会方面，与电视一起成长的第一代政治人物中，以1974年的民主党议员最能流利的运用这个媒体——开朗、能言善道且精力充沛的政治家如索拉兹等。1974年这帮人大大地改变了国会的气氛，因为他们是突然崛起，且具有独立见解的一群，丝毫不理会国会既有的规矩。电视协助他们领先群雄，并且让他们在重要问题上经营影响力。随后在1978年，一大群共和党新生代宣誓就职之际，众院也已定期进行现场转播国会辩论的场面。部分人士，如佐治亚州能言善道的幸运儿金格里治，便善于利用媒体技巧累积其影响力。
除了坎普以外，共和党新生代中以葛拉姆锋头最健。来自得克萨斯州的葛拉姆，是里根政府中一名颇自负的经济学家。葛拉姆可不是刻板印象中空有光鲜外表而缺乏内涵的政客，而是头发稀薄、鼻架眼镜的学者。但是，由于能掌握适当时机、提出睿智的立法案、精于自我吹捧，并在电视上推销其构想等方法一炮而红。葛拉姆在1978年以民主党员身分进入国会，三年后他在审核里根预算时，领导南方保守派民主党参议员向共和党投诚，转而支持里根预算方案。1983年，他更改投效共和党阵营，而在1984年以共和党员身分跻身参院。一年后，他以参院新鲜人的身份，与另一名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新生代鲁德曼，共同策划了引起广泛争议的预算案。这项预算案拟透过每年强迫缩减赤字的方式，达到1991年平衡预算的目标。葛拉姆善于运用传播媒体的技巧，不但在政治上引起广泛的注意，在立法上也颇有成效。
部分老资格委员，称这些长袖善舞的新生代议员为追逐知名度“做秀马”，而立法案繁琐的细节则由“工马”负责。例如，参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多米尼西必须大幅修改葛拉姆——鲁德曼的计划才能使计划完成预期中的效应。但是公平而言，新议员实际上已发挥专业才能。真正引起资深委员嫉妒的是因为新议员不肯乖乖坐在后面当小徒弟。
电视协助打破既有委员会垄断政策的现象，使权力游戏因而开放。电视也避开了法案起草的繁琐过程，而直接提供了一个简明的展示馆。坎普和葛拉姆是典型的例子，他们知道如何透过媒体推销他们的构想及同僚，进而影响国会。他们透过电视将讯息传给选民，造成民间普遍的参与而后反映回到国会。因此电视提供了众院435名众议员100名参议员一个推销政策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当今国会如此难以驾驭的原因。
布鲁克林民主党新秀舒莫表示：“国会已变成原子厂。在众院里，我们有435颗原子互相冲击，相互影响，却不太和谐。以前众院较有结构性可言。现在没有任何束缚力将这些原子聚合在一起。”
舒莫说：“就某种程度而言，众院的情形反映了美国社会。我们的社会也像原子厂一般。事实上，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不管就哲学或结构层面而言，众院皆正确地反映了我们的国情。另一件令我惊讶的倒不是人们在国会中有多好的表现，而是政府机构本身的表现太差。我认为我们已远离强大领导阶段而倒向另一极端。”
但是对于常鄙视“华府纷扰”的人而言，舒莫的评论倒值得深思。我认为他说众院反映国家的说法是正确的。国会里固然有恶棍及笨蛋的存在，但是国会里定期出现的停摆及争议不休的僵局，并不是议员懒散或无能的表征。通常国会的缺乏进展，反映出人民对重大的议题缺乏共识。国会的无能往往并不是因为藏身其间的坏蛋及古董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有太多聪明、精力充沛，而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抢着上电视，以便将他们的意见传达给选民而形成的。
权力游戏愈开放，愈能刺激政治家扮演深具个人色彩的政治角色。除了遭遇真正的危机或是会期即将届满之时，参、众两院常常陷入停摆或仅勉强进行而已。但是这与其说是拙劣政客的错，倒不如说是因为权力过度分散以及互相抗争的利益而导致了缺乏强大的聚合力，无法让议员同心协力合作的情形。
第三章 竞赛游戏
第三章 竞赛游戏
一个冬日的下午，我问在参院服务了近18年的密苏里州资深参议员伊格顿，什么是华府最重要的权力因素？他想也不想就回答：“要身在多数党阵营中。”
当然就伊格顿的经验来说，这种说法千真万确。谁是总统、谁是议长，参、众两院中哪个党是多数党、谁是重要委员会的主席，关系至巨，眼见民主党把参院多数党地位拱手让与共和党的伊格顿解释说，谁做多数党，谁就能安排议事日程、选择委员会成员、安排国外访问或受邀前往白宫。
不过代表权力的正式头衔并不一定带来等量的权威，这是美国政坛恒久不变的教训，也是新权力游戏多变竞技场上颠扑不破的真理。美国人民经常在官衔与权力间划上等号，而忽略了权力难以捉摸的一面，而这难以捉摸的因素可以助长影响力及权威。政府的结构只是权力的鹰架，它未将人为因素考虑在内；高位固然提供了权力，但能否发挥这项权力却是一种政治艺术。没有任何权力是绝对的，因为我们的政治是一种游说竞赛，在这项比赛中，难以捉摸、看不见的因素非常重要，这在电视时代更是如此。电视凸显了政治家的性格，他的表现和观众的印象直接影响到他权力的大小。
从近来的经验，我们可知里根总统对于权力的运用是深得其中三昧，而卡特总统则不知所措；前众议院议长奥尼尔有滔滔辩才，而他的前任艾伯特好像从未露脸说过话；有些委员会主席可以达成任务，有些却一事无成；预算局长斯托克曼可以推动政策，他的前任米勒却只是个二流角色，在国会议员眼中毫无分量。
简单地说，权力中最重要的成分往往是无形的，信息是一种权力，露脸曝光是权力，会把握时机也是权力，信任及品格是权力，体能和自信也是权力，会作秀是权力，受群众的爱戴也是一种权力。能进入权力核心是权力，能从中作梗也是一种权力，占上风是权力，有时拥有权力的幻象也是一种权力。
不过总统运用权力的成功与否，首先看他是否能唤起大众的注意，如罗斯福所说的——强行向大众推销他的教条。宪法中并未明定这种权力，可是总统可以要求电视网拨给他时段，而且也经常取得，这是新权力游戏国度中最吃得开的货币。除总统之外，别无他人能吸引成千上万观众到电视机前，听他推动议程和政策，以全国上下作为他个人的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