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做好一件事-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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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出版社老板很快拿出了一份清单。我一看，吓了一跳，一个头变成了两个大！
这是一份赔偿清单。里面列出了我要赔偿出版社前期的版式设计、排版和校对等费用。
这些工作我们不都做过吗？难道不算？
阿尔出版社态度强硬，矢口否认：“你们没有做过，没有！”
另外，书稿里面的卡通插图原先是我自己画的，担心自己卡通画水平不高，便让出版社重新找人画，相关费用由我负责。也就是说我不清不楚地花钱买断了那些卡通画的版权，现在也必须为此拿出一笔钱来。
吃亏吃得不明不白。可是，出版方没有告诉过我这些细枝末节中的奥秘。我冤不冤？
阿尔出版社不按合同及时出版，最后又先提出不干，撕毁合同，到头来倒打一耙，居然要作者赔偿他们！费用总数大约38万马币，约合人民币七八十万。
无稽之谈！情急之下，我还是把这个情况向马哈蒂尔总理报告了。
马哈蒂尔总理得悉，很快找来丹斯里郑福成，让郑福成出面帮助我。
我把和这个出版社签署的出版合同，以及我催他们印书的所有传真信件拿给丹斯里看。
看完以后，郑福成说：“徐老师，不用再谈了，我什么都明白了。那就采用一刀两断的办法！”
2003年6月9日，郑福成把我和出版社老板一起约到他的办公室。当时在场的人还有郑福成的私人律师、私人助理，出版社老板的一个随从。
当天决定：立即中止合同。
对方要我拿出40多万马币。我断然拒绝：“你违约，还要我来赔钱，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谈判陷入僵局。
看到这种情况，郑福成站起身：“徐老师，你随我出来一下。”
我跟郑福成出到门外。
“徐老师，我看算了。你确实委屈，但如果签约方就是拖着找各种理由不做，我们也没有办法。你往宽处想，权当帮助马来西亚建设，吃点亏吧。”
沉思了好一会儿，看在丹斯里郑福成的面子上，我说：“尊敬的丹斯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么我听你的劝。只是“赔付”款项不能那么多。”
几经反复，最后敲定下来，由我“赔付”给这个出版社33万马币，并签订协议。协议规定：协议签订后，我先期即付20万马币。
我提出三个条件，第一，退还他们已经擅自印完的3000套书。这些书对我虽然已没有用，退给我也要全部当废纸处理。但我既然已支付20万元，书也是我写的，就必须把书还给我。第二，退还印刷用的菲林软片。第三，退还原稿。
这些条件一经达成，我就立刻支付剩余13万。
上述要求，出版社表示同意并写在协议里。
对于我提出的要求对方必须做到的三个条件，阿尔出版社极不情愿，一直拖欠办理。
我也扣住第二期、第三期应付款。按照协议，对方不还给我原稿，不给我菲林，我就可以不再付给他13万马币。
可是对方击中了我的一个软肋：我在和教育部的合作协议中，约定三年期间，我不能在马来西亚发生任何法律问题，或涉及法律纠纷事件。正是抓住这一点，阿尔出版社设下圈套，来了个故意违约。然后以我拒付13万马币为理由，向马来西亚吉隆坡地方法庭起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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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下三滥的人身搔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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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起诉他的，我培训我的。
在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同志的推荐和介绍下，我聘请了马来西亚著名律师陈怀安先生，迎接对方的挑衅，向对方提出了抗诉。
陈怀安律师是一位70多岁的老律师，在马来西亚律师界享有较高威望。他是马来西亚著名金狮集团常年法律顾问。
陈怀安律师了解了全部案情，对对方的评价只有四个字：无理取闹。
陈怀安律师内疚地对我说：“他们对待来帮助马来西亚搞教育的朋友，缺少起码的礼貌。但你要相信他们是非常少数的人，不过是在为个人的商业利益进行恶性竞争，他们不能代表马来西亚人民。”
起诉方哪里知道我从来做事一向仔细谨慎，与他们打交道以来，我很细心保存所有的历史资料，哪怕是随手签的一个小字条。陈怀安律师看了我保存的原始证据材料，信心百倍地对我说：“这个官司我们一定会赢。”
这个官司赢不赢，在对方恐怕并不特别重要。这帮家伙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一次次地制造违约，让我惹上官司，最终撵我走人。
这真应验了中国的一句成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阿尔出版社刚到法院去告了我，又有一封告状信，寄到了马来西亚教育部课程发展局。
这封告状信极尽贬低之能事，却又是那些陈词滥调，骗子啊、欠出版社13万马币不还啊；等等等等。
陈怀安律师看了这一封信，对照马来西亚历年来的法律条款，民事、刑事法典，一一列举了阿尔出版社所违背的相关条款，并指出了相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不愧为大律师，不服不行！
陈怀安律师告诉我：“根据马来西亚的各种法典，你打这场官司一定会赢。”
我真的不愿官司缠身，一旦惹出官司要牵涉到我的很多精力。全马珠心算教师培训正等着我做，我哪里有精力打官司啊？”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对方不依不饶，这场官司目前还在进行之中。
就这还不算，还有更下三滥的举动――开始对我进行各种人身骚扰。先是敲我家的门，然后敲我办公室的门，干扰我的正常生活。
非常无奈的情况下，我退掉了出租房。房主不解：“你不是说要住3年吗？为什么住得好好的，就要搬家呢？”我只能苦笑着编出理由请求房主谅解：“想搬一个离我办公地点更近的地方去住。”与此同时，我通知女儿就读学校，做好安全保卫。
2003年8月，我接连接到威胁电话：
“你要不给钱，我就杀死你。”
我针锋相对：“那你就来杀吧，我不怕！”
“你不给我们钱，出门撞死你。”
“那你就来吧！”我毫无惧色。
从2003年8月开始，我小心翼翼地出行。进了办公室以后，一定把防盗的铁栅栏门锁上。每天这么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关门、锁门，助手们都觉得太麻烦了：“徐老师，我们每天把门锁着办公，就和坐在牢笼里差不多。”我只得把实情相告，“抱歉了，让你们跟我一起担惊受怕。”
出版社的老板把戏出尽，也没能让我放弃工作，更不见我“滚”回老家，就索性根据我原先交给他们的教材和作业本原型，请人改头换面又写了一份，内容基本是模仿我的，但教师指导用书他们无能为力写出来。鉴于中国珠心算的权威性，他们也请了中国某珠算协会的一个人，挂上了他的名字作为这套教材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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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准备“弹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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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孩子：“我们想当神算子！”
捣乱者看前面的种种伎俩失效，又想出新点子整我。
按照合作协约，我的职责有一条，必须到各地小学巡回指导。但他们勾结教育部个别官员，设法限制我去。办法是，不给我买飞机票，不给我报销住宿费，以致于从2004年4月开始到2005年9月，正常的巡回指导无法顺利实施。
这件事我已多次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但无济于事，都石沉大海。不能现场巡回指导，事情还得去做。我就设热线电话做咨询服务。老师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就会打电话过来向我咨询。我想，这样效果当然不及面对面教学，但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
制造这种局面的人一定暗暗得意，我又吃亏了！但他们有没有想过真正吃亏的是马来西亚珠心算教育，吃亏的是马来西亚政府，吃亏的是马来西亚人民。商人重利，这不假。但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利益也追求不到。有道是，心有多大，天有多大。他们为了利益，无所不用其极地破坏这个经过政府正式批准的项目，这样的人品，事业哪里做得大？
合作项目实施第二年，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马来西亚教育部计划于2004年8月21日至24日进行一次珠心算教师培训。事关重大，但直至8月19日下午，有关部门才正式通知我。这份通知有培训的时间，但没有培训的地点，当时阿尔出版社正在千方百计地折腾我，根据我的判断，这种没有地点的培训通知，十有八九是假通知。所以我不予理睬。
结果，我因此被扣上了一顶不去培训老师，违反合约的无辜帽子，又被告到了教育部。教育部于2004年8月25日签发了一份公文，定于8月30日召开一个“弹劾会”，准备“弹劾”我。
但这一切都在秘密进行之中，我一直蒙在鼓里。
8月30日早上9点15分，我突然接到下午去教育部课程发展局开会的通知，会议内容只字未提。
当时我就一愣，心中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为什么8月25日签发的公文，要到8月30日上午才正式通知我？这其中必有名堂！”
下午2点钟开会，我1点钟就到达了会议现场。因为我事先有感觉，所以，当天除了一名助手，我还带了一名法律顾问。
会议的组织者听说我带了律师来，便说：“律师是无关人员，不能进入会场。”
“如果不让我的律师参加会议，那么今天我也不参加会议了。”他们看我的态度这样坚决，最终让我们都进去了。
环顾会场，我发现课程发展局总监来了，部长助理来了，法律组的律师来了，有关职能部门的领导都来了。还有马来西亚各个州负责珠心算教育的官员也参加了会议。
据我后来了解，情况是这样的：那些认为我在商业利益上抢了他们饭碗的珠心算教育机构和出版社，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个别私心重的官员不断地向高层诬告我，说得有鼻子有眼。谎话重复一千遍，就极有可能变成真理。
教育部的有关官员，开始也不太信这些话，但这些人总去说，弄得沸沸扬扬。高层领导就决定，不如来一个“三堂会审”，你们不是说徐老师没做工作吗？我们让徐老师也来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说得正确，徐老师自然卷铺盖走人。要是说得不对，你们从此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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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马哈蒂尔退休了，那些人趁机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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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人和马哈蒂尔夫妇在绿野仙踪过开斋节。
会议开始，主持人让我先发言。
“我们到这边来，是来帮助马来西亚提升小学数学教学水平的。前年教育部的欢迎会，大家的心情像吉隆坡的阳光，格外的灿烂。但今天我有不好的预感，我不希望今天的会议开成欢送会。”
当时有一个官员起身发言：“据我了解，徐老师这两年没有做什么工作。”
我反驳：“这话不符合事实，就2003年一年时间，我向马来西亚教育部送达了98个工作报告，平均每4天就有一个。所做的事情无论大小，一应详细汇报。怎么能说是没有做工作？”
那个官员立马接茬：“徐老师说向教育部送过98个报告，可是谁看到了呢？”
此时，我不慌不忙地打开随身携带的公文包，拿出了一摞子公文放到桌上。
“我现在向大家出示这98份上交教育部的报告。”
我举起了几份文件，手指这些文件上加盖的公章说：“每一个送达到各部门的报告都加盖了各部门的公章。”
为了让与会人员都看清这些报告，我随手将这些摊开，满满的一桌子。
那位提问发难的官员愣了好几分钟。紧接着，又开始强词夺理：“徐老师刚才出示的98份报告，确实可以证明他2003年做了一些工作。但是2004年呢？他还是没有做工作，仍然说明他这个珠心算教育顾问是不称职的。”
我从容不迫地从公文包里又拿出另一摞材料放到桌上，说：“今天是2004年8月30日。这些材料共82份，是今年1月份到8月份我送交给教育部各部门的工作报告，每份报告上也都盖有各部门的公章。”
听众席上响起了一片议论声。
那个官员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欲说无言。
结果，当天的会不了了之。但是教育部的高层已经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
会后，有一个不过谋面之交的教育部官员，把我拉到一边，“你那些材料怎么准备得那么充分？”
“这是我的工作习惯。每一份上交教育部的材料，包括上交时间、内容，分别交到了哪些部门，我都记录在案。回复文件和意见，我都妥善保管。做这些事，主要是为了督促自己。我拿了马来西亚人民的薪俸，就应当为马来西亚人民好好做事。我要求自己珍惜每一个月、每一周，甚至每一天的时间。同时我要把我工作的情况及时地向马来西亚教育部各有关领导和部门作汇报，也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指导。幸亏这样做了，要不然今天我可就出丑了。”
他哈哈大笑。
看了我履行合约遇到了这样多的困难；许多读者朋友不由得会问；你为什么不把你的遭遇向马哈蒂尔总理报告？是他力邀你来马来西亚的，他会出面帮助你的。
其实，读者朋友或许有所不知；马哈蒂尔总理2003年10月就已正式退休。正